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运动的高涨，人们不敢挂字画，而用表现革命内容的“画张子”（彩印年画）装饰居室。装裱铺成为裱糊合作社，其主要业务是为居民糊“仰尘”（顶棚），裱字画的很少。兰州平房为了保温、美观起见，就要糊“仰尘”。在离屋顶一尺左右处，安装木条，或固定铁丝、细麻线为框架，然后在黑麻纸或旧报纸上抹上浆糊，拿糜子笤帚打成底子，再在底子上裱一层粉笺纸或印有图案的纸，使居室焕然一新，亮亮堂堂。这也算是装修罢。80年代以来，书法、国画兴盛，装裱铺如雨后春笋到处开业，个个都悬挂名家题写的金字招牌，但技术高超的实属凤毛麟角，除传统装裱技法外，还引进了日本的装裱机。
收旧衣的
清末民初，由陕西传来“收旧衣的”，他们没有行业祖师爷，只好供奉关公，祈求发财、避邪趋吉。到20世纪20年代，兰州城内才有四五个“收旧衣的”，均为年过半百之人，本钱也只有八九个银元。他们一年春夏秋三季贴身穿“缠腰子”，外着对襟短褂，上套对襟夹夹；穿大裆裤，扎脚把，穿布袜着布鞋。肩上搭一条褡裢，拄一根白蜡鞭杆子，漫行于贡元巷、南滩（今酒泉路南段）、井儿街、官升巷（今大众巷）、延寿巷、上下沟一带。但不去繁华热闹的辕门、西大街（今张掖路西段），也不去平民百姓聚居区。何以有如此的选择呢？因为贡院巷等地多前清遗老遗少、民国新贵的公馆、富商巨贾的豪宅，其眷属多有过时衣物可收购。他们紧握鞭杆子慢慢行走，眼神游移，以防恶犬扑来咬人，同时拉长声调不断吆喝：“收——旧衣！”把“收”读为“捎”。女主人闻声，命丫环打开大门，引“收旧衣的”到院内，蹲在房檐下，放下褡裢，静候生意。丫环将什么绣花袄、绣花裙子、绣花绒夹夹、绣花鞋等拿出来，大抵七八成新，只不过款式较旧罢了。“收旧衣的”顿时眼睛放光，迅速一扫，心中有底，立即收回眼神，谦恭地说：“你说个价吧！”这就意味着他看中货了，再经讨价还价，生意成交。他小心翼翼地从“缠腰子”中摸出钱来，付给丫环，再把衣物叠好，装入褡裢，走出大门，又大声吆喝：“收——旧衣！”收的衣物多了，重了，则用鞭杆将褡裢挑起，扛在肩上缓步而行，出了东城门来煦门，进入东城壕旧货市场，将衣物卖给估衣铺，一般能获十分利钱。估衣铺掌柜的把衣物悬挂在店内，用更高的价，待客售出。虽然是旧衣物，但比起新的就便宜多了。
抗战爆发以来，兰州成为大后方，东南诸省沦陷区民众撤往兰州，人口猛增，商贸繁荣，消费总量增大，富有的人们淘汰的旧衣物增多，贫苦民众对旧衣物的需求量增大，无形中“收旧衣的”增多，大街小巷，城内城外，都有他们的身影。20世纪40年代，黄国华《兰州杂诗》曾吟“收旧衣的”：“布衣空袋上街头，闹市深居信步游。真是消闲无个事，遥闻低唤一声‘收’。”则将此行业的吆喝声描绘的栩栩如生。
进入50年代，有的“收旧衣的”鸟枪换炮了，头戴旧呢子礼帽，黑墨大椭子蚂蚱腿眼镜子，身着旧长衫子，一个臂弯上搭着五件旧衣衫，悠闲地缓步穿行于小巷内。他们沉着冷静，亮开嗓门，先是一个高声“收（兰州话读捎）”之后拖出长尾声，只到走过五六个大前门后，方才蹦出“旧衣”二字，令人忍俊不禁。有的则挑着浅子，里面装满旧衣旧鞋，吆喝声如出一辙。1956年公私合营后，“收旧衣的”逐渐成了废品收购站的员工，他们有的拉着架子车，收购旧衣旧物，废铜烂铁，旧书旧报，这已与“收旧衣的”有天壤之别了。
1960年以后，又出现了“收旧衣的”，不几年随着“社教”运动的开展，又消声匿迹了。
