本章论说清代与现代论者以边界限定为特色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阶段。在接受汉宋论者语义拓展的同时，这一时期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了新的诠释特色。在怀疑以意逆志命题有效性的观念背景中，出现了限制以意逆志命题边界的诠释方式。本章梳理其诠释特征，探究其原因，审视其意义。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有效性的怀疑
汉代赵岐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提出的是“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宋代辅广注释以意逆志命题，主张的是“此乃读书之妙法，不但说《诗》而已”。这显示了汉宋论者诠释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基本立场是扩展。虽然汉宋论者所作的诠释不同，宋代不同论者对以意逆志命题内涵理解各异，但认同以意逆志命题的有效性是其诠释的共同前提。针对已有的己意以求以意逆志诠释，宋学诠释不是对以意逆志命题意义的否定，而是对已有命题内涵诠释的超越。正是在认同有效性的观念基础上，生成了汉宋论者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语义拓展方式。也就是说，汉宋论者把以意逆志命题往内去挖掘其意义空间，向外扩展其使用范围；这种内外开拓成为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基本方式。
汉宋论者把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扩展为解《孟》、论《易》直到读书的方法观念，并在具体的运用中从《诗》的篇章扩展到杜甫、李商隐、李贺等诗人作品。正是面对汉宋论者这种以意逆志命题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展，后世论者出现对以意逆志命题有效性的关注。
孟子云：“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固已，然此特为断章取义言之，非谓全诗大旨可以臆断也。
朱子以《诗》求《诗》，是就《诗》之字面文意以得是《诗》之何为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或问：“子何不有取其说且加正焉？”余曰：“以意逆志，须的知某诗出于何世与所作者何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
孟子会说“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但他自己是最不会“论世”和“逆志”的。
不论世知人，不了解诗的作者的时代和思想、生平，所谓“以意逆志”容易陷入主观臆断。
把以意逆志命题的有效性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这是清代方玉润、阎若璩和现代顾颉刚、李泽厚、刘纲纪等人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共同观念。在这种观念背景中出现了限定以意逆志命题适用范围的诠释方式。
从现代视野看，可以说赵岐是把以意逆志命题限定在解说《孟子》，朱熹限定在读经书的适用范围；但在赵岐、朱熹诠释的自身语境中，他们针对的是孟子以意逆志说《诗》命题而作解文、读书论题的范围扩展。而正是已有汉宋这种以意逆志命题扩展的背景中，才有其后论者强调以意逆志是读书穷理之法而非论《诗》之法的限定。
书曰：“诗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诏咸丘蒙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后儒因谓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谓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道理。此论读书穷理之义则可耳，诗则当知其事实而后志可见，志见而后得失可判也。
顾镇认为“后儒”把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理解为吟哦上下、推来推去的方法，这是适用于读书穷理而不是评判《诗》的方式。限定以意逆志方法的适用范围，顾镇的论说恰恰就是针对朱熹式以意逆志读书法的诠释扩展而作。
扩展与限定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者用“不但施于说《诗》也”、“不但说《诗》而已”，强调其不仅适用说《诗》还适用更多的对象；后者用“此特为断章取义言之，非谓全诗大旨可以臆断也”、“此论读书穷理之义则可耳，诗则当知其事实”，强调其适用某种对象而不适用某种范围。
对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而言，汉宋论者诠释与孟子提出命题相比较而呈现的是扩展诠释方式。而与汉宋论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相比较，其语义拓展的方式以及语义拓展的命题内涵被后世论者接受认同，但同时出现了新的诠释方式，即在关注以意逆志命题有效性观念背景中产生的边界限定的诠释新格局。
从以意逆志诠释史的角度看，清人阎若璩所谓“就《诗》之字面文意以得是《诗》之何为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现代郭绍虞所论“以意逆志的方法是由主观的体会，直探到诗人的心志里”，显示了论者对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语义拓展。但其语义拓展的诠释方式是在边界限定的背景中展开的。所谓边界限定，指的就是面对已有以意逆志命题扩展而自觉限定适用范围，并在这种限定适用范围的观念前提下确定其内涵与意义价值。
