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形成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实现统一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以“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急切需要加强交通以巩固统一。于是立即致力于全国交通网的建立，在战国交通的基础上，“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经过修整与沟通，将各国道路纳入以全国为规模的交通系统之中。在秦始皇时代，大致由这样一些主要交通干线纵横交错，结成了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大纲。
三川东海道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条大路即由关中东向直指海滨。其与黄河并行的区段，曾有“殽道”、“成皋道”之称。楚汉战争中刘邦军与项羽军攻守进退，曾据三川东海道反复争夺。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两个重要都市，由这条道路得以交通。由于所联系地区经济地位重要，人口亦较密集，于是成为秦汉时期承当运输量最大的交通干线。章巽《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载《学术月刊》，1957（2））一文以为由关中向正东的大道在三川地区即向东北东方向折入齐地，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秦开辟驰道示意图》亦从此说。王京阳《关于秦始皇几次出巡路线的探讨》（载《人文杂志》，1980（3））、曹尔琴《秦始皇的驰道和法家路线》（载《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5（1））等文意见也相近。这似与当时情形不尽符合。秦在朐县界中立石以为秦东门，正应有直向正东的大道。史念海《河山集》附《战国时代经济都会图》中所绘关中向东的道路直达彭城。他在《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载《文史杂志》，3卷1、2期，收入《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文中考证沛公西行路线：“沛公发彭城，过砀郡，经阳城杠里，北攻昌邑。昌邑未下，乃西袭陈留，进攻开封，与秦将杨熊会战于白马。沛公此行，当系遵秦皇二十九年东游琅邪归来所行之驰道。”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收入《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10月）中也说道：“道路之中枢，实在梁国。”楚汉战争时两军在荥阳、彭城之间反复争夺，以及汉景帝时吴楚叛军正是在梁国受阻、终于致败的史实，均可支持此说。对于这条“沟通长安、洛阳两大都邑的交通干道”的历史作用、通行条件和具体走向，多有研究者进行了认真的勘察考论。参见辛德勇：《崤山古道考证》，见《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7月。另有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长安洛阳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5月；胡德经：《两京古道考辨》，载《史学月刊》，1986（2）；王文楚：《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见《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7月。
南阳南郡道出武关东南向，经南阳至于南郡，使关中平原与江汉平原得以沟通，又通过水陆交错的形式“南极吴、楚”（《汉书·贾山传》），与长江中下游衡山、会稽地区相联系。商鞅封地在这条古道上。参见王子今、焦南峰、周苏平：《陕西丹凤商邑遗址》，载《考古》，1989（7）。史念海说，此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北归及三十七年南游之途也”史念海：《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载《文史杂志》，3卷1、2期，收入《河山集》四集。。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之行，得到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廿八年］，今过安陆”（三五贰）的证实。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其实，在实现统一之前，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秦王游至郢陈”（《史记·秦始皇本纪》），很可能也经由此道。也就是说，这条道路秦始皇或许曾三次经行。秦末，刘邦由这条道路先项羽入关。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即由此道行洛阳。这条大道汉时又曾经称为“武关道”。《后汉书·王允传》：“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武关道先秦时期就是秦楚交往的主要通道。王开主编《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8月）也有关于武关道的考论。由《史记·货殖列传》“南阳西通武关”可知，因南阳地方“成为当时联络南北地区的最大商业城市和经济重心”，这条道路形成“交通盛况”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发展》，见《古代交通地理丛考》，4~5页。。
