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穿出云层，在缓缓降低高度。一个意识闪过：合肥！合肥到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在大西北的荒山野岭里，我曾向合肥的方向低头默哀；每当黄昏降临，我常常在医院的平台上，翘首遥望那暮色苍茫的远方。合肥啊合肥，我曾千百次地梦见过你，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今天，我终于来了，来到了我日夜思念的地方。
已经是深冬季节。寒风凛冽，枯枝摇曳，一条灰白色的公路，蜿蜒在黑黄色的地面上。沿着爸爸九年前的足迹，我来到了他最后生活的地方。
这是一所部队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如今已经改作仓库，堆满了纸盒药箱。九年前深秋的一个夜晚，爸爸被秘密地押送到了这里。就在这间小屋内，度过了他43年革命生涯的最后43天。
亲爱的爸爸，在您弥留之际，你曾呼唤过我。那时。我本应该守候在您身边，陪伴着你去迎接死亡。可是……爸爸，还说什么呢？女儿来迟了，直到九年后的今天，我才来到您的病房，可早已人亡屋空。想到这里，我真是百感交集，万箭穿心，不由得泪如雨下。
当年管过爸爸的医生和护士们，讲述了爸爸最后43天的情况。他们的心情是沉重的，有的含着泪花，有的则泣不成声。他们说，爸爸入院时，已经病情危重，只能扶床稍事活动，诸如到床旁箱中拿些东西。自从进病房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不久因完全性肠梗阻而进行第二次手术，术中见癌瘤已广泛转移，密布整个腹腔，只得关腹作罢。手术过程中，几度血压下降，面色苍白，出冷汗，爸爸镇静地对麻醉师说：“我现在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他毫无惧色，终于以坚强的毅力，闯过了手术这一关。术后，病情日趋加重，完全不能进食，只依靠静脉输液维持生命。到了1969年11月30日，这位老战士的心脏，终于精疲力竭地停止了跳动。医生们说，爸爸很少说话，经常陷入沉思状态，时时都好像在期待着什么。对医护人员十分客气，每次查房治疗后，总是说：“谢谢你们，你们累了，你们辛苦了。”尽管他已十分虚弱，但总是主动配合医生护士的工作，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回想不久前，三○一医院的几位护士，曾向我们讲述过这样一件事：那时爸爸正值大手术后，又出现严重并发症，这位护士同志为他打针。因为怕他痛，推药比较慢。爸爸说：“小同志，你就快点推吧，不要耽误你的时间，我不怕痛。比起我精神上的痛苦来，这小针的痛算得了什么？”还说：“你以后不要待我这样好，否则会受批评的。”
医生和护士们，还为爸爸那惊人的毅力所折服。他们说，尽管病到那种程度，尽管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但却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呻吟和叹息，没见他流过一滴泪水。他们惊奇，那充沛的精力与那骨瘦如柴的躯体，是那样地不相称；那年过六旬的老态与那敏捷的思维，也是那样地不相称。“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顿悟了斯大林的这句名言。有一位医生告诉我，曾经有两次、当病房只剩下他时，爸爸突然抓住他的手，用低微的声音，异常恳切地说：“医生，我没反毛主席，我一生都没反过毛主席啊！”爸爸去世后，医生、护士们出于好奇心，打开了爸爸的那只木箱，看到了他书写的诗词及满箱子的马列经典著作和全套毛选，这才知道，那位被改名换姓，神秘地送到这儿的孤零零的死者，原来就是陶铸。当他们读了爸爸的诗词后，都感到困惑了，他们难以理解，一个“叛徒”、一个“反革命”、一个“反毛主席的两面派”，怎么能够写出这般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
医生们还告诉我，爸爸临终前，曾嗫嚅着双唇，说出了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请求：“让我女儿来，让我女儿来！”听到这儿，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我掩面俯在椅背上，强烈的悲痛，以及一种无法弥补的痛楚之感，使我恨不得要捶胸顿足大哭一场。然而我毕竟还是冷静了下来。透过朦胧的泪眼，我见在座的人都在那欷歔落泪，唯有妈妈自持如常，那面部的表情，就像是一座庄严的雕像。好一个坚强的妈妈呀！你不愧是爸爸的老战友、好
伴侣！
告别了医生们，我们来到了殡仪馆，进入了一间朴素的小房子。迎面映入眼帘的，就是桌上那只黑色的骨灰盒。原先，我曾千百次地设想过，当我见到爸爸的骨灰盒时，一定会扑上去，紧紧抱住它，尽情痛哭一场。然而，当真的这一天到来时，不知怎的，我竟一动没动，没有号啕，没有泪水，仅仅是睁着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呆呆地看着那只小盒。我思想上怎么也转不过弯来，这只小木盒，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像他那样精力旺盛的一个人，岂能为一只小盒所圄？像他那样铁骨铮铮的一个人，岂能变成一撮灰土？我实在难以接受这残酷的事实。此刻，只有到了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过度的悲痛反而是无泪可流的。我才真正地明白了，原来妈妈的痛苦比我更深沉。无泪的悲哀，实在是胜于那号啕的大哭啊！
当我抱着骨灰盒走到外面时，一阵风吹来，掀起了覆盖在上面的党旗，我突然激动地涌出了热泪。党旗啊党旗！今天终于覆盖于爸爸身上了。爸爸呀，您的遗愿，我的誓言，都同时实现了。您曾在党旗下战斗了一生。如今，战胜了重重困难和挫折的我们的党，终于把她那鲜红的旗帜，覆盖在您的英魂之上，仅此，爸爸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回京的路上，我一直将爸爸的骨灰盒紧紧抱在怀里，紧闭双目，仰靠在座椅上。耳边总是响着爸爸的呼唤：“让我女儿来，让我女儿来！”眼前老是闪现着爸爸那期待的目光，那倔强的神态，我渐渐觉得，我怀中抱着的，绝不是无生命的骨灰，而分明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我在心里对爸爸说：爸，您快看，中央派专机接您来了，您的女儿和老伴，您从未谋面却到死揣着相片的外孙也都来了。女儿亲自捧着您的骨灰，接您回北京去。爸爸，求您睁眼看看吧，看看您的亲人们吧！
爸爸，我接回的不仅仅是您的骨灰，更主要的，是您的革命精神。在这最后的43天里，您自始至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就像绝壁上的一棵苍松，无论怎样的酷暑严寒，风吹雨打，都傲然屹立，宁折不弯，充分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松柏气节和云水襟怀。您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量和光热，去捍卫党的原则，您用不屈的战斗姿态，走完了您生命的最后几天。
飞机又穿过云层，在降低高度，下面已是华灯初上的北京。在那里伫立着您生前的许多老战友们，他们会和我们一道将您送到八宝山，一个共产党员最光荣的归宿。
（陶斯亮，197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