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建安文学时代是汉朝向魏晋转变的重要年代，也是魏晋南北朝文艺批评与对话融合的发端，其中有着许多的故事和意义可以寻绎。从历史纪年来说，建安本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从196年至220年，共计二十五年。但是这一时期也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年代，以曹氏集团为代表的文学集团开一代风气。因而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文学指魏晋风度的开端，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与两汉文学不同的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文学创作的繁荣，而其繁荣的原因在于新兴文学集团与派别的出现。钟嵘《诗品序》中曾这样描述两汉至建安五言诗的嬗变：“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钟嵘认为两汉诗歌欠佳，到了建安才形成高峰，到了正始年代复又变化，走向衰微。他对于正始文学评价偏低，而对于建安文学的评价是很高的，称之为“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并且指出这种繁荣的重要标志便是各种文人集团的涌现。钟嵘说的虽然是五言诗的演变过程，但其实也关乎当时整个文学的变化轨迹。
建安文学批评是建安文学的亮点。人们常说建安年代是文学的自觉年代，主要是指这一朝代不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出现了许多批评家，形成了自觉地对于这些作品进行反思与批评的理论作品与书信品评。从形成原因来说，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首先在于文学主体的地位的变化。两汉年代的文士如前所述，多为帝王身边的文臣，自身的独立性很差。而到了汉末的建安年代，这种情况则有所改变。东汉末年，皇权衰微之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士族阶层开始兴起，各类文士的地位也变得较为自由。虽然他们身份不一，有的出自名门望族，有的出自微末家庭，但当时处在战乱与天下逐鹿的年代，天下分崩，群雄并起，还没有形成西晋之后门阀士族一统天下的格局，唯才是举成为当时新兴的曹魏集团的用人标准。有才华的士人成为统治集团竞相争夺的对象，其地位较之两汉年代士人匍匐于****帝王淫威下的情状有了很大的提升。由于这种情况的推动，思想对话条件开始成熟，帝王与文士的关系同两汉大一统封建****统治下的情形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观，开始趋于宽松。具体说来，就是由****君臣关系变成相对随和的上下关系和友伦关系，君臣关系不再显得那么礼节森严，而是不拘一格，并且影响到思想文化领域。各类人物之间的各种思想对话能够不拘一格，是当时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建安年代文艺批评的重要的典籍与论述，许多是在思想对话的语境下产生的。比如曹丕、曹植与建安文士讨论文学问题的重要书信，都是在平等对话的情形下形成的，曹丕《典论·论文》的写成也是在整个对话氛围中酝酿的。对话之精神与方式的转变，不仅彰显出当时的文坛自由活跃的气氛，而且也推动了当时的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因此，从对话的角度去探讨当时的文艺批评，实有必要。
§§§第一节建安文学与对话氛围之形成
建安文学是在汉末****中形成的文学思潮。汉末建安年代是一个天崩地坼的年代，也是东汉末年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总爆发的年代。在这场****中，士人与帝王之关系也发生了新的转变。他们趋于相对自由，在当时的政治与军事角逐中显现出与两汉不同的地位与作用。思想与意志走向开放，各种思想的对话语境开始形成，并影响到当时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也可以说，当时文艺批评的多元化与解放性，是与这种总体政治和社会形势相关的。当然，建安时代的士人自由精神的出现，同汉末以来的政治格局的渐变是直接相关的。东汉末年的政治与社会思潮，呈现出变化的趋势。当时的士人分为在朝的官僚与在野的太学生两部分。他们与外戚联合，一起参加了反对昏昧的皇帝与宦官联合的集团，结果遭受残酷迫害，史称“党锢之祸”。现代作家与学者林语堂在他的名著《中国人》一书中，对此有过说明：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太学生有三千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议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166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之祸”。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35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林语堂实际上看出了“党锢之祸”与魏晋风度的内在联系。汉末桓、灵年代发生的“党锢之祸”是一场知识分子忧患国事、改革政治的运动。它的失败，彻底暴露了东汉王朝的病入膏肓。当时****帝王在宦官集团的操纵下，对士人与官僚集团的疯狂迫害，完全堵塞了言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杜绝了知识分子与帝王对话的通道，使士人与皇权处于绝对对立的关系。失去了士人支持的皇权是注定要走向死亡的。士人与帝王对话关系的终结，宣告东汉****帝王陷入了统治危机之中。同时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开始转向迷茫，促使他们开始寻找新代表人物，营造新的对话通道，构建新的思想文化系统。