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家电、家俱更新换代步伐加快，订阅各种时尚报刊杂志的人增多，许多农民看准个中的商机，涌入兰州，收购旧物。他们都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个牌牌，上写：“收购家俱、彩电！”穿行徘徊在街巷和社区门前，大声吆喝：“家俱收来！”“彩电收来！”“收录机收来！”他们将收到的旧大立柜、打字台、沙发、电视、巧妙地捆在自行车上，高高如山，岌岌可危，款款上车，轻蹬而去，有的在自行车捎货架一侧，捆一个深筐，边骑边吆喝：“收书本子报纸！”一声声穿透楼群，收回大量的旧报纸、旧杂志、旧书。这些新世纪的收旧物者，对物资的回收、再利用，起到了极积作用。
收皮箱的
兰州多住官宦人家、富商巨贾，但没有富贵不到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总有倒灶、衰败的时候，那些败家子把家产变光了，就开始卖箱笼家当了。那都是些装金银细软的皮箱，有新疆和田的本色牛皮，也有本地制作的紫黑色牛皮箱。
于是，有些精明的人就收了去，再转身卖出，赚些差价。他们将收到的皮箱打开扛在双肩上，像个开壳的河蚌，慢步行走在闹市街头，不断吆喝：“箱啦！箱啦！”招徕顾主。只要价格合适，就能成交。然后，又去昔日的豪宅门口，收购皮箱，变为“蚌壳”，沿街叫卖。
点路灯的
清代，兰州城里各街道都有灯房子，住着点路灯的人。一般在街道两头各点一盏灯笼，里面是小清油灯。每晚添油点亮，夜深后熄灯收油。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陕甘总督升允推行“新政”，在兰州设立甘肃全省巡警总局，巡警兼管道路照明工作，便在辕门（今中央广场）、西大街（今张掖路西段）等繁华街道设置了欧式路灯，人称“巡警灯”。路灯架是七尺高的木柱，其上置一个倒台体的灯架，高一尺五，镶四面玻璃，一面可开启，内装小铁皮清油灯，顶端为铁皮盖，坡形，以利排雨水，正中有一个铁皮四明小亭子，用来通风。
黄昏时分，巡警提一瓦罐清油，给油灯添油，剪去灯花，拨长灯捻子，点亮。约两个小时后，巡警又提瓦罐，逐一熄灯，把灯里的剩油倒回瓦罐。次日，又是同样的程序，一年四季不停顿。清末的巡警留长辫，戴大盖帽，穿制服，现在看来中西合璧，有点可笑，然而在当时算是时髦的装束。他们不惮辛劳，不嫌琐碎磨人，风雨无阻的敬业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民国初年，“巡警灯”扩展到了城里其他路段，转由戴白箍黑色大盖帽，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管理。1924年，在甘肃督军署（今省政府址）东侧安装了一部40千瓦380伏的三相交流发电机，兰州始有电灯，然而只能供督署等机关及辕门附近的道路照明。此后，电灯照明的道路虽有增加，但仍以“巡警灯”为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30年代末。
当时，有个五十多岁的老警察，掌管南关（今南关十字至胜利饭店庆阳路段）的“巡警灯”，他全身上下浸透清油，油光鋥亮。
天一擦黑，他左肩扛条高木凳，右手提长方形木盘，装满铁皮小清油灯。走到路灯下，爬上凳子，点亮油灯，如果油干了，就换上一盏。
再去点下一盏灯，直到把一条街的灯都点亮为止。次日黎明，老警察又扛高木凳，提木盘，爬上爬下，逐一吹熄油灯，更换油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干着单调乏味的工作，其耐力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放午炮的
