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转冷，生病的人多了。医务室门口每天挤着穿棉衣的师生。他们大多患浮肿，病症是脸肿、脚肿、心虚、喘气，晚上盗汗、小便里有红血球、蛋白质。这病如治疗不及时，会转为肾炎、肝炎。年底，一个四川籍女生因患急性肝炎延误治疗时机而死。
此事激起了所有川籍同学的愤怒，他们贴了大字报：《我们呼吁一条人命的白白送去！》，大字报贴在食堂门口，校方派人拍照，且马上报告给中央教育部。
不久我也开始浮肿，心慌、头昏、发高烧，我去校门诊所看病，只见门口已排着长队，病人密密麻麻，苍白浮肿的脸上大都戴着口罩，露出一副忧郁的眼神。急诊间病床上也躺满病人。医生被许多病人围着，有的医生给病人开补助糖的药方，有的医生给病人开营养菜的证明，有的医生给病人开休学回家养病的证明，有的医生给病人开到鼓楼医院转诊的证明。师生情绪都很低落。
南京市鼓楼医院是林院的劳保医院，校医给我开了转诊单，让我去那里看病。这时鼓楼医院也挤满病人。病人中不仅有市民，还有农村来的许多患者，患的也都是浮肿病，比我们学生肿得更厉害。我看见有的病人衣衫破烂，双腿外露，腿肿得像大象的腿，有的肚子肿得很大很大。浮肿病很危险，其症状是先肿，然后退肿，到再肿时，人就要死了。
电台和报纸当年有个口径：“虽然我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没有饿死一个人。”谁也不敢讲这病是饥饿造成的。就是饿死了，也说是体质衰弱，自然死亡。林院校医是抗美援朝复员的军官，他看着医务室外排着长队的病人，长叹道：“这种情况很像十月革命刚结束时的状态，也是没有粮食。而且比那时还严重！”我问：“那怎么办呢？”他对我说：“这病没什么药可以吃，主要是需要营养，要家里多寄钱给你，多买些东西吃。”
我的浮肿病一天比一天重，用手指在脚背上一按就是一个指印坑，走路时两腿发软，气喘心慌。我照镜子，发现脸也肿了，还有低热。为了看病，不得不硬撑着跑医院，雨天还得打一把伞顶风冒雨，很吃力。泌尿科医师诊断我患了肾盂肾炎。我不知道这病严重程度如何，就去借医学书看，当我看到书上说这病发展到后来会因为尿中毒而死去，我既害怕又悲观。
我每天要打针。医生建议我多吃黄豆，但市场上根本就没有。医生要求我的饮食多糖少盐高蛋白，在这非常时期，这种要求已成社会性难题，更不要说像我这个靠助学金生活的，哪有钱去买糖，买蛋白丰富的食物呢？
那年代，不要说没钱的，就是有钱也不一定能在市场上买到吃的。每次我去鼓楼，总得经过最热闹的市中心，新街口的中央商场和鼓楼地区的食品公司，橱窗里空空荡荡，几乎看不到什么食品。有的店只陈列一点高级饼，这种饼其实说不上高级，馅子只是芝麻和糖，一只饼二两不到，却卖一元钱，还要付一两全国粮票。我每月助学金只有十一元，就是全买了也只有十一只饼，还不够我一顿吃啊！
慢性病，又得不到必要的营养，我恢复得很慢。
生病的学生越来越多了，食堂决定给病人供应营养菜。医务室开证明，由食堂发卡，病人凭卡去饭厅领菜。说是营养菜，其实不过是在炒菜里多放些油，少放些盐而已。
给我烧菜的厨师五十多岁，南京人。他烟瘾极大，老是咬着烟斗。这时我仍是班上的生活委员，负责给班上同学分发香烟票，有时会剩下十来张烟票，我把这些烟票送给这个师傅，从此，他给我炒的蔬菜无论数量与含油量都高了，一碗卷心菜油光光地发亮……
我心里明白，生病前，我一向以学生利益的代表自居，任膳食委员，监督厨房防止出现漏洞。可当我生病亟需营养时，为了多吃一点油，多吃一口菜，也不顾他人了。家里没钱寄我，我只能这样求生存。饥饿的林院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学生谈恋爱的多了。按理说，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但的的确确成双成对的恋人多了。过去我一直认为，男性有责任保护女性，但我又目击许多女生把碗里的饭省给男友吃。他们互相推让，使我想起《庄子·大宗师》里“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典故。人类大概有一种爱的本能，倘若这位女性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当她看到他一天比一天消瘦时，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爱心。我想，当大灾临头时，出于人类的保种意识，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大概要比男性更强吧，爱的力量是多么伟大啊！
学校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并没放松，每星期六晚饭后，照例在大餐厅兼大礼堂里放电影。有天晚上放的电影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展现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国家困难的情景。散场后，我们这一代人都学会了影片里瓦西里的一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这句名言，成为60年代大学生饥荒生活中的精神寄托。
因为肚子饿，晚上我们已无心看书，一个寝室八个同学，上床后难以入睡，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全国各地的灾荒。
安徽籍同学说：“大学里毕竟还能吃到白米饭，农村里已经看不到粮食，农民在吃草根、吃观音土，还有许多人已饿死。”湖南籍同学说：“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吃饭都不要钱呢！大家拼命地吃，浪费了很多粮食，雪白雪白的大米饭吃不完都拿去喂猪！谁能料想到眼前的这场自然灾害，来势如此之猛？”广东籍同学回忆起当年公社化运动中的种种怪事：“我们那里，有人将家乡的树砍光了，连学校里的铁门也拆掉炼钢了。”江苏籍同学说：“有人把家里的铁锅和烧饭的灶头也拆掉去炼钢了。”
于是，大家就议论“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对还是不对？对当时农村情况闻所未闻的我，听后极其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