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是连长临时甩给他的，机枪，子弹齐整，有着冰冷沉闷的黑铁光泽。那时他们站在城外，那时天空中飞翔的还是蜻蜓而不是飞机。连长把机枪甩给他，说，好好用。就走了。他抱着机枪，就像抱着娇嫩孱弱的婴儿。然后成群的飞机遮天蔽日，有时它们掠得又如此之低，他甚至听得见驾驶员和机枪手咳嗽的声音。
新兵强子不知所措。不知所措的强子抱着他的机枪，在城门外挺了整整三天。
防线被撕开一条口子，补上，又被撕开一条口子。日本人就像泄闸的洪般汹涌而来，防线如同脆弱的堤坝，摇摇晃晃，转瞬崩溃。连长挥一挥手，他便随同队伍撤进了城。他将机枪架上窗台，寻着最合适的姿势，瞄着最确切的目标。日本人的脑袋从掩体后面探出，那脑袋随即炸开，红色白色纠缠一起，中间，翻滚旋转着两颗孤零零的眼球。
有那么几秒钟，城市寂静无声。寂静无声的城市让他觳觫，让他几乎失去继续站在那里的勇气。死去的连长躺在他的身边，手里却还抓着妻儿的照片。他的妻子娇小玲珑，穿了开衩到脚踝的旗袍；他的儿子白白胖胖，手里攥着木头刻成的手枪。一只越过战火的苍蝇降落连长脸上，蹬踢着两腿，满足地笑着——也许它把连长的脸当成了停泊的机场。又一个日本人从掩体后面探出脑袋，他的机枪响起，对方却并未应声而倒。倒下的是他的战友——那个叫做柱子的男孩，昨天刚刚过完十八岁的生日。
后来他们开始向城市的各个角落溃逃。兵们不约而同地扔掉枪，一边奔跑一边脱去身上的军装。很多人被打倒，就像一串蚱蚂，一个挨着一个，排列齐整。他们突然死去，却被定格了扔掉枪支或者脱掉军装的瞬间。他也扔掉了枪，也脱掉了军装。奔跑中脱掉军装绝非易事，他用了杂技演员般的动作。跑出几步以后他猛然顿住，然后，返回，重新捡起他的机枪。一颗子弹紧擦着他的脖子飞过去，那里立刻变得灼热。
他抱着枪逃进一条小巷，扎进小巷尽头的一间平房。那里挣扎着一棵树，那棵树只剩下粗的树干。
屋子里缩着一位女人。她发出一声长长的尖叫，一张脸瞬间变得惨白。她手持一把绣花剪刀，那剪刀也许剪不掉她的指甲。她将剪刀横在胸前，抖着，不说一句话。他急忙低下身子，将食指竖到唇边，又提了提机枪，指了指门外。他低声说，中国人。
女人仍然抖着，盯着他的脸。
南京没了。他说，队伍也打没了……我得躲一躲。
可是你手里有枪。女人的声音颤抖着。
你不用怕……
我没怕。女人说，可是你手里有枪。
他想他明白了。那挺机枪被他愚蠢地扔掉，又被他愚蠢地捡回来。机枪曾经是他性命的保障，可是现在，这挺机枪，足可以取他性命。他慌慌张张跑到门口，看了看，又慌慌张张跑回来。他的怀里，仍然紧紧地抱着那挺扭成麻花的机枪。
快扔掉。女人说。
这是公家的。他说，丢了，长官会让我赔……
命重要还是枪重要？
命。
那快扔掉！
不能扔……
鬼子进巷子了！
这是一挺机枪……
鬼子朝这边来了！
机枪刹那间变得滚烫，将他的掌心烙出白色菱形的水泡。那枪里还有子弹，他检查过的——他并没有严格服从连长的命令。是的，当然是性命重要。当日本人疯狂地冲进屋子，他并没有将他的子弹打光。那时候，他只顾着逃命。他随战友逃出那栋摇摇欲坠的小楼，不同的是，有人逃向四通八达的广场，而他，却逃进只有一个出口的小巷。
他扔掉了机枪。就像扔掉一块烙铁。机枪飞出窗外，翻着跟头，发出“当”的一声。那声音惊天动地，震裂他的心脏。
然后日本人闯了进来。只有一个日本人，面无表情。
他和女人，一起举起手。
日本人将枪口对准女人。
他喊，不要！
日本人又将枪口对准他。
他突然怀念起那挺机枪。一分钟前机枪还抱在他的怀里，但现在，机枪静静地躺在树干下，躺在泥土里。机枪里还有子弹，子弹们排列整齐，时刻准备出膛。可是扔掉的机枪不再是枪，他想，现在它肯定不如一根烧火棍。
日本人面无表情，扣动扳机。枪没有响，更没有子弹出膛。也许他的步枪并不精良，也许他早已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可是日本人随即抽出军刀。那军刀青灰色，二指宽，三尺有余。军刀举起，杀气逼人，寸寸寒光锋利。军刀挥下，他看到自己光秃秃的脖子。
他的脑袋在空中滑翔。他看到日本人逼向女人。他看到女人被逼墙角。他看到日本人撕开女人的衣服。他看到女人惊骇并且绝望的眼神。他看到躺在泥土里的机枪。他看到藏在机枪里的子弹。他看到整个城市火光冲天。他看到坑坑洼洼的土地和土地上紫红色温暖的鲜血。
他非常怀念那挺扭成麻花的机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