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史上，有的自然科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互相帮助，密切合作，结成亲密联盟，共同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有时这种斗争还和进步的政治斗争相联系，从而具有更强烈的战斗性。北宋时期杰出的科学家沈括，一面积极参加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一面从事科学研究，在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沈括还曾指出：“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长兴集》卷第十九《上欧阳参政书》）这就是说，沈括认为普通的手工工人、农民和技术人员，也参与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他在《梦溪笔谈》中还歌颂了劳动人民在生产战线上的光辉业绩。沈括的这种进步思想，无疑是来自科学研究的实践；反过来，这种实践又对他坚定进步的政治立场起了有益的作用。
（四）自然科学家和唯物主义者的联盟，是同社会生产斗争、经济状况密切联系的。古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自然观，都以生产斗争为其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根本动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每当生产发展较快，经济繁荣时，自然科学往往得到较大的发展，哲学也呈现出活跃的景象，而且自然科学家和唯物主义者的联盟也大为增强。战国时代，随着新兴封建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巩固，生产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在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都得到较大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强烈地影响到哲学和社会学说，推动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促进了唯物主义学派大放异彩，竞相争艳。在这种科学和哲学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自然科学家和唯物主义者结成了多种形式的联盟。同时，自然科学家和唯物主义者联盟的加强，又为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新的推动力量。
二
人类的认识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人类的思想发展是螺旋式前进的。同样，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关系也是曲折的、复杂的。古代唯物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理解的角度和掌握的深度并不相同，就他们如何利用自然科学的素材和理论并上升到哲学高度予以概括和总结来讲，呈现着纷繁多样的情况。有的自然科学家虽然在科学实践中是自发的唯物主义者，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却是唯心主义的，某些人甚至还信奉“天神”。这里，我们探索一下古代有些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在联盟问题上的历史局限和失足之处，以便从中总结教训，引为鉴戒。
（一）古代唯物主义者，在吸取和运用自然科学成果方面，大致留有以下一些教训
在古代，科学往往是和宗教神学混杂在一起的，因此，如何分解离析自然科学和宗教迷信，就成为唯物主义者利用自然科学成果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古代有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解决好。汉代扬雄一面相信浑天说，认为宇宙的一切是“自然之道”，否认天命的主宰；一面又沿用术数观念，建立了一个包括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现象的无所不备的体系。他的《太玄》，既讲哲学，又讲占卜。这是在利用天文数学成果时，没有把这些与科学纠缠在一起的占星术、术数分别开来的缘故。唐代柳宗元、刘禹锡，研究过天文学，他们阐发的元气自然论、天体演化论和宇宙无限性的思想，以及“天人不相预”、“天人交相胜”的学说，是以当时比较进步的宇宙论如宣夜说、浑天说为依据的。柳、刘两人，在自然科学知识推动下，并不相信佛教宣扬的主宰一切的神。他们对佛教取妥协态度，主要是认为佛教的某些教义“不与孔子异道”，“统合儒释”有利于社会政治统治。显然这是唯心史观导致的结果。这就说明，唯心史观是使古代唯物主义者不能和宗教迷信划清界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如果把自然现象硬套在社会现象上，作牵强的比附，势必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例如，东汉时代最著名的唯物主义者王充，利用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强调天道自然无为，反对神学目的论，作出很大的贡献。但是，他把“自然之义”绝对化了，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元气自然决定的，用自然规律去直接说明社会现象，说什么“国命”不在政教，而在“时数”，人的贫富贵贱体现为生理上的不同骨相，从而抹杀了国家的阶级实质和人的社会本质，陷入了命定论。王充的这种观点，反映出古代唯物主义者的普遍的带根本性的缺陷。历史表明，一切旧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体系都是唯心论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科学地说明复杂的社会现象。掌握唯物史观，无论对于从事哲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人，都是极端重要的。
再次，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能否及时吸取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有些古代唯物主义者，虽然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但是未能及时接受当时某些最先进的科学观点，从而造成哲学上的困境。王充不同意浑天说，他提出“天平正与地无异”（《论衡·说日》）的观点，认为天和地一样，是平平正正的；他也不同意宣夜说，认为天是固定的形体。王充的这种宇宙模型，是浑天说和宣夜说的后退。然而，王充又认为天是充满气的无限大的形体，“天去人高远，其气莽苍无端末”（《论衡·变动》）。这样，王充在天体观上就陷入了矛盾和混乱：天既然是平面，就不能是真正的无限。这也说明，对于自然科学的问题，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用抽象的哲学观点代替具体的科学探索是不行的。
古代思想史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因结合自然科学而前进，因脱离自然科学而后退的镜子。春秋时代的墨翟主张“非命”，否定天命，但又鼓吹“天志”，保留“天”、“鬼”，墨翟的世界观处于尖锐的矛盾状态。后期墨家，由于从事物理学、数学的研究，从而排除了“天志”观念，摒弃了唯心论，在世界观上发生了重大的飞跃。相反，明清之际的方以智，曾经广泛地研究过当时的自然科学，比较正确地阐述过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并且以其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宇宙永恒运动的观点，和自然科学结成了联盟。但是方以智晚年削发为僧，隐居山林，脱离了社会实际斗争，放弃了自然科学研究，转向佛教哲学，以至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受到禅学的严重浸染，夹杂着不少唯心主义的糟粕，甚至还否定自己早期的唯物主义论著。方以智在哲学上的倒退，生动地说明，一个唯物主义者只有重视自然科学，不断吸取和运用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才能适应时代的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唯物主义路线。
（二）古代自然科学家，在和哲学结盟方面，也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一般说来，古代自然科学家的世界观都是矛盾的，具有两重性的。他们在所从事的科学的范围内是自发的唯物主义，有的在哲学理论上甚至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水平；但我国古代多数自然科学家，往往摆脱不了用术数、阴阳五行说明社会现象的思维途径，因而或多或少地带有吉凶宜忌、巫卜星相、神奇异闻等迷信观念。如东汉大科学家张衡，以天文学为依据，强烈反对图谶，但是他在《灵宪》中说：“（五星）动变占定，实司王命。”“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经次，用告祸福，则天心于是见矣。”完全重复了占星术的错误。直到元代天文历法家郭守敬，也没有跳出占星术的牢笼。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既缺乏从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上升到哲学理论，以达到对自然现象的统一的唯物主义看法的能力，又没有及时吸取朴素唯物主义的“天人之分”等进步观点。某些唯心主义者恰恰利用了古代自然科学家的这种缺点，把阴阳五行说通向宗教，把自然科学安排为神学的婢女。这是很值得总结的教训。
