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儒学家殷海光的回忆，他的老师、哲学家金岳霖曾言：“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此言颇有深意。
如果我的任何一部著作让读者感觉心旌荡漾，那一定是我的错。我们正在阅读的历史不应该是冰冷的，但也不应该是滚烫的，它仅仅应有平凡人的正常体温。在冷静中，我们才能找到真理的入口处。
感谢那些创造了中国商业进步的人们——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还你们一个公道。
感谢那些记录了历史的人们。为了这部企业史，我阅读和采用了大量的前人成果，一如我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我没有在书后罗列一大堆图书索引，这主要来自两个考虑：一是我在正文中都已经标示出了有价值的资料来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它们；二是为了节约纸张，我常常为自己的图书定价昂贵而不安。
我要记下并在这里朗诵这些学者的名字，他们对中国近当代史的研究令人肃然起敬：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ere）、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高家龙（Sherman Cochra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孔飞力（Philip A. Kuhn）、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罗斯基（Thomas G. Rawski）、刘广京、郝延平、杨小凯、王业键、余英时、杜润生、朱学勤、雷颐、梁小民……
为了此次写作，我去了上海、深圳、天津、安庆、重庆、南通、无锡、南京、宜昌、福州、宁波、广州、镇江、香港等很多城市，感谢那些地方的人士，他们为保留前人的事迹和遗址正做着不为人知的工作。
感谢我的助理朱琳、陆斌和崔璀，本书在很多环节上离不开他们的协助。感谢东方早报社的诸多同人。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长、潘岳总编辑和我的责任编辑蒋蕾，他们对我的宽容和忍耐好像总是没有边界。
感谢我的太太邵冰冰。我原本打算用人物列传的方式来写作这部作品，是她的坚持让我改成了现在这样的、与《激荡三十年》保持一致的编年体体例，这让我多付出了几倍的工作量，现在看来，她是对的。在过去的几年里，写作成了家庭生活最主要的部分，我唯一能作的补偿是，尽量陪她和吴舒然同学去看每一部新上映的“大片”。
接力赛式的创作告一段落了。我动笔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吴舒然同学背着小书包刚刚跨进小学的校门，到今天，完成《跌荡一百年·下》，她已经要上初中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不动声色地更替着昨天和明天，它给我们的生命留下了花开、花谢、雨聚、雾散，它从不白白地来，也不白白地走。
至今，吴舒然同学对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屑一顾”，我无比耐心地等着她提出批评的那一天。
吴晓波
2009年夏季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