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马克思：《魔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547-549页。
[5]马克思：《思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403-404页。
[6]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558-559页。
[7]燕妮：《致马克思》（1846年6月24日），《马克思家书集》，第75页。
[8]燕妮：《致马克思》（1843年3月初），《马克思家书集》，第98页。
[9]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1-442页。
[10]马克思：《致燕妮》（1863年1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40页。
七、年轻时的诗歌创作
马克思喜欢说，“风格就是人”[1]。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作为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科学理论方面。但他也喜欢诗歌。在大学读书时，他不仅读了一些伟大诗人的作品，收集了欧洲各国许多优秀的民歌，而且还创作了不少诗篇。
1835年冬，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参加一个学生诗歌小组，开始诗歌创作活动。1836-1837年，他创作了献给燕妮的《诗歌集》、《爱情集之一》、《爱情集之二》和一本献给父亲55岁寿辰的诗集，还创作了幽默小说《蝎子和弗里克斯》、幻想剧本《奥兰尼姆》。
那个时候，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诗歌是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在一些民主主义者的诗歌中，“响着警钟的声间，音韵里夹着兵器的铿锵之音”[2]。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正是运用诗歌的形式，向封建专制主义发射猛烈的排炮。马克思在青年时期，也运用了这种形式，表达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一切反动势力的憎恨，抒发为革命事业而斗争的决心。早在中学读书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认识了这个制度的反动性。几年来对社会的深入观察和了解，使他更加认识到，“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3]。《奥兰尼姆》中，他形象地指出，旧制度就是一条缠在人们身上的毒蛇，决不能对它表示温存、怀抱幻想，而必须对它进行斗争，把它扼死。
在《人的自豪》这首诗里，马克思用诗的语言，暗喻旧制度必将灭亡。他蔑视“浮华加贪婪的生活”，蔑视“青云直上”的人，认为他们没有前途，而自己正在模糊追求的理想则“前途无量”：
等待着你们的当然是灭亡，
你们都得在华丽的宫殿腐烂精光，
不管你们是否保持着无忧无虑的神采，
还是直截了当地化为尘土飞扬。
我们怎么样？我们前途无量，
我们的视野开阔，道路通畅。
我们所需要的是勇往直前，
只求在遥远的地方稍事休息，静养。[4]
马克思也用诗歌的形式，批判麻木不仁、软弱无能的德国庸人。本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因而在反对封建斗争中软弱无能，畏缩怯弱；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则保守落后，无所作为。马克思把他们轻蔑地称为德国庸人。他们全都缺乏彻底、尖锐、勇敢、无情的品质，缺乏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广阔胸怀，缺乏进行政治变革的觉悟和胆识，缺乏投身革命洪流的大无畏精神。他们“固步自封，而且希望别人也能固步自封”[5]。在他们看来，正如地球和天体永远按照常轨在太空翱翔一样，德国专制制度也将永世长存；因此，任何革命发动都是不必要的。马克思非常厌恶这些庸俗市侩。在一首小诗中，痛斥他们安于现状、麻木不仁、对祖国前途和人民命运无动于衷的态度：
德意志人在安乐椅上，
痴呆呆地坐着，一声不响。
四周的急风暴雨在发怒，
天上的阴霾黯黯，浓云密布，
雷声隆隆，闪电蜿蜒似蛇舞，
他们的脑海里却风平浪静，安之若素。
但只要太阳在晴空里露面，
暴风雨的怒吼声刚听不见，
黎明即起，他们就跑出来高呼，
还写下一本书：《灾患已告消除》。[6]
同德国庸人相反，刚刚诞生的、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正威风凛凛地登上历史舞台。这个阶级要摧毁衰朽的旧社会，在废墟上建立新社会。虽然这时马克思还不了解这个阶级的优秀品质和伟大历史使命，但是他在《人的自豪》里描写了一个具有宽广的胸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决心以火焰和行动摧毁旧世界的勇士。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挑战，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7]
在诗歌集里，有几首讽刺诗，是批判宗教虔诚主义者的无知和偏见的。宗教是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反动统治阶级拼命鼓吹宗教迷信以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革命民主主义者则“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8]，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反动专制统治的批判，把批判宗教虔诚主义当做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也利用讽刺诗这种幽默的形式，尖锐地嘲笑宗教虔诚主义者把世界一切都看做上帝的创造和恩赐的荒谬观点。
在一首关于歌德的诗里，马克思模仿虔诚主义者的口吻写道：
对女人来说，歌德是个讨厌鬼，
因为他的书不适合老太婆念。
他把本性描写得赤裸裸，
也不设法用宗教伦理来遮掩。
他该学一学路德的教义问答，
而后才能写得出优美的诗篇。
咳，歌德有时也能写出一点好东西，
可惜他忘记加上“是上帝创造的”。[9]
在一首关于席勒的诗里，他用同样的笔调写道：
席勒这个诗人好是好，
糟的是他圣经读得少！
在他的《钟》里，真可惜，
连复活节都没提到，
也没有提到那耶稣基督
怎样骑着毛驴进城堡。
真遗憾，在《华伦斯坦》一剧里，
竟只字也不提大卫的功劳。[10]
马克思创作的诗歌，既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也逼真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景况和思想情绪。在《海上船夫歌》里，主人公满怀战斗的激情，英勇地向旧世界挑战，即使“冒着莫大危险”，也决不妥协，决不后退，战斗到底。这首诗中贯穿着无所畏惧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即将出现的革命家的生动形象：
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生活，
我常常在深夜里被唤醒，
我经常听见警钟敲响，
还有大风的咆哮呻吟。
那时我很快就离开
舒适而温暖的家，
驾着船儿来到汪洋大海，
那里狂风呼啸雷电交加。
我在与风浪搏斗中锻炼成长，
并不指望上帝来给我帮忙，
我扬起船帆信心满怀，
仰赖可靠的星辰引航。
在漫长的决死战斗里，
我浑身是喜悦的活力，
我充满了粗犷的热情，
我唱出了豪迈的歌声。
你们尽可以在我的船儿四周，
有气无力地喧嚣，
哀求我的宽大饶恕，
但船还得开到目标。[11]
