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我以为我已经彻底摆脱了梦魇，然而当我处理完谌思的事情后，噩梦又像幽灵似的纠缠着我——列车的轰鸣，刺耳的刹车，子弹一样射出的人面石，还有像树叶般在空中翻飞的谌思……最后在我眼前定格的总是那块人面石，嶙嶙峋峋，狰狞凶恶。每每的，我都从梦中惊醒，大汗淋漓。那些本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的事，却久久地萦绕我的心中，迟迟地不能成为过去……
1
“说吧，你再把过程讲一遍。”一个长得黝黑矮胖的中年人，我心里叫他“矮黑胖”，沉着脸，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我惶恐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不知所措地望了望带我进来的陈建设，他的外号叫“黄毛”，上初三，学校造反兵团战斗队的队长，我们两家住在同一个大院。
“不用紧张，你知道啥就说啥，但要说真话哟。”我没见过他，他肯定不是学校的老师。一定是感到刚才的话生硬了，他把语气调整了一下，还特意冲我笑了笑，这时他下巴的那道疤，刀子似的闪了闪。“就是，就是，孩子，你不用紧张。”桌子后面一个拿着小本的人对我说。我听屋里的人叫他许记者。在他一侧，还有两个我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初中了吧，刚上初二？听说，你和谌思同一班，两家又是邻居，你和谌思特别好？”
我张开嘴，没能让自己说出一个字，只是努力地咽了口唾液。我试着让自己不紧张，但，大脑里已是一片轰鸣，窗外高音喇叭里校广播员声音高亢，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可我，只听见了几个词，它们过于耳熟能详。
……那天，我和谌思来到兴甘河。那里正在修筑水库。广播里传出一个很有磁力的男中音：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力的又一次深刻体现，是反帝反修的又一巨大胜利。我们俩，一起来到工地上。那里，红旗招展，车水马龙，热火朝天的。我们俩，也跟在忙碌的人们后面，搬走一些小石块，或者帮推车的搭一把手……我们在兴甘河工地上待了很长的时间，决定离开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不，不是我提议的，是谌思，他说咱们回去吧，肚子有点疼。我们是顺着铁路走的。走到马蹄岭的时候，天色渐渐暗了。这时，谌思的肚子更疼了，他说让我在路边等他，他跑进了草丛。我就坐在一块石头上等他。
“马蹄岭，我去过。”黄毛显摆地插话，“顾名思义它是半环形的，像马蹄。在马蹄岭那，铁路顺着山势，由西向北拐了一个大弯。”
“矮黑胖”不高兴地瞥了黄毛一眼，“接下来呢？你接着说，说得详细点。”他边说边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接下来，谌思就回来了，我们继续向前走。走着，谌思突然慢下来，他停在铁轨旁，俯下身子，把耳朵贴在铁轨上——“这个孩子，有很强的斗争意识，警惕性真高。”许记者插话说。我看见“矮黑胖”不耐烦地剜了许记者一眼。我急忙说，我也过去听了，当时火车还没有出现，但铁轨上已经有了微微的震动。“要来火车了。”这话，是我说的。
后面的事就是，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像我们学校广播里曾广播的那样：我和谌思继续向前走，火车的轰鸣已经越来越近。谌思拉了我一把，他想让我离铁轨更远一点，以免出现什么危险——就在这时，谌思突然发现，不远处，就在铁轨上，似乎有一块黑乎乎的异物——“那是什么？你看，是不是石头？”说时迟，那时快，具有高度警觉的谌思就像一匹野马，百米冲刺一般向前飞奔，而我，也跟着他跑了起来——是的，铁轨上确实有一块大石头，在我看清的一霎火车已经呼啸而来，气浪几乎能把我掀翻……就在我的前面，奔跑的谌思奋不顾身，已经抱起了石块，努力想跨出铁轨……火车还是碰到了他，他的身体就像一张纸片，真的是那个感觉，在空中毫无重量地翻了两个转，然后跌入到草丛。火车是在继续行进了一百多米之后才停下的，刺耳的刹车声就像无数的针。
