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B城参加一个笔会，决定去之前，将名单来回看了很久，发觉并没有熟悉的人，这才答应了主办方，开始收拾行李。
这主要因为，我挺害怕将自己置放在一群熟人之中，尤其是半生不熟的，但凡这类活动上出现的，基本属于那种碰过几次面，听说过对方的名字，或者阅读过一些他或她的文字等等，所以交情并不深，但认识，就因为这个“认识”，常常出于礼貌或尊重，要向对方寒暄，或者接受对方的寒暄。然而在陌生的人群中，这种感觉就会好些，因为寒暄可以省却了，也没有人命令你的嘴巴必须行使说话功能，你可以专注把玩手机，或者朝着一处发呆，甚至将陌生人一个个地揣摩过去，找点儿小说素材什么的，最终达到参加笔会的意义。
我是从Z城出发的，为节约时间，选择了高铁。这是我这些年来的一个习惯，即常常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以节约时间为根本原则——但我并不知道那些节约下来的时间又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
比如现在，我将乘坐高铁代替普通火车而节约的两个钟头用在了候车厅，与一群和我一样在把玩手机、发呆或揣摩别人的人坐在一起。出于以上三种状态，或者因为过于专注，我差点儿错过了检票时间。太安静了，我是指检票排队的人，没有出现推推搡搡或争先恐后的现象，而是有秩序地轻移脚步，脑袋低垂，用把玩手机的方式保持了这一安静。我常常想，如果时间倒回二十年，人们在候车时干些什么呢，那时没有手机，当然，那时也没有时速惊人的高铁。
由于迟到，走进包厢时其他人都坐定了，两个旅行箱堵在门口，好像两个门神似的，我问是谁的？没人理睬，几双眼睛瞟了一眼后又事不关己地望向窗外。我只好用脚推了推，挤进来，对上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上面说了，选择高铁是为了节约时间，这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主办方承担往返路费，当然，机票除外。所以这使我没有理由选择廉价的交通工具，这种心理虽然有点儿卑鄙，怎么说呢，谁不是这样呢？
车厢里坐了四个人，两男两女，对面是一个胖男人和一个胖女人，年龄都不大，二十来岁的样子；我的右侧是一位年纪和体型都与我相仿的姑娘，很瘦。这种坐法挺有趣的，一男一女，交叉而坐，好像上帝的有意为之。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和我的邻座以及对面的男女要搭讪的冲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再一次发觉我嘴巴的说话功能的退化，这和手机的出现有没有关系，很难说。
我没有把玩手机，也没有看窗外，而是对着包厢里的几个人一阵揣摩。便于叙述，我将他们进行了编号，胖男子叫男一号，胖女子为女一号，我身旁的姑娘自然就是女二号了，这很有电影的味道。
女一号穿了一身与身体尺寸不相符的衣服，很紧，把胸口处勒得鼓鼓的，或者原本就是鼓鼓的，她低头听歌，耳机隐藏在清汤挂面式的头发里。手机里播的什么歌曲听不清楚，但很吵，吱吱喳喳的，这种声音有点儿扰乱我的思绪，使我不能专注地想一些事情，所以我想提醒她声音小点，刚欲开口，女一号就把脑袋抬起来，看着我，那种眼神很无辜，好像与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毫无关系似的。
我终究没有说话，也戴上耳机，用一种声音抵御另一种声音，但我不想听歌，调拨了一番后又把手机关闭。
在做这些的时候，男一号一直愣愣地看我，我以为他有话要对我说，这种感觉非常不好，我并不想搭讪，我觉得此时我的嘴巴比我的身体更需要休息。但很久过去了，他仍然用这种眼神看我，依然没有说话，后来我想了，或许我也是他发呆的一部分。