马克思对自己创作的诗歌是不满意的，他写这些诗并不是为了发表。他认为这些诗虽然也许还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对蓬勃朝气的追求”[12]，但还存在不少缺点。他非常谦虚地指出，这些诗内容不够充实，语言不够洗练，过多地考虑修辞等。许多年以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把这些诗集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梅林时说：“我的父亲非常看不起这些诗；无论哪一次，当我的父母谈到这些的时候，他们都不禁大笑这种青年时代的愚蠢。”[13]
除自己创作诗歌外，马克思还是诗歌鉴赏家，特别喜欢搜集各国民歌。1839年，他从德国、西班牙、希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丰富的民歌宝藏中，精心挑选了81首，亲手抄录在八开本精美纪念册上送给燕妮。
在《民歌集》中，马克思收集了许多首歌颂为正义和进步事业而斗争的诗篇。他热爱自由，赞赏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们：
用坚强的手推翻了暴君，
把自由重新献给了祖邦。[14]
他深深为各个民族中那些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勇士所感动，赞扬他们像娇艳的玫瑰花一样：
在冬天他也仍然盛开，
严寒不能使他畏缩。[15]
[1]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
[2]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第213页。
[3]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
[4]马克思：《人的自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66页。
[5]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4页。
[6]马克思：《讽刺短诗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49-650页。
[7]马克思：《人的自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68-669页。
[8]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
[9]马克思：《讽刺短诗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55页。
[10]同上书，第649-650页。
[11]马克思：《海上船夫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469-470页。
[12]马克思：《致亨·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家书集》，第47页。
[13]马克思生前只是在1841年1月23日《雅典神殿》上发表过两首诗：《小提琴手》、《夜恋》。当时一家报纸以赞许的态度评论道：“这两首诗确实是很狂的，但是显示了独特的才能。”
[14]《马克思所收集的民歌》，《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刘锡诚译，第32页。
[15]同上书，第5页。
八、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
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是马克思探索真理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他集以往哲学发展的大成，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精神是第一性，自然界是第二性，是从精神中派生出来的。他把“宇宙精神”或“绝对观念”看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创造本原。在黑格尔哲学中，也包含着辩证法这个“合理的内核”。黑格尔论证了量变到质变、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否定的否定等辩证法基本规律，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露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在政治上是保守的。马克思说：“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1]他关于行政权所讲的一切，可以原封不动地载入普鲁士的法典。他在《法哲学》中提出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2]命题，可以被用来为普鲁士专制制度的一切反动措施作辩护。他认为君主制度是国家制度的最高形式，完全适应理性的要求，更是直接为普鲁士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受到国家支持，被尊为国家哲学。黑格尔本人也以官方哲学家身份，长期主持柏林大学哲学讲座。他的哲学，在德国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生了强烈影响，特别是在1830-1840年，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顶点。但是这种全线的胜利，不过是内讧的序幕。不久，黑格尔主义分化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
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起初，他读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由于不喜欢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质和它的晦涩文字，而没有深入研究。不久，他抱着探索真理的愿望，再度研究黑格尔哲学，打算在太阳光下试验珍珠的纯洁。同时，他还研究康德、费希特等德国哲学家的著作，把黑格尔哲学与康德、费希特的学说进行比较。他认为，康德、费希特的哲学太空洞、太抽象、太脱离实际，喜欢在太空翱翔，飞到遥远的国土。黑格尔哲学比它们较为实际，接触到一些现实问题。从此，马克思改变对黑格尔哲学的冷漠态度。1837年4月，马克思在柏林郊外斯特拉劳夫村休养的时候，再一次研究黑格尔哲学。这一次，他认真阅读了黑格尔的主要著作，还读了一些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著作。通过这番认真研究，他深入黑格尔哲学的大厦中去了。他在那里发现了无数的宝藏，特别是那闪烁着天才光芒的辩证法，决心紧紧抓住刚刚“被发现的东西”：
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领会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了不起，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长久地探索着，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3]
在斯特拉劳夫休养的时候，马克思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成员，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这个团体的成员是一些年轻的大学和中学教师、新闻记者和著作家。其中主要人物有《耶稣传》作者施特劳斯，《约翰福音批判》、《新约翰福音批判》作者布鲁诺·鲍威尔，历史学家、《弗里特利希大帝和他的敌人》作者卡尔·科本等。马克思与科本的关系较密切。在马克思离开柏林后，科本是他“所愉快地怀念的唯一的一个柏林人”[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