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4日夜，我还沉浸在梦里，依稀听到窗外很远的地方在放鞭炮，持续不断……
第二天天刚放亮，父亲从外面回家，轻声地告诉母亲说：“外面在枪战呢。”
老虎灶的门紧闭着，我隔着门缝朝外看，只见一位衣衫破烂手执长枪的人，站在老虎灶门口大声喊道：“上海解放了！上海解放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上海解放”这几个字，但我根本不知“解放”是什么意思？
街上一下子变得很热闹，到处挂着红旗，许多人在大游行，他们挥舞着各种色彩的标语，喊着口号，年轻的男男女女穿红戴绿，打着腰鼓，扭着秧歌，人们欢呼上海的解放，唱着歌从马路上走过：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呼嗨嗨依格呀嗨，呀呼嗨，呼嗨，呀呼嗨，嗨嗨，呀呼嗨嗨依格呀嗨！
我不明白这歌词的含义，也跟在别人后面唱。
不久，父亲从报上看到政府通告未赴台湾的国民党人员要向公安局登记的消息，通告还责令这些人员主动交出武器、证件。
父亲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公安局了，他回来后显得很轻松，母亲问他怎么样，他说那里干部对他很客气，他已把手枪和证件全交给政府了。
此后，公安局也从未通知父亲交代、检查。
父亲已无意于政治，指望在新中国做一名普通老百姓，他自幼读的是古书，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多的是，前朝的官员只要肯为新朝服务，还是有饭吃，有事干的。共产党来了，也会按历史的常规办事的。
父亲从书店里买了一本连环画《爱迪生的故事》给我看，这是父亲给我的第一本书，他对我说：“你将来要做个发明家，或者工程师，要不，做医生也好！”
这多少也透露出他对政治的厌恶，他不希望我走他的路。面对着新中国一片新气象，父亲也怀抱着希望，在家里不时地像我一样哼着：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呼嗨嗨依格呀嗨，呀呼嗨，呼嗨，呀呼嗨，嗨嗨，呀呼嗨嗨依格呀嗨！
老虎灶开张了很久，每天总是收不到几个钱，收来的却是大量的水筹。父亲天天望着收来的水筹叹气。原来宁波老板在将老虎灶租给我家前，已事先把大量的水筹卖给了顾客。他既收了我们的租金，又预收了顾客一年多的水费，这样一来，我们家等于免费为顾客提供一年用水。
父亲把养家糊口的老本全亏了。
1949年夏，我二妹出生，取名为荷凝。
1950年冬，我们离开新闸路的老虎灶。
1951年初，我们又迁往邑庙区，所谓邑庙者，即老城隍庙一带，也就是上海老城厢（此区先与蓬莱区合并为南市区，如今又并入黄浦区 ，）我家就住在狭窄的铺着石子的学院路92号，也是租了一家老虎灶，租期是一年。
这家老虎灶楼上的楼梯又小又窄，白天也得摸黑上楼，进出的过道先得通过老板的木屋，才能进我家的住房，两家只用三夹板做墙隔开，里屋只有十平方米，四壁木板被老虎灶烟囱的烟熏得乌黑，只有屋顶上开了一扇采光通气的老虎窗，正所谓虎上有虎，张大了两只虎口！
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买了一副很大的康乐球盘，一大早就背着康乐球盘上街，摆在十字路口，但是来打球的人不多，生意十分清淡。
母亲才三十几岁，她也想出去工作，先在老虎灶隔壁的一所私立中南打字学校学打字，但拿到毕业证书后，还是找不到工作。
不久，母亲被介绍到十六铺水果行里做临时工，从早到晚分类挑选橘子。她一大早就出门，直到傍晚才回来，每天只挣五千元（相当于现在的五角钱）。
父母两个人每天只能挣一二万元，日子自然十分难过。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如果父亲不离开北平，还可能是留用人员。如果他去台湾，我们一家也就不在大陆。而他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他自信我们一家会平安无事。
说也奇怪，我家那时还是“光荣人家”，父亲的前妻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是扬州人民医院会计，二女儿解放前夕，进了解放军军政大学，后来又进了邓小平、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正因为她的关系，我们成了军属。
春节前夕，家里正揭不开锅盖，父亲急得团团转，忽听得楼下敲锣打鼓，里弄干部摸上楼给父亲戴上大红花，说是区政府派人到我家慰问军属，送了一斗米，几斤年糕，还在阁楼的破旧木门上贴了红色的门联：“翻身门第 光荣人家”。