“那个用自己生命挽救国家财产的孩子，”拿着小本本的许记者向前翻了一页，“谌思，谌思，他现在……”
“在医院里。”“黄毛”赶忙说，“谌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英勇。能够舍己为人的……人，他的右大腿骨折，还有20厘米的伤口，一大块肉都撕裂了。好在，别处没啥大事儿。”
许记者看了看“黄毛”，然后转向“矮黑胖”，“我看，过两天，等他的情况更好一些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去医院……”
“不！我们继续了解情况。”“矮黑胖”猛地一挥手，满脸的反感。
2
“好吧，你再把过程讲一遍，看你还丢了什么，有什么没谈。”许记者让我在他的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下来，“谌思，他，这次可立了大功，避免了一次车毁人亡！要好好地宣传他，尤其是，作为可改造好的子女。这是个典型。”他递给我一块大白兔糖，“没吃过吧，可甜啦！这是前几天我去参加省文革工作宣传会的时候买的。”
我接过了糖。这种糖，我是吃过的，我父亲曾经给我买过，谌思也曾给过我——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些说出来。“说吧，你再把过程讲一遍。”
我又重新说了一遍，这一次，当然更加细致：包括那天的天气，工地的号子，风吹过松林时的声响，包括车在撞上谌思时我突然的僵硬，包括，谌思压抑的呻吟和我的哭喊，包括，跑下火车来的司机，他如何一把抱起谌思……
“你想一想，那天，你们俩，是谁提议去水库工地的？”
我想了想。其实不用想，但我还是用出了“想了想”的时间，表情，一副大人的样子。“是谌思。”当时，我对自己的表现有着小小的得意，要知道，那年，我已经十三岁。
“那他有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去那里？”顿了顿，许记者接着问，“要知道，你们要去玩，干什么跑那么远？”
“他没说，他没说理由，是不是？”
我点点头。是的，他没说理由。但是，但是……
“他父亲，咱们地区的二号走资派，是反对在兴甘河上建水库的。谌思去那里……”许记者沉吟了一下，“你说，他是不是想——想通过实际的观察，接受教育，让自己认清走资派父亲的反动本质，从而，更坚定地和自己的旧我旧家庭决裂？”他盯着我的脸，“之前，他说没说过这样的话？他，对自己父亲的错误是不是有过坚决的抵制和反抗？”他接着又强调地加了一句，“这很重要。”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那一刻，我竟然有些走神。我回想起的，是一次谌思带领我们去看大字报时的情景。
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如此：十几个行署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每天傍晚，去最繁华的中央大道看大字报。当然是谌思招呼我们，他是我们这群孩子的领袖，我们愿意服从他。当时，运动已经由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涌进我们这座偏僻的山城，它来得相当迅速，也相当暴风骤雨：仿佛一夜之间，中央大道两旁，以地委行署为中心，耸立起两排又高又长的大字报栏，那上面糊了一层又一层白纸，阳光一照像针刺眼睛一样的疼，远远望去，白白的犹如两条巨大的挽带。我们这些生长在大院里的孩子，受父母影响，极为关心国家大事，都有一种强烈的接班人意识——读大字报，谈论国家大事是我们这些孩子一天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像吃饭一样重要，不，比吃饭还重要。
那天，一切都像往常那样。我们三口两口吃完饭，就朝集合地点跑。“人都到齐了吗？”谌思站在地委宿舍大院的报栏前像以往一样习惯地问了句，同时用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的人，就像一个临战前的指挥官审视他的部下，这已经成了我们相聚时的一个固定程序。也不待我们回答，把手一挥，我们就浩浩荡荡跟着他走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晴朗黄昏，夕阳的余晖，把地委大院一栋栋青砖楼房都涂抹上一层金黄色，一深一浅，一冷一暖的两种色调很不协调地掺和在一起，显得光怪陆离。