上文所列以意逆志命题有效性的论说来源于清代与现代两个不同时代，其论说显示了两种不同限定边界的方式所实现以意逆志命题的不同诠释。具体来说其限定边界的方式，一是在孟子思想整体中与知人论世命题统一结合以限定以意逆志命题的方法有效性，一是在历史观念整体中批判主观臆测方法以限定以意逆志命题的意义普遍性。
二、知人论世的限定
清代论者对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新格局就是在知人论世的框架中阐释与运用以意逆志命题。“‘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结合，便有了一种理论的自觉，几乎成为清人解诗不言而喻的通则。”论者关注到清人声称“以意逆志”者，多主张以“知人论世”为前提；而号称“知人论世”者，多标举以“以意逆志”为目标。
在《孟子》书中，“以意逆志”和“论世知人”是在不同的地方讲的，孟子并没有把两者联系起来。后世有人指出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夫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不得也。……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之。”(《孟子正义》引顾镇《虞东学诗》语)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不论世知人，不了解诗的作者的时代和思想、生平，所谓“以意逆志”容易陷入主观臆断。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被认为是孟子的两个命题，李泽厚、刘纲纪强调后世指出这两者不可分的说法有合理性。进一步看，这种合理性与其说是来源于孟子命题固有的方法内涵，不如说是来源于顾镇、焦循等论者本身所强调的两命题结合与统一。换句话说，“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两命题的这种结合与统一是清代论者自身视野中的理解方法观念的产物，是在其自身观念立场上通过重新改造、组合孟子命题而成的。“清焦循作《孟子正义》已感到‘以意逆志’有‘断章取义’之弊，引顾镇《虞东学诗》语：‘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之。’这是对先哲遗产的改造，是与清代学风相贯的。”
具体来看，知人论世命题（常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等话语形式）是逐步从《孟子》文本中提取出来，并与以意逆志命题结合作为读书颂诗的方法命题。所谓的知人论世命题是从《孟子》文本中的“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提取出来的。正如前文所论，孟子这个命题与其以意逆志命题有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是在“尚友古人”论题与视野中生成的。
从孟子“尚友”命题引申到清人的知人论世命题，涉及三个主要转换关键点。首先是提取知人论世（或“论世知人”）的语言组合形式，其次是形成知人论世的读书颂诗方法观念，最后完成知人论世前提下的以意逆志解诗方法观念。
明代冯从吾开始从孟子尚友命题中提出知人论世命题，出现了知人论世的话语形式。
尚论古之人不是一乡一国天下之外另有个古之人，只是一乡一国天下善士已往者都是。……都要去尚论一番，便是与他为友一番。故曰尚友诵诗读书，知人论世。又不是到友天下之善士后才去诵诗读书、知人论世。……自古未有这等解友字者，解之自孟子始。末节又尚论古之人一句已说尽了。即当直接是尚友也。又说诵诗读书，若曰尔平日已是诵其诗、读其书，只是当个诗书诵读了，不曾知其人论其世，与不诵不读何异。故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二字正是照应又尚论古之人句，不可以言行平重。且此章书正是孟子传心要诀，惟万章可以语。……且说知人又说论世者何也，夫人之受诬多因所处时势不同，不得不冒有过之迹。后人论人又多执今日之时势议论古人。如何能识得人，须是要论世在当日事势如何，在今日时势又如何，必设身以处其地，然后能得古人之心，而相谅于形迹之外。
“知人论世”的话语形式是在其论说孟子尚友方式中提出的。在《少墟集》中冯从吾多次使用“知人论世”词语形式，“聊书此以报去浮，以附于知人论世之义”。但其关注“知人论世”与“诵诗读书”一起组成的识人、识心方式，是孟子命题固有视野与论题本意的引用。
嗟夫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尧舜其心至今在夫。尧舜其心至今在，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学者能诵诗读书、知人论世，恍然见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见其心；则灵源浚发一念万年，横渠诸君子将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哓口耳，则虽起诸君子与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冯从吾所论“学者能诵诗读书、知人论世，恍然见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见其心”，正是孟子所论知人论世呈现的尚友命题意义。朱自清认为“至于‘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并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孟子“这段话是讨论‘交友’的，但孟子别出心裁地把交友范围扩大到了古代，由于古人已往，而惟留诗书作为交友的凭借，于是便引申出如何颂诗读书等与文学批评有关的问题”。现代论者多有这种引申：
