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无法恰如其分地为一个人训练出某种神采和风度，除非把他调教成那种生来就会表达这种风度的人。自然总是重视现实，那些为了装门面而做的事，人们完全可以看得出做这些事只是在装门面而已。
那些为了爱情而做的事，人们可以感受到它是为爱情而做。一个人之所以令人爱慕和景仰，是因为他并不是专门等待着这种爱慕和景仰。一个人所做的事情若是值得我们为之去拜访他，那么这些事情显然是在黑暗和寒冷中完成，哪怕是一点点的正直也胜过任何功名。
这一表面行动的根源是如此之深，甚至于你的伙伴的价值似乎随着他的思想的自由程度而产生变化。当他悠闲的时候，变大的不仅是他的本身，而且他的思想也变得博大，就连他周围的事物也随着他的表情而变动。没有任何一种木工尺、标杆、测链可以量出房屋或者屋宇地段的规模。走进屋子，如果主人手足无措、唯唯诺诺，那么不管这房子有多大，院子有多漂亮，都毫无意义。你很快就会觉得这一切已经结束。但如果主人镇定自若，快乐随和，那么他的房子就会显得根基稳固、开阔轩敞、趣味盎然，房顶和屋宇如同天空一样豁达开朗。
即便是最普通的人，穿着朴素，坐在最简陋的屋檐下，也会显得身材魁梧，兴高采烈，同时又不失埃及巨人般的庄严。
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朱尼乌斯、商博良也不曾为这种比梵文更古老的语言制定语法规则。然而那些不懂英语的人可以读懂这门语言。人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便要互相打量一下对方，每次见面时都是如此。他们甚至在说话之前就得知了对方的能力和性情，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人们也许会说，他们言谈中令人信服的力量并不在于他们说了些什么，或者说，他们并不是以他们的论点，而是以他们的人格、他们的身份、他们此前的所说所作来让对方信服。一个早已是强者的人自会有人听命于他，他所说的一切东西自会有人为他鼓掌。另一个人以充分的论证反驳他，但他的论证却受到人们的嘲笑，直到不久以后这一论证进入了某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头脑，从此才开始影响社会群体。
自立是举止的基础，因为它保证了力量不会浪费在太多的炫耀中。在这个学校教育十分普遍的国家，我们有一种肤浅的文化，我们大量地阅读、写作、表达。我们在诗歌和演说中炫耀着自己的高贵，却没有把高贵转化成幸福。古往今来有句话悄声地告诉那个能够领悟它的人，“通常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事情才会具有巨大的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一个人不是用笔杆子写作诗歌的时候，那诗歌就会以其他的途径向外逃逸，而不是仅仅通过写作这一渠道。诗歌会紧紧依附着他的形体和风度。诗人除了他们的诗行外，往往再也没有什么饱含诗意的东西了。雅各比说，“当一个人完整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之后，那思想就多少不再属于他了。”也许有人说，这就是定律——一个人只有在万般无奈非说不可的情况下所说的话，才有助于我们和他自己。当他在向别人解释思想时，他也向自己解释着，然而当他展现这种思想时是为了炫耀，那么他的思想就会使他堕落。
社会是展现风度的舞台，小说则是风度的文学。小说是风度的日记和记载，这些书籍的崭新的重要性来源于这一事实，即小说家看穿表面，他对这一部分生命的处理比过去的更有价值。过去的小说常常都是千篇一律的，格调颇为粗俗。过去的小说常常引导我们对小说所描绘的男孩女孩的命运产生愚蠢可笑的兴趣。男孩从某个卑下的地位上升，他需要一个妻子或者一座城堡，而故事的目的就是为他提供其一，甚至让他二者兼得。我们满怀同情地看着他一步步地向上攀，直到最后，目的已经达到，他们定下了婚期，我们尾随着喜庆的队伍回到城堡。就在这时，城堡的大门在我们面前砰地关上，可怜的读者被晾在城堡外的寒冷中，既没有被某种思想所充实，也没有获得一丝道德的冲动感。
然而性格的胜利却转瞬即逝，所有的胜利都是如此。它的伟大使一切变得辽阔，每个英雄的逸事趣闻都使我们增强了意志。如果小说会教授你这个秘密：最美的生命是交往，最大的成功是信任或者说是真诚的人们之间的完美理解，那么小说也就如同《圣经》一样有用。法国人对友谊的定义是“真诚的理解”。我们所能与同伴制定的最高契约是“让我们俩之间真诚到永远”。这是所有优秀的小说的魅力，正如一本优秀的历史书籍所具有的魅力那样，书中的主角从一开始便惺惺相惜，披肝沥胆，彼此寄托了深厚的信任。如果你能这样感受和评价一个人，那么你就达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了：我不需要与他见面，也不需要与他交谈，也不需要与他通信往来，我们不需要强化友谊，不需要赠送纪念品，我信赖他，如同信赖自己，如果他做了这么或者那么一件事的话，我确认那是正确的。
