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死后，出版界略有松动，我在郎溪县城的新华书店买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前四册，这套书还是1965年印刷出厂的，一直到1972年的春天，才准许在书店里出售。过去新华书店只有马列毛的著作，从来没有见过一本历史书。这天，我刚领到四元工资，刚够买这套书，剩下的钱买了两只馒头充饥。
这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我以后一连九年几乎每天必看的书，里面的内容我基本上可以背出来了。
我走出新华书店，在路上碰到了梁炎武，我们原来在杨村是一个小组，后来他调到陶城分场碾米厂劳改。他见我捧着《中国通史简编》，也去买了这套书。
我问他：“你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还是对社会科学感兴趣？”
他手里翻着书，沉吟了一下说：“我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社会问题不解决，自然科学也就不会用来造福人民。 ”他自称是一个有历史癖好的人。他原是北大原子物理系的助教，广东人，身高一米八十以上，所谓“有力如虎”者也。他的祖父与黄遵宪是好朋友。
1957年，他与北大的谭天雄一起被打成右派，20世纪60年代初，他又与北大的林昭等人一同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判了七年刑，坎坷的命运激起他对社会科学浓厚的兴趣。
1967年春，我在杨村与他同小组，后来他调到陶城分场，我很敬重他的人格和学问，为了交流读书心得，我常去他那里求教。我去看他，他从冒着白色烟雾的厂门出来，头戴一顶蓝色的工作帽，脖子围着一条毛巾，满脸白色的粉，连戴着的眼镜上也蒙着厚厚的一层，眉毛上也像挂上了霜。他看见我很高兴，说：“你等一下，我干完就来。”
他喘着气对我说：“孔祥骅，你看看我这个搞原子物理的，现在成天在背包，这些简单劳动本来是一个文盲就可以做的。”
他陪我到他房间去，我看见他床头有许多书，有日本板昌田谈自然辩证法的书、有佛教禅宗的书和一些哲学著作。
1972年春夏之交，我去陶城分场看梁炎武，每当我对形势感到困惑时，就去找他，彼此交流对目前形势和中国今后政治走向的一些看法。他还在公路旁的一个碾米厂劳动，我带着借来的两册《资治通鉴》残本，转借给他看。
为了避免造反派的冲击，他刑满后一直不敢回北京探亲，等了五年才算等到回家的一天。
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祥骅先生：
阁下惠赠的茶叶收到了。此次我回北京，见到了分别已有十三年的妻子和孩子，使我久已麻木的感情又重新苏醒了过来，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转眼又是妻离子别，悻悻然只觉得心碎而已！
人生在世，有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有的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一个人应该也可以避免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烦恼，但做人要有自己的原则。
你借给我的《资治通鉴》，我看了觉得很好，我希望能再将唐末、汉末、宋末的那几本也借我一读，宋末的历史记载在《续资治通鉴》里，不知你能借到否？我看后一定如期奉还。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编写得非常好，很有司马光的风格，翦伯赞和范文澜齐名，但翦伯赞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于此可见范文澜先生读书比翦伯赞先生更通达一些，这一点我们是要学习的。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纷争，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至于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精神境界，我看也只有他才能当之无愧！然而此可与智者道而难与俗人言也！
梁炎武在这封信里提醒我读书要读通，宁静方能致远，只有读通了书才能避免一些麻烦的事，才可以明哲保身，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从那以后，我就更仔细地琢磨《资治通鉴》。
我在农场的朋友是不多的，也不可能多。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只能是“以心会友”！曹植有诗曰：“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需多？” 这年的秋天，我又去陶城碾米厂看他。我们在一起时，才谈得深一些。尽管我们处境险恶，但我们以读书人自许，有书相伴，自有一份超然。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977年春，我又去看望他一次，从那时起，我们的心情开朗了，所谓“孟春三月，东风解冻”，中国的大地渐渐出现生机。不久，从陶城分场传来他平反回北大的消息。此后，我一直没与他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