按照以往的习惯，我们三三两两地从路南到路北，从左至右浏览大字报。突然，我们中的一个孩子从路北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神色慌张地悄声和另外几个孩子说着什么，边说边用眼角瞥着不远处的谌思。刚才还叽叽喳喳的孩子，立刻鸦雀无声，一个个呆愣在那里。我好奇地跑过去，刚要问什么，一个大孩子在身后拽了我一把。我默默地跟在谌思的身后，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窥视谌思的神情。突然我看见大字报栏右端醒目的标语上有钮坤的名字。钮坤两个字故意歪斜着，上面还打了一个大红叉。钮坤是谌思的父亲，那名字是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听谌思讲他爸爸为了纪念那段艰难的岁月，那化名就一直沿用下来。那条标语生怕别人看不见，每一个字比脸盆都大。那时我正在学美术字，我敢肯定那么大的字非得两寸半的排笔才能写得出来。
我愣了一下。然后，把目光悄悄转向谌思。他的脸色那样难看，仿佛是木头刻出的，仿佛那根本不是表情，而是一块用旧的抹布。他的身体在摇晃，简直如同——没有什么可比喻的，当时我想不出来，现在也依然想不出该怎么来描述它，可是，那个场景，那个情境，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忘掉。他木然地立在那里，仿佛是在冰窖里。
“你怎么了，在想什么？”许记者问我。他把我拉回到现实——怎么？你说什么？
“我问你，谌思是不是早有和走资派的父亲决裂的苗头和举动？你一定要好好想想，认真想想。”许记者用钢笔点了点桌上的小本儿，“这很重要。对谌思很有好处。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好事……当然，要实事求是。”
我想想，想想。在看过大字报后，谌思就悄悄从我们面前消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在我们面前出现。他连续两个晚上都没回家算不算？他母亲来我们家找过，都快急死了……“算，但没有特别强的说服力。你再想想还有没有……要坚决点的，斗争性强的，就像报纸上、广播里经常宣传的那样……那更好。”
我想起手枪的事：那天，谌思拿着自己做的木头枪对我们说，他的木枪是勃朗宁，和真枪一模一样。我们有点不信，特别是黄毛，他大谌思两岁，总爱和谌思抬杠——木枪会和真枪一模一样？你见过真勃朗宁枪吗？吹牛，真会吹！受到质疑的谌思面红耳赤，他夺过木枪，说了句，“你们等着！”不一会儿，他就拿了一把真的手枪来，还带来了他父亲的持枪证给我们看。据谌思说，这支枪，是他父亲在一次战斗中从一个日本鬼子大佐的手上缴获的……
“这不能算。噢，不，应该算。他用行动揭发他父亲私藏武器，准备进行反革命复辟。这素材太好了。你从来没和别人说过吧？这件事，你暂时不要再和任何人讲。”看着许记者眉飞色舞又神秘的样子，我非常奇怪，真不知道这些大人们是怎么想的。
那还有什么？“譬如，谌思和他父亲争吵，据理力争……”我没见过谌思和他父亲发生什么矛盾，却真看过他父亲生气，那次偷枪给我们看，谌思挨了他父亲严厉的训斥。谌思低着头一声不吭，一脸羞愧。末了，还是他姑姑给他解了围。至于反抗，斗争……
“其实也允许一些，一些合理的……想象。”许记者又拿出一块大白兔糖，“你回去好好想想，下午我去医院。”他把糖递给我，“有些话，你，说出来比较好。”
3
那天下午，妈妈带我去了医院。谌思恢复得很不错，至少看上去如此。他和我谈起那天发生的事，从我们决定去兴甘河开始回忆——他记得其中的每个细节，记得自己当日所有的所思所想。他的兴致特别高——
孩子啊。我妈妈眼里蓄满了泪水。她摸了摸他的腿说，现在它怎么，怎么样，好了吧……那一刻。谌思的脸略略暗了一下，但马上恢复到灿烂之中：“很可能……不过我很高兴，为了国家，个人的牺牲能算得了什么。阿姨不用为我担心。”
