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东师大图书馆做临时工，但我在下班后，还是常去圆明园路《文汇报》新闻部看望张冠华，打听消息。
我在那里认识了王复初、姚柏生、洪作鹏等记者和编辑，他们告诉我，总编马达看到我写的来信很重视，他说一定帮忙登出来。
张冠华老师中午请我吃饭。
不久，张冠华老师给我看他写的《调查附记》的清样，打算登在“法庭内外”。
调查附记：
收到来信后，记者专程访问了孔祥骅及有关部门的同志。经了解，信中反映的情况属实。
孔祥骅同志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在痛苦而漫长的“监督改造”过程中，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阻力，阅读了大量革命导师的著作和《中国通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史稿》《纲鉴易知录》《史纲评要》《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文钞》等大量书籍。为了学习《左传》，他还向当时处境困难的复旦大学老教授朱东润求教，并建立了通信关系。他坚信人们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们祖国是多么需要知识。粉碎“四人帮”后，他曾戴着“反革命”帽子，两次报考过研究生，虽未被录取，但更坚定了自学成才的信心。
平反之后，孔祥骅怀着为国效力的迫切心情，希望早日分配工作，好好干一番，以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四化建设服务。然而，他奔波了九个多月，至今工作和生活问题仍未得到落实。在此期间，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曾亲笔写信推荐他到古籍出版社寻找工作，但由于人事制度的限制，难以解决，他仅为该社印刷厂校对了两本集子，共获得三十六元报酬。目前，他仍然只能依靠母亲的退休工资艰难地维持生活。
据了解，有关劳动部门为解决孔祥骅的工作安排问题，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市劳动局的有关干部为此专门到古籍出版社和华东师大去联系，请他们为孔祥骅安排专业对口的工作，或经过考试后录用。但两个单位的人事部门都说：目前人员超编，无法再接收。市劳动局只好请南市区劳动局安排。南市区劳动局一时又难以找到合适的接收单位，因此，目前只能安排孔祥骅参加临时劳动，但根据孔的具体情况，他又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因而，南市区劳动部门也感到十分为难。
孔祥骅同志因错案获得平反，而又有一定业务能力，有关部门应该切实帮助他得到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的机会。
张冠华老师是《文汇报》新闻部主任，他本来准备在3月份发表，但是还要先将清样寄给市委书记胡立教，我坐在张冠华老师的桌子旁，对他说：“我是度日如年。”
他劝我：“如果不能发表，争取个别解决，你就耐心等待吧！”
5月初，我在华东师大图书馆流通部接到张冠华老师的一封信，他说：“孔祥骅，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你到高安路去，市人事局领导同志要亲自和你见面，谈话。”
下班后，我就赶回母亲住处，把市人事局领导要见我的消息告诉她，母亲说：“你要把胡子刮刮干净，把头发剃一剃，要穿整齐些，给人以干部形象，态度要大方、稳重。这样有利于安排工作。”
这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
我穿了一套蓝色的中山装，脚穿黑皮鞋，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了高安路，时间还早，我在马路上慢慢地走着，到了指定地点，看见有人在门口站岗，我乘电梯到三楼局长办公室，只见一位中等个子，皮肤呈青铜色，很有军人气派的老同志正与人说话。
他见我就问：“你找谁？”我讲述了《文汇报》记者通知我来的事。
他说：“你就是孔祥骅吧，你先等一等……”
过了一会，他与人讲完话，拨了个电话，同时对我说：“你先坐！”
我坐在沙发上，一会儿，从门外进来一个人，一进来就称那位颇为英武的老年人：“顾局长！”
他就是市人事局的顾副局长，还有一位年轻秃发的是干部调配处的杨处长，由他作记录，我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经历原原本本谈了出来。顾局长温和地说：“孔祥骅同志，你吃了许多苦，我们对你是有责任的，你有什么要求尽可以提出来，市委领导已经对你的问题作了批示，而且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杨处长拿出胡立教的批示，《文汇报》稿子的校样、报告、信，都在他那儿，他说：“我们考虑给你一个编制，一个名额，你想干什么事情？”
我说：“目前我在华东师大图书馆当临时工，现在走投无路没饭吃，我只要有个饭碗就可以了。”
局长说：“我们不仅要解决你的吃饭问题，我们希望你平反以后为四化作出贡献，发挥自己的才能，你想去上海辞书出版社还是去古籍出版社呢？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杨处长讲：“古籍出版社我们已去联系过，那里的编制已满了。”我说：“在你们没找我以前，华东师大图书馆已决定给我打报告，要求争取一个编制，但转正报告学校里还没有报上来。”
我希望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因为华东师大图书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首先要我，再说，在大学工作与我的志向、兴趣吻合，也是我母亲的心愿。
杨处长说：“我们可以联系，如果华东师大要你，那么你就在华东师大，如不要你，我们再联系其他单位。” 局长说：“你有什么事，可随时来找我，我们会在很短时间里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一定给你安排工作，让你在后半生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临走时，我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