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1日，农场里开大会，宣布摘掉一大批人的反革命帽子，我也在其中，多年来一直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但就是摘不掉这顶帽子，现在整个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全国从农村到城市的四类分子、专政对象都摘帽了，我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也一下子被三中全会的落帽风吹掉了。
8月份，印着复旦大学红字的通知单来了，拿着这张通知单我手发抖了，我以为是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
孔祥骅同志，根据我校招收研究生的要求，你未被录取，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也不符合转给第二志愿的其他学校，这次你能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刻苦地复习功课，愉快地接受祖国的挑选，这种精神是好的，希望你今后在工作，学习岗位上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钻研业务，精益求精，学好本领，搞好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下面一看分数，《中国古代史》80分，《中国文学史》76分，《政治理论》60分，《文艺理论》61分，《古文阅读》69分，《俄文》不及格。
我一下子瘫倒，受到一次很沉重的打击，饭也不想吃，话也不想讲，躺在床上半天，想到最后我一下子爬起来，我想古文绝对不会只有69分，是不是搞错了。
夜晚，瓢泼大雨，我冒着雨赶到分场，浑身淋得象只落汤鸡，我对分场管教干部说，我的成绩单下来了，我感到分数不对，要求到上海去查分数。
他们说不会错，要我相信学校，因为农忙，他们不批准我去上海。
为了查分数我准备豁出去了，那天晚上我逃跑了，我在农场那么多年，在最苦的时候，我看到那么多人逃跑，我没动心，每次探亲按时回来，这次我不得不逃跑了。
半夜里我拿着一张分数单，两件衣服，摸着黑从郎溪出来，一路漆黑，天亮到社渚，再到溧阳，下午五点从无锡上车，晚上九点到上海。
到了上海，我本想去复旦大学查分数，结果有位朋友劝我不必这样做。
我又去了朱东润先生那里，他一见到我说：“这次复旦没给你一个位置，实在是因为名额有限，加上你外语成绩较低。”
他安慰我：“你不要对复旦大学太迷信，真正的学问是自己干出来的。”我心里才渐渐平静了下来。
农场看我成绩考得不错，把我借到分场小学当代课教师，我终于得到一张平静的书桌，可以埋头看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