奶奶在山东老家，八十多岁了，带信叫父亲寄钱给家里买地。父亲说：“真是 笑掉大牙，解放了，土改了，我如今还要找饭碗，她还买地？”
1951年春，母亲带着弟妹回溧水洪蓝埠外公家，把我留在上海，跟着父亲。这样做，在当时也是为了减轻经济负担。
洪蓝埠刚经过土改，我的外公被划为开明地主，当年日本鬼子扫荡时，被他保护过的新四军干部，如今是县政府的干部。外公虽是地主，但在地方上还是有名的老中医，他一辈子给人治病，也帮助过一些穷苦的农民。土改后地方上的佃农翻了身，还感谢他，不断地给他送米、送油、送柴，逢年过节还给他送鱼送肉。过去作威作福的地主杀的杀，关的关，斗的斗，但他的日子还是好过的。
父亲作为军属，由区政府民政科介绍到小东门东街一家老虎灶当工人代表。
小东门东街这家老虎灶原来的老板和老板娘是旧社会的流氓，是什么青红帮的人，因为人命案子在镇反中被枪毙，这家老虎灶也就被区政府民政科接管了。
父亲为这家老虎灶取名为：“工人茶园”。那年我十岁，就跟着父亲住在“工人茶园”里。父亲每天工资相当于今天的七角钱。
老虎灶工人吃的饭是由一位老太太做的，她住在复兴东路河南路口一幢石库门老屋里，每天由我去她家取饭。我走走停停来回就是一个多小时。到吃饭时我也分得一份。
小小年纪的我也要干活，父亲要我挑两个半桶开水去附近一家玻璃厂，走到半路扁担翘头，木桶里的开水浇到我的光腿上，顿时又红、又肿、又痛。大人们在我的小腿烫伤处又是涂酱油，又是涂老鼠油。
母亲回乡本想跟着外公学中医，以一技之长养家糊口，无奈突然多了四口人吃饭，老人家也负担不起。这年冬天，母亲只好带着弟妹从乡下又回到上海。
上海，初来乍到的我们一家“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靠着军属的名义，得到区政府民政科的照顾，一家人暂住进“工人茶园”的盆汤间。
这也是运气，冬天无人洗澡，盆汤间正好空着。
老虎灶除了卖熟水、开茶馆泡茶外，每到夏天，还设有清水盆汤。通常，在老虎灶门外的屋檐下，挂一盏用深黄色的油纸糊的灯笼，上面贴着“清水盆汤”四个用红纸剪成的大字，招徕顾客。茶座后面，有一间屋（或用布作门帘），那里摆着十几只木盆，供客人洗澡用。这就是“清水盆汤”。这种“盆汤”很便宜，上海老城厢的贫民，所谓“下只角”的老百姓和打苦工的，都来此洗澡，一年中只在夏季开张两三个月，一到秋天就撤除木盆，停止营业。
说到上海茶馆的起源，如果考证一下，大概最初是从南市老城厢开始的，最有名的当数城隍庙的湖心亭，它是上海南市最早的茶馆。而临着黄浦江码头为干苦工的劳力提供饮茶休息的老虎灶，则是最低档次的茶馆。
旧上海的南市属于租界外的中国地界，地下的自来水管不多，居民的住处大都没有自来水供应。在一个区域或地段一般只有一个供水站或几家老虎灶。这种老虎灶就靠在弄堂门口，面临马路，每天早、中、晚，有川流不息的居民提壶来冲开水。规模大点的老虎灶，还摆上几张方桌和长条凳，备上几十把茶壶、茶杯，摆成初具规模的茶馆店。
天才蒙蒙亮，茶客就上门，朝八仙桌上一坐，泡上红茶、绿茶，又说又笑一杯接一杯喝到天大亮
老虎灶的附近几乎形成一个商业饮食小区，设有大饼油条店，豆腐浆店，理发店，米店油店，酱菜店……上午和下午，马路上还摆着许多小摊贩。上午卖米饭饼，糕团，下午卖白糖莲心粥，晚间则摆出馄饨、阳春面摊……
上海旧时的老虎灶，大多开设在面向马路临近弄堂口、市面繁荣、人口密集的地段，还有从小东门十六铺到南码头靠轮船码头的附近地区。每天一大早就开门营业，除了出苦力的在这里进进出出外，也有许多“白相人”在这里喝茶，他们有的蓄鸟、有的斗鸡、有的斗蟋蟀，还时常发生流氓打架、聚众殴斗的事。一些流氓、地痞、以及码头上的霸头，将附近的一些工场、码头上的工作都包了下来，那些干苦力的只得拜他们为老头子，在他们手下干活，受他们剥削才有饭吃。老虎灶就是那些出苦力的打工者聚集的公共场所。
“工人茶园”的老虎灶朝南，朝北的盆汤间角，地面高些，离水沟也远些。我们就在那里架起两张竹床，一家人挤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全家的生活，每天仅靠父亲的七角钱工资，就是吃菜皮、喝稀饭也不够。
幸运的是母
亲在老虎灶打工不久，就加入了工会，还拿到了工会《会员证》，这可是我们一家的护身符呢，母亲从此变成了老虎灶的一名工人。那时的工会，的确是工人的保护伞，靠着母亲的工会补助，我们几个孩子终于存活了下来。
孩子：
当我写下这些时，我的心里很酸楚。如果将爸爸的人生比作一条曲曲折折的河流，那么，它的源头就盛满了动荡和苦难，它注定爸爸的人生将充满坎坷。当然，这也是国家民族的命运使然。挣扎在人生的漩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