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讲述中世纪的教会及其影响 ,就是因为这一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 ,对近代社会的形成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就历史观念而言 ,虽然启蒙运动反对天主教会 ,但其思想观念就是基督教思想的颠倒 ,抑或是其世俗化的表现。有关启蒙思想家与西方宗教传统的关系 ,有一本经典著作 ,至今仍然被当做教学参考书而采用。那就是卡尔 ·贝克尔 (Carl L.Becker, 1873—1945)写的《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国》,出版于 1932年。我说它是一部经典是因为大致说来 ,一部二十年以前出版的书就没人看了 ,也不会有人去引用了。当然像我这样研究史学史的人除外。但贝克尔的这本书 ,却仍然有新版,可见它的经久性。贝克尔在书中指出 ,虽然启蒙思想家反对教会 ,但其观念仍然受制于基督教的传统。他书名的原文如果直译 ,就不是 “天国 ”,而是 “上帝之城 ”。这是因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历史观念 ,与其神学大师圣 ·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 430)的《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一书 ,有密切的关系。奥古斯丁认为人类历史的尽头有一个城 ,叫上帝之城。那么大家是不是能进入这个城呢 ?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因为一般的城都是有城门的 ,你可以进去也可以被它拦在外面 ,可以是护城河或者高高的大门 ,中外皆是。另外的一个城就是世界之城 ,那就是世俗的历史。奥古斯丁认为所有世俗的王国 ,其功能是为人类最后进入上帝之城做准备 ,因此对世俗王国来说 ,其好坏主要是基于是否你在那个历史时期内 ,为人类提供和平和秩序。因此 ,照奥古斯丁所阐述的历史观来看 ,”大写历史 ”和小写历史之间是没有太大差别的 ,或不用做绝对的区分的。其原因在于 ,”大写历史 ”讲述人类历史的走向 ,走到上帝之城 ,那么小写历史描述在上帝之城到来以前的历史 ,因此两者之间是连在一起的。
在18世纪以前 ,这样的历史观念深入人心 ,被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强调的是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 ,他们的的历史观念 ,虽然挑战天主教会的权威 ,但在历史认知上却是与之相同的。所以贝克尔会说启蒙思想家有心中的天国 ,即他们的宗教观念。换句话说 ,启蒙思想家挑战天主教会 ,大多是出于对教会权力膨胀的厌恶 ,但启蒙运动所揭橥的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 ,却又与基督教的文化传统 ,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由于启蒙运动的深远影响 ,在 18世纪之后的西方历史学就基本上沿着这条道路 ,不把 “大写历史 ”和 “小写历史 ”区分开来 ,认为两者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 —史家写作历史 ,就是为了揭示人类历史的演化轨迹。那么我在讲一下 “大写历史 ”和 “小写历史 ”的另外一个区别。“大写历史 ”一般讲的是历史规律,我刚刚讲的三点很明显就是讲历史规律的 ,就是说历史有没有起点和终点等问题。这些都是 “大写历史 ”考虑的问题。所谓 “小写历史 ”,就是考虑你在具体写历史的时候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些是属于历史认知、或历史认识论的问题 ,原来是不太考虑的 ,但是后现代主义把它们提了出来 ,主要有关你的历史知识如何获得 ,你的历史认知经过了怎么样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有多少是你的东西 ,有多少是你直接反映出来的 ,有多少是你获取的 ,有多少是你选择擷取的。这些都牵涉到你个人的主观因素。举例来说 ,我在刚刚学习历史的时候去找过一个亲戚 ,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我说 ,学历史你要逐渐掌握两个 “ she4 li4”。我当时觉得很有道理 ,就与大家讲一下。他说一个是摄影的 “摄”,就是概况、归纳历史材料的本领 ,也即 “摄力 ”。另外一个 “设力”用的是建设的 “设”,就是你自己要将归纳以后的东西 ,加以重新整理 ,然后诉诸成文。这后面的 “设力 ”,就牵涉不少主观的成分 ,至少是主客观的互动和交融的产物。
历史如何“写出来”？
我常听到历史系的博士、硕士生描述他们的学习生活。他们很自然地说 :我第一年修课 ,第二年收集资料 ,第三年我把收集的材料写出来 ,形成论文。一般人都这么说。写出来就是 write it up。英文里就是这样用的。许多人听了以后 ,可能没有多少反应。但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 ,问题就很大 ,因为你所谓的 “写出来 ”,就是诉诸你的 “设力 ”,是你个人的建设 ,这里就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本来说 write it up,就是要将我个人的东西、或主观因素尽量排除 ,越少越好 ,以便让事实说话。但其实这只是 halfway,不是历史研究的终点。如果细究起来 ,牵涉的问题很多 ,如你选择写什么东西 (题目、断限等等),你怎么把这一东西写出来 ,你写了以后跟你想的是否一样 ,你能否自如地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等等。
