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编，我们主要从人的修养层面讨论了与人生息息相关的德性修养问题。外编，我们将从行为层面讨论处世的方法原则。就《周易》的处世哲学而言，前者可以说是变中之常，无论何时何地，人都需要寻求和守护，以使自己保持并完善自我的人格修养。后者可以说是常中之变，可因时地之不同而有所变易，以使自己合乎并顺应时势的流转。
“时”与“地”，在《周易》中称作“时”与“位”。从方法原则的立场说在《周易》中“时”与“位”均具本体的意义。外编重在讨论《周易》处世的方法原则，故对本体层面的问题较少涉及。，二者及其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周易》的核心思想之一。因此，外编我们将从对“时”的讨论谈起。
11.1
说到“时”，人们马上会想到“时间”这一概念。就人们目前所具备的认识能力而言，“时间”是无始无终的，我们找不到它的起点，也无法预知它的终点。万事万物都在此中生灭变化，人类自身也在其中盛衰存亡。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离于时间之外，个体的人更是如此。比如，我们说人的一生，说人的生命，这些都可以看做是一个时间概念。人有生日，有死期，这也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经常填写的“年终总结”、“履历表”等则更是这样的时间流程的有序排列。可见，人之与时，时之与人，是须臾不可离、也不能离的。
然而，人与时、时与人的“须臾不可离”，并不等于人必须无条件地受着时间的安排而被动地生活。人是可以通过“明时”而主动参与时间的变化的。《周易》强调“趋吉避凶”，实际上就是让人们在“明时”的基础上，做好迎接时变的准备工作，以便“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具体而言，《周易》的理论是：“明时”、“时行”、“时止”和“动静不失其时”。核心思想则是“与时偕行”。
“明时”，就是对时间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周易》的“明时”是从“察时”开始的。如《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即仰观日月星辰等天象，可以察知四时、季节变化的规律。如《观卦·彖传》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即仰观自然运行的神妙变化，可以理解四时交替之毫无差错的道理。如《豫卦·彖传》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即天地顺其本然之性而动，所以日月运转而无差失，四时交替而无差错。又如《丰卦·彖传》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即日升中天必将西斜，月至圆满必将亏食，天地自然有盈必有亏，有亏必有盈，它们都是根据一定的时间而消长存亡的。类似的话《彖传》及《系辞传》中还有很多，这些都是古人经由对天地自然的观察所获得的关于“时”的知识。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易》也可以算是“察时”、“明时”之作。《系辞传》云：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大意是说，上古圣哲伏羲氏治理天下时，抬头观察天上的星象，俯身观察大地的形势，观察飞禽走兽身上的纹理，观察花草树木的生存特性，近取人之自身的征象，远取各类事物的征象，于是创作了八卦，以此贯通神奇光明的德性，类归天下万物的情态。这段话虽然是讲八卦制作过程的，但其仰观俯察、观物取象本身，无疑也包含了对时间的认识。《系辞传》中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即圣人发现天下幽深难见的道理，就把它譬拟成具体的形象，以象征特定事物的相关意义。而“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所以，此种譬拟、象征之中，自然也包含了对时间的察知和体认。这一点，《系辞传》所记载的筮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周易》本为筮占之书，而这段关于筮法的介绍文字，处处蕴涵一个“时”字，其“察时”、“明时”的良苦用心一望可知矣《周易》之“察时”、“明时”，既有经验的概括，又有理性的梳理。有学者将《周易》时间观念的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1）变动不居；（2）生生不息；（3）终始反复；（4）有则有序。（参见林丽真：《周易“时”“位”观念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载《周易研究》，1993（4）。）限于本书外编的特色，本处只对“察时”、“明时”的重要性予以指陈，而对其中的哲学内涵则较少论述。。
11.2
《周易》之所谓“明时”是一种认识或知识，但不是一种纯粹的认识或知识。它处处切合着人伦物用而展开。可以说，“明时”的目的就是在于让人们依时而动，“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
“时行”就是依时而行。既然一切都在时间之中，谁都无法游离于时间之外，那么要想在时间之流中有所进取，就须顺时而动。有学者指出：人与时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行为与环境的关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的关系。顺时而动，必获吉利，逆时而动将导致灾难，主体行为是否正当，并不完全决定于主体行为本身，而主要决定于是否适应环境的需要”（余敦康：《中国哲学论集》，480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因此，“时行”之“时”，还不仅仅是一个年月日时的问题，而是与此年月日时相关及与主体相关的一切因缘的总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时机”一词的真正含义。
《周易》之中论到“时行”的地方颇多，如：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有·彖传》）
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之时义大矣哉。（《随卦·彖传》）
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坎卦·彖传》）
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遁卦·彖传》）
《大有》“应乎天而时行”，就是顺应天的规律，依时而行。《随》卦“天下随之”，即天下众人顺应时变而相随从。《坎》卦“险之时用”，指国君王侯因应天时，设险守国，意义非常重大。《遁》卦“与时行也”即随顺时势，及时退避。总之，“时行”，就是叫人不失时机，因应时变，有所作为。常言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因而，“时行”，也可以谓之“得时”。“得时”与“失时”相对应。《列子》中记有一则故事，讨论了“得时”与“失时”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颇有意思：
鲁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学，其一好兵。好学者以术干齐侯，齐侯纳之，以为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悦之，以为军正。禄富其家，爵荣其亲。施氏之邻人孟氏同有二子，所业亦同，而窘于贫。羡施氏之有，因从请进趋之方。二子以实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术干秦王。秦王曰：“当今诸侯方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遂宫而放之。其一子之卫，以法干卫侯。卫侯曰：“吾国弱也，而慑乎大国之间。大国吾事之，小国吾抚之，是求安之道。若赖兵权，灭亡可待矣。弱全而归之，适于他国，为吾之患不轻矣。”遂刖之，而还诸鲁。既返，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让施氏。施氏曰：“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子道与吾同，而功与吾异，失时者也，非行之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无定是非也。投隙抵时，应事无方，属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术如吕尚，焉往而不琼哉？”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列子·说符》）
