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强调指出：“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用层次和结构的观念来理解、把握佛教。在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表述了我对佛教的基本看法：“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现象，它是包括教主、教义、教徒组织、清规戒律、仪轨制度和情感体验等复杂内容的综合体，也就是由佛教徒及其组织、佛教思想文化和佛教仪式制度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结构。”这就是说，佛教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无形的观念形态，也是一种有形的物质实体，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极其丰富的。同时，我认为对佛教诸要素不能等量齐观，其中关于涅槃成佛的信仰观念是诸要素的核心。尔后，我又把信仰观念分解为神学和哲学两个层面。神学指侧重于追求解脱目标（如成佛、菩萨、罗汉等）和宗教修持方法的信仰学说，哲学则侧重于指人生观、世界观和认识论的理论性学说。我认为，就一般意义上说，佛教神学和哲学都可以说是佛教文化体系的核心，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佛教哲学才是真正的核心。这种看法的变化，主要通过对佛教哲学的价值和功能的深化认识而形成。佛教哲学是佛教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凝集着佛教学者的最高智慧，体现了佛教的最高理论思维，是佛教文化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部分。佛教哲学深刻地影响了佛教神学观念和信仰心理，支配了教徒的修持实践。例如，在哲学观念上，小乘佛教主张“人无我”，大乘佛教进一步主张“法无我”，强调宇宙万物都没有独立的永恒实体，“一切皆空”。正是由于这种最高层次的哲学理念的转变，导致了佛教徒由追求成就阿罗汉发展为追求成就菩萨、佛，并在修持方法上发生相应的重大变化。
对于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探索，我主要是运用文化比较学的观点，着力揭示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各重要形态的联系。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中，分章论述了佛教与中国政治、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的相互关系。文中强调了佛教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复杂性，认为佛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矛盾；中国佛教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是主要的，为进步势力利用是次要的。在阐述中国佛教与伦理关系时，着重强调佛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迎合、附会、调和、融汇儒家伦理的基本特点，并指出，佛教伦理道德中的某些方面也是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关于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认为佛教哲学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后来又为宋明理学所吸收，与中国固有哲学合流，成为古代传统哲学的一部分。书中认为，佛教在文学、艺术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超过了消极作用，强调佛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是重要的、显著的，在中国艺术史上的贡献更是巨大的。以上的论断，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五）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
约自1987年以来，我开始集中研究中国佛教思想。与内容偏于印度佛教的《佛教哲学》不同，这是从中国人的佛教著作出发，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佛教的重要哲学问题，勾画中国佛教哲学体系，阐释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又与印度佛教哲学思想、中国固有的儒、道哲学思想加以比较，以凸现其独具的异彩。撰写专著《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后详）的姐妹篇，即在思路和体裁方面与它近似的中国佛教哲学著作，是我长期以来的又一个心愿。经过十多年来的时断时续的研究、撰写，完成了九十多万字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一书，于200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除绪论和结语外，设五编三十二章。“总论”阐述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演变和思想体系。“人生论”分别阐述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神不灭论、涅槃观念的演变与发展，“佛”的含义的转换与拓展，以及净土观念的类别与转型。“心性论”着重阐明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哲学范畴网络，南北朝时代佛教三大心性论思潮，天台宗的性具善恶说，华严宗的自性清净圆明说，三论、唯识和密诸宗的心性论。“宇宙论”论述中国佛教的宇宙结构论、现象论和本体论。“实践论”分别论述中国佛教的伦理观、禅修观、直觉论、语言观和真理观。此书获2003年第六届国家图书奖，2004年“中华文化优秀著作奖”一等奖，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并列入“中国文库”出版。我想，对中国佛教文化核心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必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文化，也有助于更全面地总结中国哲学，进而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涵。
三、中国哲学智慧的阐扬
中国哲学上下数千年，源远流长。历代哲学名家，群星灿烂，学派林立，内涵丰富。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独立产生的自然、社会环境，和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蕴藏着精湛的智慧，是世界哲学之林中颇具特色、影响深远的一个哲学类型。我一直认为，努力阐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价值，是我们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几十年来，我除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的教学工作以及佛教思想研究外，还撰写了专著《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
我写《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的直接缘起是，198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安排我为高校哲学原理教师进修班讲授“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的课程。考虑到学员教学与研究的实际需要，我建议改为讲授“中国古代哲学问题”。事后，应中华书局之约，对原稿进行补充整理，改题为《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出版。
我采用问题解析体来写中国哲学史，是有见于近几十年来，通史体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已为数不少。这类著作，是以年代为经，以人物为纬来阐述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其长处是，脉络清晰，人物思想突出，有助于读者了解特定时期哲学家的总体思想。但也有其局限，这就是不容易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重要问题的基本内容、逻辑发展和主要特色。问题解析体也有局限，就是具体人物思想不突出，但利于叙述哲学重要问题的源流演变，这个长处正可以弥补通史体的不足，通史体和问题解析体两种体裁的互补，就能更有效地阐述中国哲学史的丰富内容，更有便于读者。
《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以问题为纲统领全书，将中国哲学的浩繁史料和诸多头绪，化约为十二个问题：宇宙生成论、本体论、时空观、常变观、矛盾观、形神观、人性论、人生理想观、历史观、名实观、知行观、真理观。每个问题编为一章，每章分别由引言、基本内容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是对该专题的概念、范畴的界定，对有关哲学理论问题的介绍，以及与西方哲学关系的厘定。基本内容是依据历史发展顺序，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或重要哲学著作的观点，探本求源，阐明其发展演变，给以客观描述和价值评判。结语是总结该专题的演变、类型、特点和理论思维经验教训。本书取材于儒、道、墨、法、名、阴阳诸家的学说，以及玄学、道教和佛教的思想，提要钩玄，客观评述，力争做到博中见约、由约显博的史料梳理与理论提炼。
我以为，用问题解析体叙述中国哲学史，主要有二大长处：一是较易于体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二是较便于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史，就是要选出若干重要哲学问题，对于每一问题的本末源流、发展演变，作出较明确的论述，这样就能比较系统地阐述某一哲学问题的提出、分歧、争论、演变、发展和解决，即问题由萌芽到成熟的历史全过程，也就能够比较清楚地表述关于某一哲学问题的若干不同观点之间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过程。这样，通过哲学问题的历史的、系统的阐述，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也就昭然彰显了，进而使哲学问题所包含和赖以表述的有关哲学范畴的创立、分化、融和、演变、发展的轨迹，也就随之厘然莹澈了。由此，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也就能获得比较完整的体现。
与上述长处密切相连，由于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史，能够系统地阐明哲学问题和哲学范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逻辑发展过程，也就能够比较完整地表述不同观点、思想的相互联系和彼此的差异，表述不同观点、思想的争论过程和分歧实质，这就便于我们比较不同观点的是非真假，总结正确观点的理论思维经验和错误观点的理论思维教训，从而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我在撰写《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时，就是想尽力体现这两个长处。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有限的生命里，努力开发中华民族的智慧，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崇高事业和光荣职责。今后我仍将在中国佛教与中国哲学两个领域里耕耘不辍，我愿不断以“双耕”的成果，献给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