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多磨砺慧眼识征程——陈叔通
陈叔通（1876—1966年）名敬第，浙江杭州市人，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1904年，陈叔通留学日本攻政治和法律，1906年毕业于法政大学，同年回国，任清政府资政院议员，曾参与立宪。养正书塾初创时，陈叔通任国文教员，先后参与杭州女学堂、安定学堂和私立浙江政法学堂的创建工作。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叔通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后曾参加反袁护法斗争。1915年陈叔通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1927年后，陈叔通长期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和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等职，积极从事民主运动。抗战时期，陈叔通支持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陈叔通拒任日伪上海市维持会长。抗战胜利前夕，陈叔通积极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9月，陈叔通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著有《百梅集》等。毛泽东称其“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
【毛泽东评点陈叔通】
毛泽东见到陈叔通就如家人一样，尊称他为叔老，问暖嘘寒，对他从上海长途跋涉到解放区非常关怀，并称赞他过去不事权贵、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毛泽东对他说：“陈叔通，你长期在旧社会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
毛泽东曾对他说，你是清代的翰林，经历了几个时代，见多识广，你的经验是很宝贵的。
长时期以来，工商界尊重的有两位老人，一位就是陈叔通，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任之）主委。毛泽东有时写给他们两位的信，信封上如果写“陈叔老、黄任老”，那在信中开头就写“任之、叔通”，反之，也是如此。
——摘自贾思楠的《毛泽东称前清翰林为“叔老”》第87—88页，见《1915—1976——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
【陈叔通小传】
陈叔通老人一生跨越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从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到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殚精竭虑，做出了毕生的贡献。
1876年，陈叔通出生在浙江杭州，幼承家学，对诗词古文均有很深造诣。26岁时（1902年），陈叔通赴乡试中举人，次年会试中进士，并经殿试，授翰林院编修。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陈叔通忧国忧民，向往维新运动，同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亦有深交。
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希望能从明治维新的经验中得到借鉴，以寻求救国的良策。1906年，陈叔通毕业回国，一年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
他热心社会改革，提倡妇女解放，是杭州女校和著名的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一，曾编写出版《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民国成立，陈叔通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还担任了《北京日报》经理，那时，他希望对国事有所贡献。但是，不久，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解散国会，阴谋复辟帝制。陈叔通参加了由梁启超、蔡锷等人发动的反袁斗争，并辞去《北京日报》经理职务。1915年8月，他应张菊生（元济）之邀，离京南下上海，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同时在上海建立了反袁联络点。
同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举兵起义讨袁，梁启超赴粤桂间进行策动。起初，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护国军进展不甚顺利。当时，江苏督办冯国璋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瑷与陈叔通交谊很深。陈叔通通过胡嗣瑷的关系借得冯的“华密”电报本，通电西南各省发动反袁。各省要人得到“华密”电报都以为冯国璋已作内应，故先后响应，宣告独立，因之，护国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至6月，忧急身死。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和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分馆，拥有庞大的推销网。陈叔通进馆后发现，三所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因此建议，在三所之上成立一个总务处，作为馆内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以便统一领导。董事会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并请他担任处长。他在任职期内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商务印书馆出书的速度、质量以及推销服务，立刻居于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由此可见，陈叔通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陈叔通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邀请，担任该行驻行常务董事。他工作认真，处事严谨，在社会上享有盛誉。陈叔通自1915年从事工商金融事业以来，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邀请均予拒绝。他在游严子陵钓台时赋诗道：“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正因为不愿“附凤攀龙”，他把寓所命名为“有所不为斋”。虽然如此，他仍无时无刻不记挂着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疾苦。
在军阀混战、遍地干戈的年代，陈叔通常常忧时伤怀，思虑救国救民之道。平时生活中他十分喜爱梅花，称赞它“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他搜求名人画梅真迹百幅，把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借以表达自己的节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迅速侵占了东北三省。不久，淞沪抗战爆发，陈叔通积极参加了上海抗战中的募捐劳军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年陈叔通已61岁。他在诗中写道：“弥天兵气今方始，危涕沾襟万骨尘。”他在迟暮之年，遭受河山破碎之痛，心境悲苦万分。他热切期望国共合作，共御强敌。针对国民党主要当权者不肯放弃反共方针，一再贻误战机的行为，陈叔通在《卢沟桥行》一诗中发出“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的愤怒谴责。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环境十分险恶，陈叔通闭门谢客，不顾敌伪的多次威逼，坚决拒绝担任伪职。他在给友人的诗中表示，要“相期珍重到晚节”。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陈叔通喜而不寐。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独裁统治，早已深恶痛绝，在狂喜之余对国家前途又不免怀有深深的忧虑。当时有人邀他出来做官，他复信答道：“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
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索，陈叔通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光明与希望的所在。就在国民党当局无视全国人民饱受长期战争的苦难和渴望和平安定的强烈愿望，蓄意挑起全面内战的严重时刻，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陈叔通，终于以古稀高龄挺身而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洪流之中。陈叔通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经常在有关会议上发表精辟见解，受到各方面人士的重视和欢迎。
陈叔通积极投身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学生募捐衣服、米面和钱物，交给学生会分配救济。他说：“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他能辩证地看待学生运动，一方面觉得学生运动对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独特作用，另一方面又非常爱护学生，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学业前途。陈叔通觉得自己尚且有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的危险，那学生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曾积极帮助输送进步学生投奔解放区，这些学生包括交大和同济的学生。
1947年5月底，上海学生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党阴谋嫌疑分子”的罪名，肆意逮捕了大批爱国学生。6月3日，陈叔通立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老人共同具名，分别致函上海市长吴国桢、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老上书”。书中说：学潮汹汹之原因是内战所造成。“政府不知自责而调派兵警，如临大敌，更有非兵非警参谋其间。忽而殴打，忽而逮捕”，“外间纷纷传说，以前失踪之人，实已置之死地”，“纲纪荡然，万口皆同”。
信函最后说，政府应“先将被捕学生速行释放，由各校自行开导”，学生提出的合理意见，政府“亦应虚衷采纳”，云云。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