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具有同一性的文化，自然是可以互相交流、互相融通的，决不像梁漱溟所说的那样，有什么永远走不到一起的互相悬绝的三种不同的文化。而文化交流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从发展较高的地域流向发展相对较低的地域。中国的文官制度、四大发明等等都曾经流向西方，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反过来，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科学、工艺等等，也不可阻挡地要从西方流向东方。所以，胡适坚信，“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作品集》第8册，59页。）。
从世界的眼光看文化问题，使胡适能够避免他那一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因中西文化冲突所引起的困扰，从容地面对中国文化的调整与重建。他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的问题。（参见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见《胡适作品集》第18册。）
（三）自责主义的文化心态。胡适认为，面对国家贫穷落后、人民愚昧、受欺受辱的事实，中国人须有一种新觉悟、新心理，就是首先要自己肯认错。“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胡适：《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见《胡适作品集》第2册，138页。）他不赞成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头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的发愤自强。”（同上书，139页。）要想不受侵略，不受压迫，摆脱贫穷、落后和愚昧，就须从自己认错开始，发愤自我振拔，“死心踏地的去学人家”。“学人家怎样用教育来打倒愚昧，用实业来打倒贫穷，用机械来征服自然，抬高人的能力与幸福。……学人家怎样用种种防弊的制度来经营商业，办理工业，整理国家政治。”（同上书，139～140页。）人们批评胡适这种自责主义会妨碍建立民族自信心。胡适反驳说，自责就是自我反省，“真诚的反省自然发生真诚的愧耻。……真诚的愧耻自然引起向上的努力……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胡适：《信心与反省》，见《胡适作品集》第18册，53页。）。“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同上书，52页。）“如果因为发现了自家不如人，就自暴自弃了，那只是不肖的纨袴子弟的行径，不是我们的有志青年应该有的态度。”（胡适：《三论信心与反省》，见《胡适作品集》第18册，67～68页。）
胡适认为，不肯自责的人，有一个根本的错误观念，就是认定中国只是物质机械不如人，在精神方面、道德方面还要远远高过西方人。这正是把西方文明看做物质文明、把东方文明看做精神文明那个成见的一种表现。连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也不能免去这种偏见。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度做过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叶楚伧，他竟宣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叶楚伧：《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转引自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载《新月》，第2卷第6期，1929-09-10。）这是全无世界观念的狭陋心理。以这种心理作基础，自然难以走上进步之途。为了清除这些对民族进步无益的心理，胡适一直坚持他的自责主义，严厉地批评各种盲目夸诞的欺饰之谈，有时不免稍嫌激切而有偏激之论。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责主义的文化心态，究竟是否够得上一种合理的文化心态？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一个人的进步须从不自满始，一个政党要有所作为，亦必须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个民族要进步，也须能自责，自我激励。一个迷醉于自我夸大的民族必定要走向衰落。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取得的进步，也都是以自责为起点的。鸦片战争之败，始知有不如人处，乃有一点办实业、兴科技的觉悟。甲午战争之败，始知政治不如人，才有改革与革命的觉悟。辛亥之后，国体不固，政治混乱，有“二十一条”之辱，始有新文化运动之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巴黎和会之辱，乃有五四运动爆发，中国革命始有一个新起点。这些都足以表明自责心理是求进步的第一推动力。1935年6月12日，胡适在给陶希圣的一封信里，反驳他所谓自责主义不利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说法。胡适说，只有肯自责，产生愧耻之心，才可指望“有一个深自振拔而湔除旧污，创造新国的日子”。他问道：“你试看看这三十五年的历史，还是梁任公、胡适之的自责主义发生了社会改革的影响大呢？还是那些高谈国粹的人们发生的影响大呢？”（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1379～138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不用说，胡适对他的自责主义的正当和功效是充满自信的。
（四）对传统与将来的信念。从批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1961年11月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说，胡适终生为扫除成见、欢迎西方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而奋斗。不少人因此认为胡适是“全盘性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人。这自然是很片面、不合事实的。（参见本书附录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我在前面指出，胡适留学归国前夕，曾用非常冷静而客观的态度表述了他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见解。只是后来国内保守主义思想屡次起来挑战，胡适不得不把他的立论的重点放在批评传统的缺点和颂扬西方文化的长处一方面。但即使这样，肯细心研究问题的人仍可发现，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特别的信念。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里提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中包括“整理国故”一项。所谓“整理国故”，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这自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意思。胡适一生的学术工作，绝大部分都可归入“整理国故”的范围，其中既有破，也有立。