故事中讲的施氏二子与孟氏二子，所掌握的技能一般无二，但在用其技能以求禄事时，却受到了截然有别的待遇。施氏二子“禄富其家，爵荣其亲”；而孟氏二子则或遭阉割，或受刖刑。成功者施氏称此为“得时者昌，失时者亡”。 这正如《尉缭子·十二陵》中所说：“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得时之昌”，亦可谓“与时行也”。
11.3
依时而行固然重要，依时而止也意义非常。所以《彖传》谓之“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其实，“与时偕行”就包含“时止”之义。《周易》中有一《艮》卦，专门讨论“止”的问题，其卦辞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彖传》解释说：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艮》卦主要申明“止”义。《序卦》曰：“《艮》者，止也。”《杂卦》曰：“《艮》，止也。”此处《彖传》亦曰：“《艮》，止也。”《艮》为“止”，所以《彖传》有“时止则止”之说。但论“止”之卦何以又谓“时行则行”？金景芳先生解释说：“止的意义并不简单，不能以为停止不动才是止。其实止还包含着行的意义在内。这一点一般人不易领会，所以孔子特别加以说明。止于止是止，止于行也是止。我们坚持不懈地干一件事情，就是止于行的止。后来我们发现情况变了，这件事情必须停止，不宜再干了，这就是止于止的止。坚持干什么，是止于行；坚持不干什么，是止于止。两种止实行起来都要看场合，就是要‘艮其背’。这个场合不仅是空间上的场合，也是时间上的场合，而且归根结底是时间上的场合。‘时止则止’，时要求止于止，就止于止。‘时行则行’，时要求止于行，就止于行。或止于止，或止于行，时是决定性的因素。”（ 金景芳等：《周易全解》，359页。）
金先生的解释辩证色彩很浓，意义也很深刻。它表明，艮止之义不仅在于因时而止于所止，还在于因时而止于所守。所以，《彖传》接着说：“艮其止，止其所也。”而《象传》则更明确地强调，君子观《艮》之象，应当“思不出其位”。宋人程颐解释说：“君子观《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处之分也。万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则止而安；若当行而止，当速而久，或过，或不及，皆‘出其位’也。”（《程氏易传》）“止其所”、“不出其位”，都是指止其所当止。而止其所当止，也就是止其所当守。因此，“止”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以止助行，以行成止。《韩诗外传》中记有孔子评价周公的一段言论，颇能说明这一道理：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洞洞焉若将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听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振恐海内，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请然后行，无伐衿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韩诗外传》卷七）
周公事文王，能子；履天子之位，能武；北面而事成王，能臣。其能子，可以说是止于为子之道，而行于人子之孝；其能武，可以说是止于为君之道，而行于王者之业；其能臣，可以说是止于为臣之道而行于人臣之事。为子能子，而安于为子之道；为王能王，而安于为王之道；为臣能臣，而安于为臣之道，周公真应该说是做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了。
其实，相对于“依时而行”而言，“时止”是更难驾驭的。《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一些感慨，实际上就与此相关。如孔子称赞其弟子南容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并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又赞扬卫国大夫宁武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南容的“不废”与“免于刑戮”，宁武子的“知”与“愚”，都表现了一种“时止则止，时行则行”的人生智慧。所以，孔子对他们颇为赞许。其实，孔子本人也是一个十分能够因应时变的圣者，所以，孟子称之为“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
11.4
“时行”也好，“时止”也好，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动静不失其时”。王弼在所著《周易略例》中指出：
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
“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就是“时止”、“时行”，就是“动静不失其时”。我们看《乾》卦的例子，或“潜龙勿用”，或“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或“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或“或跃于渊”，或“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等等，都是依时而行。所以其《彖传》说：“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另外，还应该注意到，“时止”、“时行”和“动静不失其时”，其关键在于“中”，在于“时”而得“中”，也就是《孟子》和《中庸》中所谓的“时中”。“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有经有权，故能变通。“变通者，趣时者也。”《孟子·万章下》中比较了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的处世方法和原则，最后说：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大意是说，伯夷是圣人之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之中负责任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之中随和的人，孔子则是圣人之中识时务的人。孔子，可以称为集大成者。“集大成”的意思，如果拿奏乐例之，好比是先敲钹钟，最后用玉磬收束，有始有终一样。先敲钹钟，是节奏条理的开始；用玉磬收束，是节奏条理的终结。条理的开始在于智，条理的终结在于圣。智好比技巧，圣好比力气。犹如在百步以外射箭，射到，是你的力量；射中，却不是你的力量。
可见在孟子看来，四人之中，孔子是“圣之时者”，集其大成，因而最伟大。而照孟子的解释，“圣之时者”，也就是“智”与“圣”、“技巧”和“力量”结合得最好者。因为他结合得最好，所以能够“识时务”，“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
常言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其之所以“为俊杰”，在于其“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