此时的软座包厢挺安静的，四个人不约而同地望着窗外，而窗外什么都没有，可能正是这种“什么都没有”的景色才吸引我们，尤其是男一号，他甚至把脸贴在玻璃上，屁股在暗地里搜寻一种舒服的姿势。我想起运载家禽的车辆，那些猪啊鸡啊，被装在一只只铁笼子里从一处运往另一处，它们也不发出声音，两只眼睛漠然地看着窗外，就像现在的我们。
突然，女二号笑了起来，对着车窗玻璃，好像发现了什么，这使男一号抬起他那尊庞大的屁股也看向窗外，依然“什么都没有”。
男一号又坐回原来的姿势，继续冲我发呆；女一号则扫了一眼后也把脑袋埋下去，清汤挂面遮住了整张脸。但女二号的笑声没有停止，好像用这样的笑声使我们对她进行“发现”。请允许我此时用了一个“我们”。
猜出来了吗？女二号突然问。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后目光终于落在女二号塞在耳朵里的耳机上，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对我们发问，而是对着电话里的另一个人，大概这个人还没有猜出她是谁。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她向那个人抱怨，你怎么就听不出我声音了，我是小青，小青啊。
终于记起来了，电话那头给予了回复，大约又问了些什么，女二号不停地笑，说，我去天津办事，你不是在天津吗？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我现在在高铁上——
说真的，我并不想关注别人的电话，挺没意思的，但女二号的声音特别的——特别什么——我还没想出一个准确的形容词，她的声音使我置身于一片刺槐丛里，浑身不自在。她称对方哥哥，也有可能是谷谷。
她说谷谷，你是不是还是老样子啊，我也是老样子，单身一个，我妈总是说我二十七八岁的人了，也不把自己给嫁了，我妈她不知道，这年头嫁人比杀人还需要勇气。
女二号滔滔不绝起来，对着那个叫做谷谷或者哥哥的人，然后又发了一阵感慨，她说，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让两个不会水的人一起跳水，走上跳台，得把眼睛闭上，一头栽进水池也就得了，可我现在已经把眼睛睁开了，我看见了水在下面不停地暗涌着，那简直是一个大窟窿。你说我怎么还敢跳呢？不过几年前我是可以的，那时刚从南大毕业，觉得世界美好，可那时忙着“为国家做出贡献”，没时间找个陪你跳水的人。现在倒好，几年新闻跑下来，就像干了一辈子似的，谷谷，你说，干了五年新闻怎么就跟干了一辈子似的呢，这大千世界全被你看在眼里，每天没有点儿抢打烧杀好像都对不住这世界似的……
我已经没有兴趣继续听下去，因为女二号开始讲述一些社会新闻什么的，这些众所周知的——新闻——已不足以称之为新闻，就像告诉另一个人，某某城市某某小学某日发生了校车翻车事件，这样的新闻可能每周都会出现，人们都习惯了——每天以不同的形式死掉了一些。百度、新浪、搜狐、腾讯给市民提供若干新闻，专门让一起吃饭、娱乐或干活的人找点儿共同话题什么的。打开电脑打开手机，先是跳出一段话，某某地区发生了某某事件，目前伤亡人数已达多少……这伤亡人数不达到它个千八百万的，都不算是新闻，都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死这么点算什么呢，死得更多的简直多了去了。
我不想听女二号的电话还因为我有了困意，再说，我已从电话里掌握了一些基本信息，女二号：小青，女，二十七岁（也有可能二十八岁），未婚，南大，新闻工作者。这些信息对我来说意义不大，要不是她的声音超出了应有的素养范围，我是不会关注的。
我想我真的困了，把旅行箱和背包仔细查看了一番便立即睡去。