“党锢之祸”中被激励起来的士人精神，并没有被摧毁，相反，它在稍后的以曹操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及其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弘扬。建安文学中慷慨仗气、忧患时政的主旋律同汉末党人精神实际上是相通的。从政治派别上来说，东汉党锢人物属于地主阶级的改良派。曹操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也属于这个范畴。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自叙：“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诸常侍。”从这段自叙来看，曹操虽为宦官家庭出身，但很早就在思想上脱离了这个集团，想通过政教建立名誉，走的也是汉末党人的人生道路。灵帝建宁元年（168），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事败，被宦官曹节等所杀。曹节为曹操的曾祖父。灵帝光和三年（180），曹操第二次被征拜议郎后，上书朝廷，申诉窦武、陈蕃之冤：“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言辞激烈，颇有党人风格。太尉桥玄为人正直，奖掖后进，曾对曹操说：“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曹操常感其知己。而桥玄的人格精神也深深感召了曹操。曹操在建安七年（202）所作的《祀故太尉桥玄文》中赞扬他：“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著名的汝南月旦评主持者许劭曾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汉书·桥玄传》。）颍川李膺之子李瓒认为：“天下英雄，无过孟德。”要他的儿子舍张邈、袁绍而归曹操。汉末士大夫的重要人物荀彧在成为曹操的重要辅佐人物后，有一次曾经评价曹操在度、谋、武、德四方面都胜过袁绍。（参见《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曹操与汉末士大夫集团总体上是比较接近的，他利用这些人中的后代来为自己的事业参赞，依托这些士大夫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也大量引用来自于自己家乡的武将集团作为打天下的基本力量。他对这两部分力量，经常用平衡术来加以驾驭，对汉末士大夫集团中的人物他既充分尊重援用，同时一旦发现他们不合作时，又毫不留情地加以打击，荀彧、孔融、杨修等人死于他手即是证明。从这一点来看，他与士人的对话是有着特定的情境与条件的。
从文学角度来说，建安文学的慷慨仗气，就是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人出于人文情怀，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气概。而士人与帝王关系的重构也是文学创作的论题。“建安七子”的代表人物王粲曾称赞曹操“使海内归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王粲本着这种道德美学观，撰成《汉末英雄传》，讴歌当时的雄杰之士，而曹操显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曹魏集团的刘劭在《人物志》中，对新的人物价值观作了界定与分析。刘劭认为人是禀气而生的。禀气有偏，才性也迥异。所谓“英雄”是禀受优质之气而生的杰出人物，“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而帝王则是超出与驾驭英雄的圣人。刘劭同时也深知，圣人与英雄虽是理想的人物，但在现实中，这种人物毕竟不多，大多则是气有所偏、才有所长的人物，故对人要用其所长，不可求全责备。曹丕的《典论·论文》，便是用这种人性论来分析文学创作现象的一篇文章。刘劭的思想，重点关注了帝王与士人的关系其中帝王是中和之德，即圣人之德，文士则属偏至之才，是受用于帝王的偏才，而帝王对于偏才要因才而用。他在《人物志》的序言中提出：“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这些思想，显然为新时代的帝王与士人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彼此之间的对话铺垫了道路。
建安年代的士人与帝王关系，呈现出与两汉****帝王年代不相同的特点。当时，曹操所代表的曹魏在三国中最有实力，延揽的文士最多。东汉****帝王的统治与威权已不复存在，汉献帝只是曹操的政治工具，没有实权。曹丕继位后，自然而然地在时机成熟时将其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建安文学时代是帝王与文士关系较为多元而复杂的文学时代，具体而言，既有帝王与文士很开放与融洽的一面，同时也有充满血腥的一面。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代的帝王与文士的关系属于一个新的时代，留下了许多令后世回味的地方。
曹操本人就是一位敢于打破传统礼教、崇尚通脱的人物。这也影响到他与当时文人的关系。曹操本人受道家思想影响，性格有很通脱的一面，同时爱好文学，在诗文创作上卓有成绩。关于曹操在这方面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这里记载曹操是一位文武兼备的英雄人物，文学创作则是他当时政治与军事生活中的有机构成部分。同时，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对待部下也比较通脱、赏赐十分慷慨，是他与袁绍明显不同的一面。另外，曹操十分爱好文学，深知文学创作之契机，由此对文士的心机与短长很是了解。关于曹操这方面的个性与特点，在其子魏文帝曹丕的有关论述中也见得很清楚。曹操是一位有着双重人格的枭雄，既执法严酷，同时在个人生活细节上又很通达无威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引《曹瞒传》记载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这些生活细节，说明他对待文士是较为随便、不拘小节的，与人谈论也是“尽无所隐”。这些风度与行为方式，也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他的儿子们与文士的关系。
曹植有乃父作风，为人不拘小节，颇受战国养士之风的影响，喜结交文士，为此而受到曹操、曹丕的怀疑和猜忌，丢掉了太子的位置。《三国志》本传记载：“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可见曹氏中人本身就是王侯兼文士型的人物。曹植与文士相交往往放任无节《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注引《魏略》，记载了曹植与著名文士邯郸淳的交往趣闻：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
可见曹植对看重的文士是很欣赏的，也不摆什么架子。他们在交往中可以坦诚地进行对话与讨论，从而心心相印，视同知己。在对话中，上天入地，从伏羲上皇到当今人物，肆意评论褒贬，旁及文章写作。从谈论范围到对话内容，可谓无所不及。这与两汉年代高高在上的帝王与匍匐在下的文士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汉代帝王与文士论文士，往往采用的是诏答体，臣下则诚惶诚恐，除了附和帝王外不敢置一词，比如汉明帝与班固的诏答论司马迁就是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