有的科学家在世界观上之所以滑向唯心主义，客观上是由于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主观上是由于不懂得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不懂得认识的辩证法，而对尚未认识的事物进行主观推断的结果。北宋时期沈括就属于这种情况。有一次暴雷，把某家的银宝刀都熔化了，而木器漆器却没有焚毁。沈括议论说，按一般常识，雷火应当先焚烧草木，后熔化金石，而今金石熔铄了，草木却没有损坏，这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他由此得出一个认识论上的结论：“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区区世智情识，穷测至理，不其难哉？”（《梦溪笔谈·神奇》）这里，沈括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无限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但是他不懂得人类认识能力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不懂得客观世界和人类认识的矛盾是在人类的不断实践中逐步解决的，而竟以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为根据，肯定了“神奇”、“异事”，从而导向了唯心主义。沈括的这个错误很有典型性，不少科学家就是沿着这条途径走向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
我国古代科学家中，晋代的葛洪、南朝的陶弘景是道教徒，唐代的僧一行（张遂）是佛教徒，明代的徐光启是天主教徒。在哲学上，这些人无疑是唯心主义的伙伴和助手，但是，他们的自然科学成就，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所得到的都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529页。）这些人手里握有的自然知识，客观上是对宗教的巨大威胁，对神旨的有力否定。因此，我们绝不能由于他们的科学成就，而掩饰他们的宗教迷信；也绝不能由于他们的神学唯心主义世界观，而否定他们的科学成就；绝不能由于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错误，而否定他们的正确东西。
宗教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束缚科学的作用。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给科学事业带来两大祸害：一是，自然科学往往被歪曲、利用，成为宗教宣传和活动的手段、工具；二是，虽然一些宗教徒的自然科学研究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但是由于这种唯物主义带有形而上学性、直观性以及对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的无知等局限，并不能抵制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侵袭、影响和支配，而势必窒息、阻碍和损害科学的发展。就葛洪的炼丹术来说，其目的是为了追求长生不死，所依据的理论大部分也是唯心主义和迷信的，努力的方向是非科学的，所以后来终于走向灭亡，让位给“本草学”（药物学）。再就僧一行来讲，由于迷信观念，把《大衍历》的数据和议论都弄得很神秘。依照《大衍历》的推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和十三年十二月都应该看到日食，可是事实上并没有看到，僧一行竟认为这不是计算的错误，而是皇帝德行感动上天的结果。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无疑是非科学的。古代自然科学家由于神学唯心主义世界观而带来的严重后果，鲜明地昭示我们，自然科学家必须坚决和宗教迷信划清界限，自觉地以唯物主义思想为哲学基础，坚定地和唯物主义者结成战斗的联盟，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
恩格斯在讲到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时，一方面强调指出自然科学的进步推动了唯物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又强调说明自然科学家离不开哲学的支配。列宁曾经高度强调战斗唯物主义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的极端重要性。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联盟，大约经历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古代自然科学的联盟、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近代自然科学的联盟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盟这三个发展阶段。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盟，是在更高基础上的自觉的亲密的联盟。科学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导自己的工作；哲学工作者要努力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一定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联盟的优良传统，结成巩固的战斗联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原题《论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者与自然科学家的联盟》，
载《光明日报》，19780921］第一章中国古代对立统一思想简论
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朴素辩证法大师人才辈出，朴素辩证法思想相当丰富。总结、探索古代哲学中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对于我们科学评价和批判继承古代哲学遗产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
我国古代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自春秋以来的古代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就其中有代表性的朴素辩证法家的对立统一思想，以及形而上学者的有关辩证思想问题依次作一简要的分析。
春秋战国时期
（一）《老子》“祸福互相倚伏”的辩证思想
春秋末期是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作为史官的老聃，继承前人的思维成果，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客观辩证法，可以说，他是我国先秦时期朴素辩证法思想比较丰富的哲学家。
老聃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因素主要是：
对立面的互相依存老聃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相当于‘丑’）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美之为美，是对恶讲的；善之为善，是对不善讲的。如果没有恶，也就无所谓美；没有不善，也就无所谓善。同样，有无、难易、长短等矛盾，也都是彼此相对而存在的。
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老聃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老子·第四十二章》）意思是祸可得福，福可生祸，祸福互为倚伏。正转为奇，善化为妖。因损可以得益，因益也可以致损。总之，“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一切对立面无不向着它的相反的方向转化。
触及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老子从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观点出发，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老子·第六十四章》）说的是参天大树由树种长成，九层高台由土堆垒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老子·第六十三章》）从容易的细小的努力做起，可以克服困难，完成大事。这里，包含了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的思想。
（二）《周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发展观点
“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易经》用“—”“”两种基本符号表示两种不同的爻，在《易传》中则被用来代表阳和阴。《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规律，世界是由阴阳所生成的，阴阳两个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根本的规律。这里，阴阳被作为基本的范畴抽象出来，代表相反的特性和事物，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