我应该是睡着了，睡了一小会儿，记得还做了个梦，梦里正在参加笔会，一群一群的人啊，听着会议，吃着招待餐，整个笔会过程几乎所有人都在低头把玩手机，好像一离开这个玩意儿，就会胸闷心悸，呼吸困难。在会场上，我还遇见了一个熟悉的朋友，我们曾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我们只习惯用手机信息交往，突然面对面的时候，竟说不出话来。整个笔会我都想鼓着勇气和她说句话，哪怕一句“再见”。
但我还是醒来了，没有来得及在梦中和朋友道别，女二号的声音将我从梦境中拽了出来——她还在打电话。
醒来后的软座包厢里，女一号已经不再听歌，正在手机上玩一种“切水果”的游戏，她用粗笨的手指在手机屏上划着，然后那些色彩鲜艳的水果便炸得汁水四溅。男一号依然保持发呆状态，但已经不是对着我，而是转向女二号。后者仍在打电话，和那个叫做“谷谷”或“哥哥”的人。
我不知道一觉醒来高铁已经到达何处？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
我挪了挪身子，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色，那些千篇一律的模样使我无法判断到达了哪个城市。
到济南了，现在已经到达济南了。女二号突然说道，她应该是告诉电话里的“谷谷”。她说谷谷你还记得济南那次记者会吗？那次办得多好啊，会议发的纪念手表我现在还戴着呢——
我转过脸看她的手腕，果然有一只手表，浅蓝色的，户外运动的那种。
女二号又讲述与手表有关的话题，但我已经不想听了，然而并不是我选择不听就可以不听，她的声音毫无阻拦地传进我的耳朵，这使我十分急躁，以致厌烦——她凭什么打破我们应有的宁静？
男一号和女一号脸上也出现了相应的不悦，纷纷抬起头看向我，眼睛里多了同仇敌忾。接收了这样的目光后，我的内心舒坦一些——女二号的电话将我们三人遣向了同一战壕。
但我们始终没有说话，更没有制止女二号的电话行为。
女一号又重新打开音乐，耳机塞得紧紧的。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觉得手机真是个好东西。男一号也掏出手机把玩了一阵，看了看图片和视频，然后又走出包厢，可能是方便去，可能是为了更好地看看“什么都没有”的窗外。我则开始打量女二号，还能干什么呢我？
刚才说了女二号和我一样，很瘦，现在发觉不能用简单的“瘦”字形容她，我想起一个词语：瘦削。十分形象，贴着骨头削过一般，女二号的腿和胳膊，基本上看不出有“肉”的迹象，尤其是那张脸，苍白，纤弱，下颌尖尖，说话间隙的时候，那张嘴就会半张着，像是对什么事表示不理解，又好像是等待对方的一声抱怨或批评什么的。她用没有握手机的那只手从包里拿出一瓶饮料，夹在两腿之间，一拧，就着嘴边轻轻抿了一口，好像并不是为了解渴，而是为了完成某一个动作。她把脸又转向窗外，只留给我一个隐约泛着青筋的侧面。
此时的女二号让我想起一个人，黛玉，掩面咯血的黛玉，我想她如此之瘦，身体应该不太健康，或者有病。
我后来病了，济南回来那次。女二号忽然说道，耳机线像两道青筋逶迤在脸侧。她说谷谷，我从济南回来后就病了。
果真猜中了，我甚至为自己的正确判断感到得意。
女二号说，我从济南回来就接到了个采访任务，一个生命垂危的肺癌女孩，我陪她度过了最后一个礼拜，我问女孩最想完成的心愿是什么？她说她想去海边，和好多好多的朋友。是的，她已经没有朋友了，没有人来看望她，因为肺癌。她每天躺在一堆白色里，眼睛看着窗外，那是二十七层的高度，窗外连一只鸟都没有。她的父亲每天来医院，向医生打听情况，打听距离死亡的准确时间。她的母亲怀孕了，所以不能来，怎么说呢，对于这个家庭，怀孕应该是一个极好的消息。女孩很可怜，我好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躺在白色的床单上。我每天都去看她，我不能带她去看海，因为离开呼吸机她就会死去，我给她看大海的图片，给她读关于友谊的书籍，我读着《追风筝的人》，读《肖申克的救赎》，“我发现自己如此的激动，以至于不能静静地坐下来思考，我想只有那些重获自由即将踏上新征程的人们，才能感受到这种即将揭开未来神秘面纱的激动心情。我希望跨越千山万水握住朋友的手；我希望太平洋的海水如同梦中的一样蓝……”我们一起朗读和背诵着，常常被这些文字搞得泪流满面。