清代的陕甘总督驻节明代的肃王府，他们出外时，卫队便从栖息在月牙池里的乞丐中，挑选一些健壮精神的，发给服装，令其杠上“肃静”、“回避”、“察吏”、“安民”的木牌，做临时仪仗队，待炮手燃放三声“起身炮”，他们就鸣锣开道，走过月牙桥，随后就是马队簇拥的总督大轿，威风凛凛，出辕门而行。民国初年的甘肃督军也驻节里面，大帅坐轿出衙，也要燃放三声“起身炮”，让老百姓回避，民国了，还用清代的官仪，官僚积习，何其深重乃尔？炮手是由杨姓世袭的，住在辕门炮房（原市图书馆）里。他每天除燃放大帅“起身炮”外，还要燃放三声炮，用来报时。一天的三声炮有不同的名称：黎明五六点，燃放“醒炮”，唤醒沉睡的人们起来；中午十二点，燃放“午炮”，作为下班、午饭、午睡的信号；晚上八九点，燃放“二炮”，是各个街巷关锁栅门、吹灯睡眠的信号。
当然，随着季节的转换，夏天“醒炮”燃放的早一点，冬天迟一点；“二炮”则夏天迟一点，冬天早一点；而“午炮”锁定中午十二点，没有变化。
民国初年的杨姓炮手，个子高高的，头发花白，有点驼背，耳朵早被震聋了。他的工作就是填火药装炮和放炮：用一个铸铁炮筒，高约一尺二三，直径约三寸，内装火药，上填白土；置于炮房门口，用粗香点燃炮眼上的长捻子，从容离开，一声巨响，声闻辕门周边十多里，人们据次安排饮食起居。炮手的报酬是每月两斗麦子，从源源仓里领取。杨炮手年轻时身手矫健，擅长攀缘。当时，辕门有四个高大旗杆，高达十三四丈，上悬陕甘总督官衔旗帜，旗下不远处安装一张桌子大的木斗，里面老鹰筑巢。一次兵丁升旗，一不留神，把升旗的绳子夹在木斗缝子里，拉也拉不动，升不上去，降不下来。杨炮手自告奋勇，轻舒猿臂，唰唰攒了上去，拉出绳子，旗帜得以升起。
开麻衣铺的
昔日，办红白喜事，离不开麻衣铺。铺子专门出租娶新娘的花轿，丧事上的麻衣孝服、哭丧棒，出殡的“柳车”，并提供轿夫、抬夫、打墓工，这都是临时雇佣的，基本上由“水客子”充当。根据用具的贵贱、路程远近以及时间长短，收取酬金。还要管轿夫、抬夫一顿饭，给几个赏钱。
花轿装饰红绸红缎绣花帷，鲜丽美观。“柳车”，有两种：一种较简陋，像担架，四人抬，一般人家租用；另一种，下部有四条木腿，上部盖棺罩，像四面坡式屋顶，漆黑漆，前后漆金龙，故称“龙杠”，有十六抬、二十四抬，甚至三十六抬之分，为富有、显宦人家租用。
卖纸活的
纸活是亡故者的纸糊殉葬品，以供他在阴间享用的各种东西，这是古人“事死如生”观念的反映。20世纪60年代以前，纸活铺集中在马坊门一带，门脸前摆满了童男童女、房子、骡拉轿车子、金山银山、仙鹤、梅花鹿、铭旌幡、花圈等。纸活先用细竹枝扎成框架，然后糊上彩纸，有些部分还有用笔描画。童男童女的头用纸精在模子里翻出来的，再画出五官。50年代以前童男着长袍马褂，戴瓜皮小帽，此后换中山装，戴制帽了；童女原为双髻，滚边大襟衣裤，后来变为剪发头，对襟上衣。再后来破除迷信，不糊童男童女之类的纸活了，只扎花圈。老兰州人嫌某人娇气，常说：“嘉你是马坊门上纸糊下的！”言下之意某人像纸糊的，弱不森风。八九十年代以来，又有卖纸活的，先是纸糊彩电、沙发之类，当今纸糊小别墅、小轿车等时尚高级商品，孝子以此来还亡故者在人间世上未尝享用的夙愿。
算卦的
昔日，走街串巷的算卦先生多为盲人。算卦的，也叫卖卜的。
有人说“卜”字是一根长竿和一个碗，标明操此职业的，像讨吃一样谋生。其实，这个字是古人用龟甲烧裂和用蓍草占十的象形。他们右手持长竹竿，左右摆动探路，缓慢前进，左手提竹笛，走一会，停下来，吹几声竹笛，以招徕生意。他们经师傅传授，懂得些阴阳八卦的知识，应付各种情况的窍门，善于揣摸心理活动，能说会道，对占卜吉凶、求财问喜的顾客，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怎么理解都行。还有看风使舵随机应变的本领，不使人产生疑意，赚几个活命钱。
方言里的民俗事象