孟子这段论说有两层的内容：一个层面是谈“尚友”……一个层面是论“读书”（“颂诗”）……在孟子的心目中，这两个层面的思想内容是贯通的，是结合的，是统一的，统一于进德成人。但就本文的立场而言，我们当然更加注重第二个层面的思想内容，将“知人论世”亦即“由其事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视为孟子首倡的解诗读书的历史解释方法。
现代学者周光庆认同“知人论世”是尚友以进德成人的方法，但强调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三者是不同层次的东西。因此，三者共同属于尚友论题；同时其三者内在不同层次关系使得知人论世在另一层次上是解说诗书的方法。而周光庆的这种引申不在赵岐与朱熹的观念之中。赵岐解释为“读其书，犹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论其世以别之也”，是读书论世知古人高下；朱熹理解成“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是在观言考行中知古人。二人都是在知人的论题中理解孟子此命题。
“‘知人论世’分眀拈出千古读书要旨”的论说显示的是在读书论题中使用“知人论世”术语。在读书解诗论题中，明代邵廉、王思任、孙奇逢的论说是以意逆志命题与知人论世命题结合的萌芽形式。
今言二君诗者。试沉思默对味味外之味，致韵外之致，即字字可痛哭流涕。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以论其世，又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嗟夫士隐约暗修卒与世违，无以明志多矣，然亦安知后无子云哉。故今刻伯玉集而序之如此。
善作诗者，必起于知诗。善知诗者，必起于知人。岐山夫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故其读《小弁》、《云汉》等诗，俱因人以知其事，而意志逆之言外。
或曰此章须合论世知人以意逆志参看。方见“不尽信”非废书乃所以信书。犹先儒所谓读书当观圣人作经之意，非敢于疑经传而蔑弃之也。得此意而推之，是非明而邪说熄。岂必尽出仲尼之门哉。概说不足信者非。
可以说，知人论世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是侧重孟子语境，在尚友论题与颂诗读书关联，二是侧重后世论者语境，在读书解诗方法论题与以意逆志相关。孙奇逢“此章须合论世知人以意逆志参看”完成了二者的词语形式的结合，王思任“因人以知其事，而意志逆之言外”在知诗的论题中开始了二者方法内涵的结合。
清初考据学发轫之初的代表人物阎若璩明确提出了“以意逆志”使用前提。他一方面强调“论北山以意逆志便识得读诗之法”，另一方面，认为“以意逆志，须的知某诗出于何世与所作者何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特别关注孟子“他日告万章以颂古人之诗，辄继以知其人论其世。盖诗必有所作之人与所当之世”。
可以说，清人完成了“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话语形式结合与在读书解诗论题中“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方法内涵的结合。孟子尚友命题变为“孟子谓颂诗读书必知人论世”，方苞就多次强调“孟子言诵诗读书，道在知人论世”，“孟子说诗必以意逆志而又在于论其世”。
孟子提出了“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的命题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的表述，如果抛开上下文有关‘尚友’的讨论，那么这段话中的‘知其人’、‘论其世’便成了前提，而‘颂其诗’、‘读其书’并理解其内容便成了目的”。清代论者就是抛开了“尚友”论题，在读书解诗论题中使用知人论世，并在知人论世的前提下确定以意逆志方法的有效性。
从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的角度看，在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关系中，清代论者开始了对以意逆志使用前提的关注，这形成了清代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新特质。汉宋论者的语义拓展在被接受的同时，出现了诠释的新主题；以意逆志命题的内涵与意义在新的诠释主题中展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中焦循《孟子正义》对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注释认同赵岐解释“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但其引顾镇《虞东说诗·以意逆志说》显示的以意逆志命题意义不同。以孟子观念结构限定以意逆志命题而提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结合，顾镇在《虞东学诗》中强调“夫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预忧后世将秕糠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说以防之。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也”，代表了清代论者开始的限定以意逆志命题有效空间。
通过《孟子》文本的断章取义而引申出知人论世命题，并与以意逆志命题结合建构孟子思想的方法观念整体；清人认同孟子观念的有效性，其所作诠释凸现的是作为知人论世释诗原则下的以意逆志辅助性方法。
三、主观臆测的批判
现代论者对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新格局就是在历史研究方法与传统批判立场的观念背景中理解孟子以意逆志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