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第五日，孙立等众人都在庄上闲行，当日辰牌时候，早饭已后，只见庄兵报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来打本庄。”庄上人都披挂了，祝朝奉亲自引着一班儿上门楼看时，见正东上约有500以上人马，当先一个头领，乃是林冲，背后便是李俊、阮小二。正西上又有500余人马，当先一个头领，乃是花荣，背后是张横、张顺。正南门楼上望时，也有500余人马，当先三个头领，乃是穆弘、杨雄、李逵。四面都是兵马，战鼓齐鸣，喊声大举。栾廷玉听了道：“今日这厮们厮杀，不可轻敌。我引了一队人马出后门，杀这正西北上的人马。”祝龙道：“我出前门，杀这正东上的人马。”祝虎道：“我也出后门，杀那西南上的人马。”祝彪道：“我自出前门，捉宋江那要紧的贼首。”祝朝奉大喜，都赏了酒。各人上马，尽带了300余骑奔出庄门，其余的都守庄院门楼前呐喊。此时邹渊、邹润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监门左侧。解珍、解宝藏了暗器，不离后门。孙新、乐和已守定前门左右。顾大嫂先拨军兵保护乐大娘子，却自拿了两把双刀在堂前踅，只听风声，便下手。
且说祝家庄上擂了三通战鼓，放了一个炮，把前后门都打开，放下吊桥，一齐杀将出来。四路军兵出了门，四下里分途去厮杀。身后孙立带了十数个军兵，立在吊桥上。门里孙新便把原带来的旗号插起在门楼上，乐和便提着枪，直唱将出来。邹渊、邹润听得乐和唱，便唿哨了几声，抡动大斧，早把守监门的庄兵砍翻了数十个，便开了囚车，放出七只大虫来，各各寻了器械，一声喊起。顾大嫂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祝朝奉见势头不好，却待要投井时，早被石秀一刀剁翻，割了首级。那十数个好汉，分途来杀庄兵。后门头解珍、解宝便去马草堆里放起一把火，顿时黑焰冲天而起。
四路人马见庄上火起，并力向前。祝虎见庄里火起，先奔回来。孙立守在吊桥上，大喝一声：“你那厮哪里去？”拦住吊桥。祝虎省悟，便拨转马头，再奔宋江阵上来。这里吕方、郭盛两戟齐举，早把祝虎连人带马搠翻在地，众军乱上，将他剁做肉泥。庄兵四散奔走。孙立、孙新迎宋公明入庄。
且说东路祝龙斗林冲不过，飞马望庄后而来。到得吊桥边，见后门头解珍、解宝把庄客的尸首一个个撺将下火焰里，祝龙急回马，望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风李逵，踊身便到，抡动双斧，早砍翻马脚。祝龙措手不及，倒撞下来，被李逵只一斧，把头劈翻在地。祝彪见庄兵走来报知，不敢回，直望扈家庄投奔，被扈成叫庄客捉了，绑缚下，正解将来见宋江。恰好遇着李逵，只一斧，砍下祝彪头来，庄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抡起双斧，便看着扈成砍来。扈成见局面不好，投马落荒而走，弃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后来在中兴内也做了个军官武将。
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叫小喽罗牵了所有的马匹，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众人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却回山寨献纳。
宋江已在祝家庄上正厅坐下，众头领都来献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夺得好马五百余匹，活捉牛羊不计其数。打破祝家庄，得粮50万石，金银财宝无数，都犒赏三军众将。宋江见了大喜道：“只可惜杀了栾廷玉那个好汉。”大小头领，将军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头领，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邹渊、邹润、乐和、顾大嫂，并救出七个好汉。当时三庄村坊乡民，扶老挈幼，摆香火灯烛，于路拜谢。次日，宋江等众将一齐上马，将军民分作三队摆开，前队鞭敲金镫，后军齐唱凯歌。
再说宋江、吴用使个计策，让李家庄李应、杜兴并家中老小，一起上了梁山泊，并一把火烧了李家庄。接着，宋江将一丈青许给王矮虎，此是后话。
【作者点评】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毛泽东对施耐庵所著《水浒传》可谓爱不释手。直到晚年，毛泽东仍对这部描写宋代农民起义的小说大加评点。毛泽东读《水浒传》的特点是，他把它当历史来读，从中读出政治史，读出军事史。
1926年5月至9月，30出头的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课时，即对学员们说：
“梁山泊宋江等人英雄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延安时期，毛泽东专门就新编京剧《逼上梁山》作了批示，称其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曾说：“《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率得好。”
1959年3月5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提及《水浒传》。他说“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当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1962年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有部小说叫《水浒传》，写了一百零八位农民战争的英雄，他们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在山上建立了根据地，统统是被政府逼上去的。梁山在山东济南附近，当时是宋朝，离现在大概有七百多年了。人不受压迫就是不革命，无产阶级不被压迫是不会革命的。”晚年，毛泽东因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对《水浒传》的态度也出现重大变化，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本文有关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语，参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册第398—42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通观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语，可以发现他对该小说第47回至第50回最感兴趣，因为这四个章回描写了宋江三打祝家庄。在施耐庵的如椽大笔下，这场战役的战略战术和交战各方的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从宋江三打祝家庄的全过程中，看出了常人视为小说家虚构之言而被忽略的军事思想。因此，毛泽东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这场战役，并将这场战役作为著名的战例加以剖析。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确切地说是在1937年，毛泽东完成了《矛盾论》的写作。在这篇哲学论著中，毛泽东用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战例，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军事见解。他说：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似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可见，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有很多战例，其中三打祝家庄是最好的。所谓“最好”，是就其军事斗争的方法论而言，这种方法论同时具有哲学意义。诚如毛泽东所说“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是导致一打祝家庄、二打祝家庄失败的原因。第三次“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熟悉了盘陀路，瓦解了敌人的三方联盟，并且在敌人内部暗藏伏兵，里应外合，终于取得了胜利。调查情况，知己知彼，里应外合，这就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方法。
1942年10月，毛泽东指示刚刚成立的延安平剧团，让该团根据《矛盾论》对宋江三打祝家庄的分析，组织创作班子创作剧本。这一年的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再次提到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战役。他谈得津津有味：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在这里，毛泽东提到了“合法斗争”和“非合法斗争”两种军事策略，并以祝家庄的失败为教训，深刻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在当时，是为了强调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是为了强调对敌正面斗争与地下工作必须结合起来，是为了强调革命军事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应该兼而有之。毛泽东高度评价施耐庵“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完全符合事实的评价，显示了毛泽东将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没有单纯当做小说来读，而是当做真实的军事战役加以审视。
1944年7月初，延安平剧院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剧本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水浒传》。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强调了几个写作要点：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
1945年2月22日，《三打祝家庄》在延安公演，毛泽东非常高兴，致信祝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
1959年2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提到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战役，认为应该将原有《探庄》一戏加以改编，并对如何改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这个戏就是解决几个矛盾。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于是石秀探庄；解决第二个矛盾，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解决第三个矛盾，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这才是孙立的‘投降’，里应外合。头两次失败了，第三次胜利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
毛泽东讲此番话，是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的弊端。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宋江三打祝家庄的具体战例，为毛泽东阐发自己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而生动的论据。
（任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