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牌楼路小学（解放前叫养正小学）是我的母校。那时，我被插入夜班读书，夜班生都是附近穷苦人家的孩子。小学夜班上课，每天一般从下午一点到六点，有时也会到七八点钟才能回家。
那时学生的课业负担不是很重，孩子们有充分的时间享受童年。老爸也相当贪玩，但老爸的童年少有玩具。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弄堂里小书摊上的连环画，因为没钱也很少光顾，坐在小书摊，看一本连环画，要付一分钱，而这就相当于在早上吃半个大饼。对我来说，还是节约每一分钱，填饱肚子要紧。
下棋是最廉价的智力游戏。在进初中前，我能下一手好棋。我家住老虎灶阁楼上，读的是夜校，下午才上学，上午无事时，就站在下棋的茶客旁，盯着棋盘看大人下棋，看着看着我成了棋迷。大脑智力也由此得到了开发。
晚上放学回家，我从三牌楼路往学院路小东门东街的家里走，也常常会在光启路上的棋摊旁看人下棋，很晚才归家。在老城隍庙的旧书摊上，我看到了一本专讲下象棋的《梅花谱》，迫不急待地讨价还价买了下来。到十二三岁时，我在老虎灶里已经能战胜那些足智多谋的棋手，一次，连茶客中最具长老资格的长眉毛的智多星“老湖南”爷爷居然也败在我的手下。
我的勇气和胆量，是从“官兵捉强盗”的游戏中、是在去浦东乡下野外墓地里捉蟋蟀的活动中培养出来的。
我常在大街上、弄堂里和别的孩子围在一起，打玻璃弹，掷石子，顶橄榄核，或者玩“官兵捉强盗”……在路灯下，在大街小巷里，我们这些野孩子，奔得气喘吁吁，对我们来说，这是最有刺激的游戏了。
和我一起玩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有的是拉三轮车和黄包车的，有的是小贩，有的是皮匠，有的是码头工人，也有的是一些小店的小老板，这些孩子都很顽皮。但他们的生活境况却要好过我们许多，起码过年有新衣穿，有压岁钱，还放放鞭炮。而我和弟弟的玩具只能是马路上到处可以捡到的石子与橄榄核，夏天捉蟋蟀、斗蟋蟀，蟋蟀是我和弟弟夜里钻到乱瓦堆里抓来的。
1953年秋天，我进了全日班五年级，在班级里是一个很顽皮的学生，一下课就在教室里玩摔跤，把教室变成了角斗场。读书显得很轻松，考试时会临阵磨枪。
班上的同学年龄都很大，有不少同学已经十六七岁了，他们一个个人高马大，穿着比我们坐在前面的小同学整齐，他们上课纪律比我们年龄小的好，但考试的成绩却比我们差。
他们也都是家境中下的孩子，在求学上要求并不高，不少人只希望拿到小学文凭，然后进工厂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许多失业的工人慢慢都有了工作，孩子也都有书读了，生活虽不富裕但是比较安定。那时的人们工资低、经济收入差距不大，许多父母觉得给孩子读书不合算，能拿到小学文凭就够了。
但那时小学里的主课老师大多是大学毕业生，且老教师居多，教学水平很高，上起课来思路清晰，生动精彩，很容易听懂。
当时，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姓袁，是老大学生，教历史。他给我们讲上海大学生自己开火车去南京总统府向蒋介石请愿抗日、讲“西安事变”张学良发动“兵谏”、讲犹太人哈同在上海的发迹……也请来了老红军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
汤希天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是解放前的老大学生。五十开外，人很瘦，眼睛有点下凹，讲着一口崇明上海话，他教我们语文和数学。
汤老师对年龄大的学生和年龄小的学生要求不同，一次数学考试后，我得了95分，自以为得意，汤老师在分析考卷，我却在做小动作，他就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拉出课桌，推到教室外。而那些年龄大的同学，即使考得不好，他亦很少批评他们。
由于缺少父亲管教，我像个野孩子，在马路上迷着看人下棋，旷过几堂课，汤老师找到我们家来，从母亲处了解到我家的困境。从那以后，他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说：“你父亲改造去了，你娘一个人带你们五个孩子，真不容易啊！她没有时间管你，你自己要争气，好好学习……不要与班上年龄大的同学比，他们毕业后，可以参加工作，你们年纪小的，只有升学一条路！”
我小学毕业前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汤老师叫我每天一大早到校，上课以前，先到他办公室报到，站在他的办公桌前，做功课、背书。每天下午一放学，再回到他的办公桌旁，把布置的功课做好，经他检查后才能回家。
到六年级下学期时，汤老师又对我讲：“你要加最后一把劲！”
我的“最后一把劲”就是在他的办公桌旁加的，我这个小顽童，是经过他的管教和鞭策，才学完了小学的课程，较为顺利地考上了初中。今天想来，如果不是这位班主任对我严加管教，我是很可能玩野贻误学业的。应该说，汤老师是我的恩师，他的最大的恩，就是对我的严。
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怀念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