这些问题以前不是没有出现过 ,但没有受到很多的重视 ,或者重视的角度不同。在西方 18世纪以前的历史学的研究 ,就没有人对这些问题探讨得很深入。到了 18世纪以后 ,就特别强调让事实说话 ,撇除主观因素 ,并由此来评价以往和西方以外的史学。如中国的传统历史学 ,以劝善惩恶为目的 ,因此就有人对此横加批评。其实这种批评问题很大 ,因为即使你想让事实说话 ,也没有那么简单。而中国的传统史家 ,也想尽量陈述事实 ,只是在陈述的时候 ,根据需要做了一些加工。比如说 ,周王实力衰弱 ,他被诸侯叫过去 ,也即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 ,而《春秋》讳之曰 “天王狩于河阳 ”,仅说周王去那里打猎。司马迁评论说 ,“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 ,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 ,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他对此做法十分赞扬。这里所揭示的情形是 ,《春秋》没有乱说 ,周王的确去了河阳 ,但为什么去的 ,是为了狩猎还是被迫去会见诸侯 ,就是史家隐晦的地方了。这里就有主观与客观两者之间的互动。换句话说 ,古代史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思维简单 ,他们考虑过求真与道德训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之处 ,并想加以调和。
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左传 ·宣公二年》载:赵穿杀晋灵公 ,身为正卿的赵盾 (赵穿之兄 )没有管 ,董狐认为赵盾应负责任 ,便在史策上记载说赵盾弑其君。为赵盾所杀。后孔子称赞说 :“董狐 ,古之良史也 ,书法不隐 ”。董狐的做法得到孔子的赞扬 ,就是因为他在当时的条件下 (纸还没有发明因此史家记载历史无法非常繁琐 ),以最简练的手段将肇事者指出来了。所以说 ,历史学家写作历史 ,虽然要求真 ,但也常想反映历史的现实。要与现实产生一些关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古代史家比西方 18世纪后到 20世纪初的史家更了解历史记述中的主客观交融的问题。
那么 ,18世纪以后的西方史家为什么不注意这个问题呢 ?我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启蒙思想家所提炼出来的、与基督教传统相关的历史观念 ,也就是我说的历史的规律性发展 ,不仅被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一个人写历史 ,只是想以小见大 ,将对某个小的东西的观察与大的历史发展的趋势联系起来看。于是 ,历史就变得有意义了。这个小的东西,往往是史家认为是节骨眼的东西 ,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很多的历史书,都关注这些转折点、或节骨眼。比如 ,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 ,一般研究战争史 ,都比较重视战争的起源 ,特别是哪个特别的历史事件 ,是某个战争的起点。而注重研究战争过程的比较少。有关某场战争的争论 ,一般也集中在战争的起源上。
历史的“点”和“线”
换句话说 ,研究战争、革命和其它重要的历史事件 ,其发生比较重要 ,因为反映的是某种因果关系 ,而因果关系是历史研究的重点。这个起源 ,就是一个点 ,但要想研究这个点 ,往往就必须将它做线形的考察 ,于是就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相联系了。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以前 ,一般人不太关注这个线形的历史发展的潜在问题 ,将之视为一种理所当然。换言之 ,如果我们的历史观念没有改变 ,那么一个史家只要研究一个点就行了 ,因为点和线之间没有冲突矛盾。
所谓点和线之间没有冲突 ,是因为近代史家认为 ,只要能将一个点、也就是一个事件写清楚 ,那么就能帮助读者了解历史的线形发展。换句话说 ,他们没有认为将一个事件交代清楚有什么困难。这一信心从何而来呢 ?我们还得从文艺复兴讲起。文艺复兴的宗旨 ,就是恢复古典的文明 ,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当然中世纪是否 “黑暗 ”,现在有不少人已经提出商榷。但至少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运动 ,欧洲思想家提倡这样一种努力。
如何恢复古典希腊、罗马文明 ,修复那些发掘出来的考古文物和塑像雕刻,当然是其中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 ,也就是与史学更为相关的部分 ,就是恢复古代的经典。这个工作其实挑战度很大 ,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以前 ,或者中国的印刷术传到欧洲以前 ,一般人都是用手抄来做学问的。手抄书籍的目的一般有两种 ,一是出于私人的兴趣 ,另一种是相互传阅。但显然前一种更为普遍。如果是抄给自己看的 ,那么就有可能在抄写的过程中 ,加一点自己的心得。但这一做法 ,却给后人带来许多问题。如果那个带有评论的抄本传到了另一个人手中 ,而那个人以为所加的评语 ,本来就有 ,是原文的一部分 ,因此就会将之植入他的抄本内。一传十、十传百 ,这样原文与评语就会融为一体了。这种情形在中国也出现过。像司马迁的《史记》到了唐代 ,也就是几百年以后,据说就有两百多个版本。唐代的学者因此就做了许多考证、注释和鉴定的工作。