我把脸转向女二号，她的声音和她的肩膀一样抖得厉害，身子很轻薄，如同一片纸贴在床壁上，她微闭着眼睛，嘴依旧半张着，眼皮上毛细血管清晰可见，然后一颗眼泪就从那些不太浓密的睫毛下悄悄溜了出来。
她说女孩去世后自己也病了，不是肺病，而是神经官能症，整夜整夜地失眠，焦虑，头痛，绝望。我不想继续活下去了，她对“谷谷”说。
我以为我不再害怕听到死亡的讯息，因为这个世界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人在死去，灾难，意外事件……但是肺癌女孩的离开让我感到绝望，去世那天我在她身旁，医生用白布将她裹起来放到一副移动的担架上，她轻得像一片叶子，谷谷，你知道吗？那一刻，我觉得死去的那个女孩正是自己……
软座包厢里安静起来，女二号的电话内容也不再使我感到厌烦。男一号不再看着窗外，而是冲着女二号发呆，或者是聚精会神在听；女一号也抬起头，清汤挂面后的眼睛里有了内容，她手机的音乐不知道什么时候旋小了，或者关机了。我们，对，我们，此时都在认真且悄悄地倾听着二号的叙述。
窗外阳光突然暗了下去，突如其来的黑暗使软座包厢变得狭小和安静起来。
女二号倾斜身子，不急不缓地和“谷谷”讲述自己的事情，又像是在和我们讲述一样。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该说些什么，和女一号，和男一号，抑或是女二号。这些年来，很多感知变得麻木和淡然，也害怕和身边人进行所谓的交流，就像现在。
四个人之间的距离不知什么时候挨得近了，大概是黑暗的原因。
女二号问“谷谷”，听说过神经官能症吗？那是一种叫人绝望的病，它不会摧残你的肉体，却会一点一点地啃噬你的精神，让你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
她的声音比先前低了下去，眼睛依旧微闭着，青色上眼皮不停地跳动，有时往嘴边抿一口水，抿一小口，也被呛住了，然后猛烈咳嗽。
此时我多么希望电话那头的谷谷或者哥哥能给她一点安慰，或者，就让软座包厢的靠背给她一点温度和柔软吧。
过了一会儿，她坐直了身体，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嗨，谷谷，谷谷。她叫着电话那头的人，天津到了天津到了，我要到站了——
城市在玻璃外出现，她起身把旅行包收拾好，刚才阻挡我进门的两个“门神”被她拎在手里，做这些的时候，她依然在说话，和那个我们并不认识的“谷谷”说话。
她说，天津有大麻花和狗不理包子，唔，还有什么，谷谷你想请我吃什么呢——
我想如果我是那个谷谷，我该请她吃什么呢——
车稳稳地停下来，女二号一边说着吃什么的话题一边向门口走去，就在转身离开的一瞬间，我突然看见那副耳机，那副挂在她脸颊两侧的耳机——它像一根茫然不知所措却在不停寻找攀登的藤蔓一样悬挂着——并没有与手机连接。
高铁又开始缓缓启动，下一站将是我要抵达的B城，软座包厢里补进了一位乘客。男一号，女一号，还有我，我们都没有说话，保持着软座包厢的这一宁静。那个女孩已经随着人流走向了出口，太阳完全沉下去了，黑暗涌上来，她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
此时，我多么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在天津，在她抵达的这个城市里，他叫谷谷，或者哥哥。
原刊责编 刘照如 本刊责编 付秀莹
【作者简介】 汤成难：女，生于1979年，江苏扬州人。出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抗战》《那年碎夏》《把乳房交给谁》，2011年开始短篇小说创作。现从事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