1929年，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胡适强调提出，“按照广大民众的惯性法则的自然作用，人民的大多数总是悉心爱护那些他们视为亲切的传统的东西。所以，一个民族的思想家和领导者为传统价值的丧失而忧虑是没有道理的和完全不必要的”（HuShih，ConflictofCultures）。1935年，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文化皆固有其自身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根源于“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造成的生活习惯”。而这些习惯的最大的传承者“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见《胡适作品集》第18册，137～139页。）。胡适这些话已经包含有文化的创造与保守的主体是人民大众的思想。（参见本书《胡适的文化观及其现代意义》一文。）正因文化的主体在人民大众，所以传统才没有丧失的危险。1960年，胡适在西雅图举行的“中美学术会议”上讲演《中国传统与将来》。他又进一步提出，由先秦的“经典时代”所琢磨塑造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近代一百多年来的中西冲突、革新、淘汰的作用之后，并不曾破坏中国文明的性格与价值。“正好相反，革除淘汰掉那些要不得的成分，倒有一个大解放的作用；采纳吸收进来新文化成分，只会使那个老文化格外发辉光大。”（胡适：《中国传统与将来》，见《胡适作品集》第24册，171页。）
由上可见，胡适决不是一个主张放弃传统而“全盘西化”的人。我们甚至可以不避矫枉过正之嫌，大胆地说，胡适比那些迷醉“国粹”的人，对中国传统倒是更多一些实实在在的信心。他基于对两种文化的较深的理解，从而确信，凡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必能经得起文化冲突的考验。相反，那些国粹主义者，恰是担心传统经不起这种考验，所以才拒斥西方文化而醉心“昌明国粹”。
四、理性的限制
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在中西方文化这个最复杂而又最有争论的问题上，胡适始终保持一种理性的心态，是颇不易的。但文化这东西本身却不单单是个理性的问题。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会包含一些非理性的成分，这是人们的常识可以承认的事实。
文化在时间之流中发展，因而有时代性。同时，它又在一定的空间中积聚和发展，因而有地域性、民族性。因长时期在同一地域环境里，在同一民族内部，会造成一些独特的生活习惯、风俗、礼仪、观念、信仰等等。这些往往也就成为一个民族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因而也就成为可以牵动民族感情的东西。
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自成体系。到了近代，它遇上来自外域的真正挑战，多次的挫折，使中西文化的冲突最易牵动中国人的感情。胡适在谈论中西文化问题时，为了驳斥东方文化派和各种保守主义者，往往太多地强调中西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而多少忽略了中西文化的民族差异。这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自然，胡适并非完全不懂得文化的民族性差异）。尤其在辩论中，他受激而说过一些不免失于偏激的话。例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说中国人“九分像鬼，一分像人”，说“欢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等等。这些都颇能引起一般人的反感，遂使他本来合理的一些思想也不易为人所接受。
但胡适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自己也不能完全超脱民族感情的限制。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作为驻美大使，为了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同情与援助，发表过上百次的演说，其中多次谈到文化问题。有时是着重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有时是谈论中日文化的对比。在这两个主题上，他都表现了与从前在国内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前在国内，胡适总是着重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这时，他却处处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别价值。《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的长篇讲演，可以说是他此时期的一个代表作。在这篇讲演中，从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子的有教无类与“合理的怀疑”态度，直到20世纪以来的批判性传统，他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讲到中日文化对比的问题，从前在国内他极力强调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和中国现代化的失败，强调中国应当效法日本。到此时期，正好相反，他强调中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现代化比日本成功。他要人们相信，日本的现代化是片面的，它只取得了物质上军事上的现代化，政治上是极权统治，学术上是愚民政策，教育上是军国主义。他把日本看做世界上、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现代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
用不着做什么详细的论证，人们自然会明白，胡适的这一重大变化是由于激烈的民族战争的现实所造成的。
我们看到，抗战以后，胡适在文化问题上并没有回复到30年代以前的基调，而是继续着重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意义的东西，而这仍然是现实生活影响的结果。战后的国民党政府（特别是避地台湾以后），更紧密地同美国联在一起，从统治集团到一般知识分子，已经大大减轻了二三十年代经常出现的对英美式的西方文化生活与政治制度的强有力的怀疑与抵抗。胡适本人又长期避居美国，所以基本上没有批驳东方文化派与国粹主义者的那种冲动。50年代末期，胡适回到台湾，当时新儒家也颇成气候，遂引出他临死前不久的那一次严厉批判传统文化的演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次演说招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激烈反击。
总之，在文化问题上，理性是有其限制的。即使像胡适这样最富理性的学者也不能避免，也会有前后自相矛盾的情况。但是人们不应因此对理性失去信心。我相信，在文化大变动的时期，尤其需要理性的指引。只有理性能够帮助我们免入歧途，走上健全发展之路。对于文化问题中的非理性成分，也只有采取理性的态度，才能保持健全的心态，才能有助于民族心理的平衡。承认文化的民族性，承认在文化问题上民族感情与民族心理的历史正当性是完全必要的。我们都只能在一定的民族生存环境中接受文化遗产和创造新文化。在世界真正实现大同以前，在地球以外的力量对人类的生存构成真正的挑战以前，这种民族性与民族感情是无法泯灭的。但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地求得理性与民族感情的适当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