这些工作 ,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工作 ,有十分类似的地方。而且从西罗马帝国衰亡到文艺复兴 ,一共有一千年之久 ,所以可见恢复古代典籍的工作量之大。自文艺复兴以后直至 17世纪 ,欧洲许多印刷的古典书籍 ,一般都篇幅很大 ,留出许多空白 ,印出了前人的评语 ,当然与原文是分开的。这一区分,就展现了人文主义者的成果 ,因为他们通过考证 ,已经能区别原文与评语了 (当然不是全部)。这就像我们现在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里面有小字印出的裴骃、司马贞和张守节的注释一样 ,只是形式不同。但印制篇幅大的书,显然不利阅读 ,而且古典原文旁边 ,加了许多密密麻麻的注释 ,也为读者所不喜。因此以后的欧洲学者 ,就想出了脚注或页注的办法 ,以达到 “外行看原文 ,内行看注释 ”的效果。如果你是学者 ,就会关注脚注 ,因为其中体现了对该文本的研究 ,而一般的读者 ,只是想欣赏古典作品本身的优美和典雅。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位安东尼 ·格拉夫顿 (Anthony Grafton)教授 ,是欧洲学术史、史学史的专家。他写过一本小书 ———《脚注趣史》,就以脚注的发明为例 ,讲述和分析了欧洲在文艺复兴以来学术的不断演进。他的观点是 ,脚注的发明 ,是学术进步的一个标志。而且 ,在加入脚注的时候 ,学者之间常常同时又在对他们的同行做评论。这本书值得一读 ,也向中国读者介绍。
好古、崇古、疑古
要区分、核对、核实原文 ,就需要做大量的考证。而罗马的一些古典原本,其拉丁文本已经丢失 ,因此人文主义者只能从希腊文转译回来 ,这样的工作,更为艰难。因此人文主义者 ,有一种好古的风气 ,而且非常强烈。从史学观念上说 ,就是人文主义者还没有完全树立历史进步的观念。他们还是认为 ,古典时代的文化成就 ,如希腊、罗马的雕塑和悲剧创造 ,是今人、也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很难超越的。其实有这种观念 ,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现代的中国人 ,也有可能认为唐诗宋词的成就 ,后人无法企及 ,更何谈超越了。到了 18 世纪,英法等国开始有学者争论古今的高下,称为 “书之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或者就是 “古今之争”(the debate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但似乎也没有争出一个高下来。
从史学史的观点来看,这种崇拜过去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像中国古人一样,对古典作品的研究,以注释为多,想有所超越并重起炉灶的比较少。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利,自然是一位有创意的学者,其《君主论》,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一本经典,但他也写过一部《论李维》,以李维的《建城以来》也即《罗马史》为素材,阐述他的历史观点。他的做法类似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虽然提出不少新的见解,但还是以古典文本为基础的。
但是到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历史进步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像伏尔泰就主张史家应该重视当代,而不是古代。这一历史进步观念在史学研究上的表现就是,史家开始重新写作历史,而不是对古人的作品做注释了。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19世纪初年的德国史家尼布尔 (Barthold George Niebuhr)。他是罗马史的专家。但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并不满足于对李维和塔西陀的著作,做一些详尽的注释,如裴松之注陈寿的《三国志》那样。相反,尼布尔希望通过开掘新的史料,超过这些古罗马的史著,而对罗马的历史,达到一种新的理解。这一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尼布尔的史观,二是他的方法和史料。尼布尔所关注的,是罗马的建城及其规模、罗马人口的变化、平民与贵族的关系等。这些显然从阅读李维的书中,很难直接获取。另外,他的研究也通过对神话和诗歌等分析,来开拓史料的运用,以获取对罗马史更全面的理解。
其实尼布尔的做法,反映了近代史家对于古典文化的一个新的认识。他们不再在古人面前唯命是从,而是希望通过自文艺复兴以来不断得到改进的史料检验与考证的方法,写出比古人更为精确和详实的历史著作。而这种信心,与历史进步的观念与 “大写历史 ”的普及,显然有着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 “大写历史”与历史叙述,也就是 “小写历史”,形成了一体。史家认为,只要掌握了史料,就能将历史 “写出来”(write it up),其中没有什么障碍。但是,随着 “大写历史”在战后受到的挑战,也使得人们对 “小写历史”的态度,也相应有了显著的改变。于是史学在当代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这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