在我所见的所有优秀人物的身上，我注意到了一种直率，他们比别人更坦诚地流露出肺腑之言，似乎所有妨碍、所有畸形都被修剪殆尽。他们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呢？他们有什么需要表现的呢？在淳朴的人和高贵的人之间经常有一种敏捷的悟性，他们一眼就能辨认出对方，他们的相见建立在一个比偶然可能是名人的才能和技巧更坚实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在真诚和正直的基础之上。因为，友谊和性格特征不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才能和天赋，而是他如何对待他们的才能。自助者天助。传说中修道士巴塞尔被教皇开除了教籍，死后被送交一位守护神，由他为巴塞尔在地狱里寻找一块合适的受难地，但是，这位能言善辩、谈笑风生的修道士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欢迎和厚待，即使是最野蛮的守护神对他也是如此。而且，当修道士与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不但不反驳他、勉强他，相反的，他们袒护他，效仿他的风度，甚至还有一些善良的天使们远道而来看望他，同他一起居住。那个奉命给他寻找一块受难地的守护神试图把他转移到一个更痛苦的深渊，却照样无济于事。因为，修道士乐天知命，尽管是在地狱里，每到一地，每遇一群人，他都能发现一些值得赞美的东西，尽管他是在地狱里，他却能够把它变成天堂。最终，押送他的守护神带着自己的囚犯回到了派遣他们的人那里，禀复说找不到一条地狱火河可以烧他。因此，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巴塞尔永远是死不悔改的巴塞尔。传奇中说，后来他得到赦免，获准进入天堂，被追封为圣人。
在波拿巴给他的兄弟约瑟夫的通信中有那么一丝宽宏的气度。
当时，约瑟夫是西班牙的国王，他抱怨说拿破仑的信中缺乏了童年通信时那亲切的语气。拿破仑回信说：“我很抱歉，你认为你只能在天堂中再次见到你的兄弟。他在四十岁时对你的感情自然不可能如同在十二岁时对你的感情。可是，他对你的感情更加真诚，更加强烈。
他的友谊源自于他的心灵。”我们是多么宽容地对待那些向我们展示了罕见的、壮观的英雄风度的人！我们原谅他们缺乏知识、缺乏艺术，甚至是缺乏较为高雅的美德。我们牢牢地记得他们！我随身携带着一篇幼年时在拉丁文学校学习的课文，它可与最优秀的罗马逸事相媲美。昆图斯·瓦列乌斯·希斯巴纳斯指控玛尔库斯·司考路斯煽动盟军拿起武器反对共和国。可是玛尔库斯坚定而严肃地为自己辩护道：“昆图斯·瓦列乌斯·希斯巴纳斯宣称元老院的执政官玛尔库斯·司考路斯煽动盟军武装叛乱，元老院的执政官玛尔库斯·司考路斯坚决否认这一点。现在并没有证据。罗马公民们，你们相信谁？”当他说完这些话时，他获得了公民大会的宽恕。
我曾经见过一种风度，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像一个人的美丽给人留下的印象一样，它像美貌一样赋予我们同样的欣喜，使我们变得更加高尚，并且，在难忘的经历中，它们会突然显得比美貌更美好，使美貌变得多余而丑陋。不过这种风度必须通过敏锐的感知和对真正的美丽的了解才能注意到。风度必定经常表现出自制力：你不能平易随和、低三下四、知无不言，而应当管住你的言语。你的每一种姿势和行动都应表明平静的力量。此外，风度必须由美好的心灵激发而出。如果你想在我们周围播撒喜悦而不是痛苦，那么，你的这种愿望就是面容、形体、举止的最好的美容师。为陌生人提供一顿饭或者一夜的住宿是善，而热情地对待伙伴的好意和思想，并给予他鼓励则是更大的善。对于一幅画，我们愿意为它提供明亮的光线这种有利条件，而对于一个人，我们必须像对待一幅画那样谦逊有礼。我们不需要考虑一些特殊的戒律，行善的才能包含了所有一切的戒律。每一个小时都会表现出一种责任，如同我刚刚突然产生的念头中的责任一样重要。但我仍然要写下这一点：对于那些有教养、有理智的人来说，有一个话题是绝对不得不说的，那就是他们的疾病。如果你没有睡着，或者说你睡着了；倘使你患上头痛、坐骨神经痛、麻风病，或者说遭受雷击，我恳求你，看在所有天使的面子上保持平静，切莫用污秽和呻吟污染了这个早晨，因为所有的室友正为它带来恬静而愉悦的思想。走出蓝天吧，热爱白天吧！不要把天空留在你的风景线之外。即使是年岁最大、功劳最大的人走进任何刚刚清醒的人群时也应非常谦逊，他应当尊重神圣的情感，而所有人都必须被假定为刚刚从这片神圣的情感交流中走出来。一个曾经为生命的广泛经历增添过一种高尚文化的老人对我说，“当你走进房间的时候，我觉得我会研究怎样使人类在你面前显得更美。”谈到修养这一微妙的问题，我认为除了反面的规则之外，我们不能拟定任何规则。至于正面的规则，作为意见，仅仅自然便足以赋予修养以灵感。谁敢设想去指导一个少男或一个少女达到完美的风度呢？绝好的风度是如此的精致美妙却又如此的艰辛坎坷，坦白地说，是做不到的。在为一位年轻姑娘的品行拟写亲切的格言时，有哪些最灵巧的手不会觉得笨拙呢？成功的机会似乎并不存在，可是人们却频频成功。大自然绝不允许有次等物的存在，但我们几乎可以百分百地肯定，她的神采和风度立即会暴露出她不是第一位的，像她这样的人还会有别人，或者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相对于他们而言，她习惯把自己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大自然却轻而易举地把她抬起来，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这些不可能性，而我们则不断地惊奇地发现，优雅和快乐不仅是不能教授的，也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