千百年来，兰州方言承载着兰州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体现了民间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习俗，组成了兰州传统文化的广阔氛围。
兰州是个瓜果蔬菜城，流传着一些与之有关的词语。
金钱打瓜
小孩们玩耍时，岁数大一些的、强悍、顽皮的小孩，就会突然双臂一揽，抢走“洋画片”或三角板，此谓之“金钱打瓜”。此话的含义是把东西全部攫为己有，也有全部搞定、通吃的意思。也有孤注一掷、全部拿出来的意思。其实这是一个游戏，常见于埽台上的瓜果市、满城四关的西瓜摊子和西瓜担子旁，卖西瓜为了吸引顾客，就与顾客打赌，将板凳四腿朝天置地上，把西瓜架上去，有的在三个西瓜上码一个西瓜，事先约定，打几枚铜板，穿透几枚，之后顾客持铜板打去，倘穿透而出，接着再打几枚，都能从这个眼子里打出，就能白得这个西瓜，穿不透，或穿不够铜板数，或不能从同一个眼子里打出，则出钱把这个瓜买走。兰州老谜家赵霖，能从同一个眼子里打出十一枚铜板，时人称之为奇。瓜贩的这种表演秀，能聚拢人气，促进西瓜的销售量。
脖子细得像个林檎把子
兰州果园中多林檎，因果实酸甜适口，能招致“燕抓”等禽鸟栖集啄食，故名。根据外皮色泽，林檎有红檎、紫檎、白檎、花檎之分，但都一个特点，就是果实小而圆，把柄细而长。因此，兰州人常把体形消瘦，头大脖子细的小孩，爱昵地说：“脖子细得像个林檎把子。”“张大妈张，张龙灯，花花被儿红头绳。我连张大妈摘红檎，摘的红檎没把儿。我连张大妈挂画儿，挂的画儿没架档。我连张大妈盖厦房，盖的厦房没炉子。我连张大妈纳底子，纳的底子没帮子。
我连张大妈抬箱子，抬的箱子没盖子。我连张大妈砸腔（兰州话读kāng）子，腔子砸得烂烂的。叫来隔壁子卖葱卖蒜的，卖葱卖蒜的折本了，两个眼睛哭肿了。他妈看见者心疼了，他爹看见者肺疼了。”这是老奶奶哄孙子睡觉时，教唱的儿歌。反复咏唱日常生活的一些事物，有的看起来似乎不符合逻辑，实际上是向孙子传授一些常识，让他慢慢认知社会。其中“摘红檎”，是秋收时果园里的必然生产环节。“架档”就是Y形挑竿，用来挂取字画。“厦房”就是厢房。“纳底子”就是纳鞋底子。“腔子”就是胸膛。“卖葱卖蒜的”更是常见的小贩。
红丢丢儿的
“红丢丢儿的”，是以在形容词为中心的叠字结构，在“红”后面，缀加“丢”的叠字，最后“的”字，构成一个形容词词组，用以强调“红”的程度，红而发亮的状态。这个词组原本是形容果品色泽鲜红而发亮的，也用来形容霞红彤彤的。有谚语说：“早霞红丢丢，晌午雨浏浏。晚霞红丢丢，早晨大日头。”“日头”就是太阳。
莴笋叶子——下戳子货
兰州盛产莴笋，有鸡腿笋子、八斤棒笋子等名种，既能热炒、凉拌，又能腌制酱笋子。笋子采收后，要向下撕去叶子，这个动作就叫“下戳”，再削皮食用。“下戳子货”就是“下作货”。这句歇后语用来斥责卑鄙、下流之徒。
红萝卜拌辣子——吃出看不出
红萝卜的学名是胡萝卜，兰州名种有尖头红萝卜、辣子有羊角辣子等。将红萝卜、红辣子切丝，炝油葱花，调醋，撒盐，就是夏令就饭的凉菜，两红拌在一起，自然分不清你我。这句歇后语的含义是说某人有能耐，但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跐学胎，卖白菜，白菜黄，跐学胎忙。
兰州白菜名种有箭杆白菜、长白菜、包心白菜等。这首儿歌是用来讽喻爱逃学的小朋友的，白菜要乘绿白相间，新鲜时卖，倘若叶黄乃至干枯了，怎能卖得出去？因此要珍惜光阴，不能逃学，认真读书，力求上进，不能老大蹉跎。
可怜可怜，一辈子没有吃过且莲。
孽障孽障，一辈子没有睡过热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