傻孩子啊。我妈妈又说了一句，但这次的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只有她自己能听得见。随后，我妈妈换了另外一种语调，谌思啊，你觉悟真高，真勇敢，阿姨也要向你学习呢！说完又转过脸嘱咐我说，你跟谌思是最好的朋友，要好好学习他的精神！
这时，许记者、黄毛跟着几个人走进了病房，屋里立刻被挤得满满的，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妈妈赶忙起身告辞，可谌思拉着我不肯松手。谌思对走在前面一个穿戴着崭新的绿军帽、绿军装却没有帽徽和领章的人说，“鲍司令，我最好的朋友。那天就是我们俩发现铁轨上石头的。”他把最好的朋友几个字咬得很重。鲍司令！竟然是造反兵团的鲍司令，他的名字在当时我们地区可是如雷贯耳。而谌思当着大名鼎鼎的鲍司令面这样宣称，我是他最好的朋友！还把发现铁轨上石头这莫大的荣誉分给了我一份。那一刻，我感觉身体从里到外都在发光，有一股热热的暖流在我体内奔涌……
“好好，都是好孩子，干革命就需要年轻人，就需要这样不怕苦不怕死、勇于牺牲的年轻人，这个世界，是属于你们的！”鲍司令拍拍我的头。
鲍司令很忙，他们一帮人在病房里待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时我注意到病房里还有另外一个中年女性——谌思说，这个大婶来自农村，很不一般，报纸上也宣传过她，“铁娘子小分队”的队长。前些日子在修筑水坝的时候，从高处摔了下来，脑震荡，现在只知道吃喝拉撒，但有时还会喊一句——说到这时，那个大婶竟然配合地喊起来：“毛主席万岁！”
“看，人家大婶的觉悟。”谌思一脸认真地说：“那天，我在抱起石块的一刹那，脑子在飞快地转着，想起黄继光、董存瑞等革命先烈，想起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你真行。我对他说，我当时都傻了，腿一点也不听使唤——“要是你先看到那块石头，你也肯定会跑过去的，我相信！”我……我用力点点头，眼里，竟然有了泪花。
就在那天，谌思告诉我，他已经获得鲍司令的特别批准，参加红卫兵战斗队。他作为可改造好的子女参加的。不久，由许记者撰写的长篇通讯《千钧一发的时刻》，在地区报纸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文章报道了谌思奋不顾身，保护列车的英勇事迹。文章还配发了谌思穿着病号服，脖子缠着白绷带的照片。我拿着那张报纸，一蹦三高地跑回家给爸爸妈妈看，不想爸爸只是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有些疲惫地把报纸放到一旁，“我看过了。”爸爸漠然的态度，并没有影响我，我仍然沉浸在这篇文章的喜悦之中，除了那上面提到了我的名字，我还为谌思命运的转变而高兴。报纸上说，他受伤以后，人们自发地到医院去慰问他。
我还记得那天妈妈带我去看他，临走时他对我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也是你的。你一定要帮我。”他紧紧地攥住我的手，“你也知道，我不能总这样下去吧！这一年来，我过的是啥日子啊。”
4
这段时间，谌思是怎么过的？
我想起在谌思父母被抓走半年后的一个晚上。那天我们大院孩子结伴到驻军军营看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电影回来，路过行署大院外的那排平房时，我突然看见西房山的那间屋子的灯亮了，我的心一阵狂跳，紧张得下意识地闭住了嘴。我悄悄地离开伙伴们，又绕了回来。
这排房子原是行署存放杂物的仓库。谌思的父母被抓之后，他们一家被赶出原来的住所，在这排仓库的西边腾出了两间屋子让他们一家住。现在亮灯的屋子就是谌思住的地方。我来到屋前，屋门紧紧地关着，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旁的窗前，想看看里面的情况，不想那一块块玻璃全都被白纸糊住了，屋里什么也看不清。我不甘心，把耳朵贴在窗子的玻璃上，仔细地听着屋里的动静。终于我听到屋里传来一阵“沙沙”的响声，那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划在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