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做错事情之后，去向人低声道歉固然必要，但有时仅靠一句“对不起”是不足以获得谅解的。以黛博拉的事件为例。有一次黛博拉在同事谈话时称其上司是“机器人”，结果被上司知悉。于是黛博拉给上司写了一张纸条，约他抽空谈一谈，上司同意了。
“显而易见，我用的那个词绝无其他用意，我现在备感悔恨。”黛博拉向上司解释说，“我之所以用‘机器人’之类的字眼，只不过是想开个玩笑，我感到上司对我们有些疏远、麻木，因此，‘机器人’三个字只不过是描述我这种感情的一种简短方式。”上司为黛博拉合情合理的解释和自我批评的态度而深受感动，他甚至当即表态，说要努力善解人意，做个通情达理的人。
通过这种方式，黛博拉帮助上司做到了平心静气，并顺利地解决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危机。
诚然，推卸责任是我们找借口辩解的一种方式，然而，问题不在于我们要找借口辩解，而在于我们辩解时不能太直率、太生硬。
终止，偃旗息鼓，这是自己在论战中不慎失误，造成明显不利形势时，采取的一种暂时退却的策略，以便振作精神，调整战术再战。
任何人在论战中都难免失误，任何一方都可能遇到强劲的对手，若一方稍有不慎，就会被强敌抓住把柄击中要害。此时既不能强辩，也不可狡辩，否则将失败得更惨。为了终止已造成的失误，最好装聋作哑，不予理会。雄辩大师伍吉尔说：“我以多次陷入相似境地的同仁身份，让我冒昧地向同事提出劝告，最好的撤退方法就是一心一意地撤退。”历史上和现实中许多能说会道的名人，在辩论失利时仍死守自己的城堡，因而惨败的情形不乏其例。比如1976年10月6日，在美国福特总统和卡特共同参加的、为总统选举而举办的第二次辩论会上，福特对《纽约日报》记者马克斯·佛朗肯关于波兰问题的质问，作了“波兰并未受苏联控制”的回答，并说“苏联强权控制东欧的事实并不存在”。这一发言属明显的失误，当时遭到记者的立即反驳。但反驳之初佛朗肯的语气还比较委婉，意图给福特以订正的机会。他说：“问这件事我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您的意思难道在肯定苏联没把东欧控制为其附庸国？也就是说，苏联没有凭军事力量压制东欧各国！”福特如果当时明智，就应该承认自己失言，然而他觉得身为一国总统，面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认输，决非善策，于是继续坚持，一错再错，结果为那次即将到手的选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刊登这次电视辩论会的所有专栏、社论都纷纷对福特的失策作了报道，他们惊问：
“他是真正的傻瓜呢？还是像只驴子一样的顽固不化？”卡特也乘机把这个问题再三提出，闹得天翻地覆。
高明的辩论家在被对方击中要害时绝不强词夺理，他们或点头微笑，或轻轻鼓掌。如此一来，观众或听众便弄不清他葫芦里藏的什么药。有的从某方面理解，认为这是他们服从真理的良好风范；有的从另一方面理解，又以为这是他们不屑辩解的豁达胸怀。而究竟他们输与否尚是个未知的谜。这样的辩论家即使要说也能说得很巧，他们会向对方笑道：“你讲得好极了！”公开讲话也好，与人交往也好，犯错在所难免，而有些看似不经意的错误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及时认错、及时低头，开诚布公地讲一些能让人谅解的低头话才是会说话、会办事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