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上半年，民主改革开始。
父亲每天晚上在灯下写交代，他的头发越来越白，身体越来越瘦，心情也越来越沉闷了。
我刚进夜校时，父亲对我学习抓得很紧，白天不准出去，要背课文、背诗、写日记、学打算盘、背“九九”歌、学拼音、和弟弟一起写毛笔字。如今，他已顾不得我们学习，也不问我们吃饭，几乎不跟我们说话。
有一天，父亲对母亲说：“他们说我交代问题是挤牙膏，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母亲说：“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通通讲出来算了。你连台湾都不去，相信共产党，连那把昌平县县长送你的左轮手枪，都交给人民政府了，还有什么不能交代的呢？你不要隐瞒。”父亲说：“我没有隐瞒，实在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我肯定要去改造了。”父亲心里明白，这回的政治运动，政策越来越严，很难过关了。
11月的一天清早，母亲还没起床，父亲突然上阁楼对母亲说：“我把钥匙交给你，公安局叫我走了。”
这天，天正下着雨，母亲趴在阁楼的窗台往下看，只见父亲披着一只麻袋一个人朝外走。可是我们还是想等他回来。三天过去了，父亲还没回家，邻居们提醒母亲说：“恐怕是进去洗脑筋了吧？”母亲才明白，父亲被关进公安局了。
来上海已经有五年了，我家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大人微薄的工资实在难以维持七口人的生计。父亲总是不断地说：“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要不就自我解嘲道：“夜晚千条路，天明磨豆腐！……”父亲被关进去了，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五雷轰顶！
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