邯郸广阳道经河东、上党，或由河内北上至邯郸、广阳、右北平，通达燕赵。这条大道战国时已具有重要地位。史念海曾经指出：“太行山东边有一条主要道路，与太行山平行，纵贯南北，赵国都城邯郸和燕国都城蓟都是在这条交通线上。”史念海：《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见《河山集》，124页。秦始皇出巡曾行经这条道路的部分区段。汉高祖七年（前200）攻韩王信，导致平城之围，《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自平城过赵、雒阳，至长安”，也经由此道。刘秀经营河北，初则“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后“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其驰赴信都，方得立足，又循此道平定蓟、中山、邯郸，“行至鄗”，“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以傍此大道之战略优势即皇帝位（《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秦汉时期的北岳，就在这条交通线上。参见王子今：《关于秦始皇二十九年“过恒山”——兼说秦时“北岳”的地理定位》，见《秦文化论丛》第1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6月；《〈封龙山颂〉及〈白石神君碑〉北岳考论》，载《文物春秋》，2004（4）。
陇西北地道由关中通向西北，是为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东段。秦统一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第一次出巡即经此道西行，即《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后来汉武帝出巡，也曾经经由这条道路。如元鼎五年（前112）“郊雍，至陇西，西登崆峒”（《史记·封禅书》）。元封四年（前107），又曾“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汉书·武帝纪》）。这条古道的某些路段，与秦人东进关中的路线有关，又成为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的干道。关于这条道路的走向、规模和历史演变，可参见鲜肖威：《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2）；吴礽骧：《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4）；王子今：《秦人经营的陇山通路》，载《文博》，1990（5）（秦文化·秦俑研究特刊）。
汉中巴蜀道秦据有巴蜀，当以跨越秦岭的畅通道路作为基本条件之一。秦岭山路险厄，工程极其艰巨。开通之后又历经拓修完善，形成故道、褒斜道、骆道、子午道数条南逾秦岭的路线。蜀道南段诸线路中，较为艰险者又有著名的阴平道。刘邦至汉中，“从杜南入蚀中”，还定三秦，亦通过秦岭栈道，“从故道还”（《史记·高祖本纪》）。汉武帝时，曾以“故道多阪，回远”，“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史记·河渠书》）。汉平帝元始五年（5）秋，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汉书·王莽传上》）。“后以子午，途路涩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隶释》卷四《司隶校尉杨君孟文石门颂》）。曹真伐蜀，曾由骆谷进军。姜维北上，亦曾“率众出骆谷”（《三国志·蜀书·后主传》）。邓艾伐蜀，则经阴平道行险地取胜（《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参见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见《历史地理论集》；辛德勇：《汉〈杨孟文石门颂〉堂光道新解》，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1辑；严耕望：《阴平道辩》，载《新亚学报》，9卷2期；鲜肖威：《阴平道初探》，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2辑。一些线路的栈道遗迹，至今犹有遗存。
直道《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出巡途中死于沙丘平台，“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秦始皇本纪》）。直道从甘泉宫北行1 800里直抵边防重镇九原。秦代经营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战国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统一后规划施工，开拓出可以体现秦帝国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司马迁行经直道全程，曾经发感慨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史记·蒙恬列传》）史念海曾自秦汉甘泉宫遗址北上对直道进行实地考察，1975年即发表《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载《陕西师大学报》，1975（3）；《文物》，1975（10））。20世纪80年代已发表直道考察的收获有：《画家靳之林徒步三千里考察秦始皇直道》，载《光明日报》，19840819；王开：《“秦直道”新探》，载《西北史地》，1987（2）；贺清海、王开：《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迹探寻》，载《西北史地》，1988（2）；孙相武：《秦直道调查记》，载《文博》，1988（4）；延安地区文物普查队：《延安境内秦直道调查报告之一》，载《考古与文物》，1989（1）。《陕西交通史志通讯》1986年5期还曾刊出《秦直道实地考察专辑》。直道对于当时交通结构的形成意义重大。参见辛德勇：《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1）；王子今：《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载《人文杂志》，2005（5）。对于秦直道的走向，认识则存在严重分歧。参见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3辑；吕卓民：《秦直道歧义辨析》，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1辑。近年考古工作的收获，使若干疑问得以澄清。发掘收获以断代明确的出土资料，大致可以否定以为秦直道并非南北笔直，而推断其路线向西北迂回至于华池、定边的意见。《2009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载《中国文物报》，20100611；王子今：《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秦代的国家级高速公路》，载《光明日报》，20100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