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再次以皇帝名义，责备维新派党人和他们1898年的改革之举，却又很自然地说明太后实行新政乃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慈禧太后绝不会低头认错，让周围人得了好处，抢了美名，因而保全了这个东方宫廷中自己的荣誉和威望。实际上，慈禧太后采取的改革措施和当年康有为党人采取的措施如出一辙。但保全面子是大事，她声称此次改革政策与维新派政策有本质不同，自己的政策更胜一筹。当年自己残酷镇压维新改革，此次宣布实行新政，凡可能平反戊戌变法之举的言论，都极力避免。因此，“愚民”必须认清，太后的改革政策与康有为及其同党实行的政策绝对截然不同，后者具有“革命性”，而前者非也。然而，太后推行改革甚至比当年维新派走得更远，它与维新派改革唯一真正不同在于，这一次，老佛爷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而之前那一次，她是反对者。
回顾太后回銮京城后统治的六年，尽管我们并不确定她对洋人的态度是否有所改观，但毋庸置疑，她一直都在诚心诚意推行新政改革。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灭亡，京城被联军攻陷，这一切她刻骨难忘。她认识到国家不兴盛，就意味着整个民族的灭亡，这并不是每个西方国家的政客都完全理解的。她意识到，仅仅墨守陈规，引经据典不能赶上更不可能超过西方物质文明的实力。如果中国想要继续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屹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效仿日本，变法自强，整顿军队，引进西方武器设备，改进防御，壮大中国国力。
认识到问题所在，慈禧太后果断采取行动，这一点将她与满族亲贵区分开来，后者则往往陷于消极的宿命论和无助绝望之中，无法自拔。
一开始，慈禧太后面临的外部局势并不简单。首先，她必须处理由来已久的皇族特权问题，这些皇族虽然骄奢傲慢，但依然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除此之外，她还要小心、谨慎地操纵、控制各省乡绅文士，因为他们是中国集体智慧的中流砥柱。同时，与洋人打交道时，她必须小心谨慎，保全自己的尊贵和威严。因为这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尊严，更是其臣民仰赖之所在。太后的威严在1900年庚子之变中已动摇，此时她决不能以受惩戒的悔过者形象出现，而要以无辜的受害者形象示人。在这一过程中，太后要扮演的角色很多，且各有特点，每一个都不是好担当的。
1901年，慈禧太后在西安颁发了圣谕，帝国上下，文人学士皆拍手称快，称这道谕旨是上等文学作品。但大部分地方官员根据传统和经验认为：一方面这无非又是一个经典的宣言而已，因此并不在意，继续敷衍了事，按部就班；另一方面老佛爷只不过是在以此消遣，想要蒙蔽洋人耳目，即使自己敷衍拖延，太后也不会因此不悦。太后懿旨满是至真至诚的劝诫之语，然而许多地方官员读之，依然公开宣称慈禧太后仅仅是在做戏而已，他们如此想法，要么是出自私人成见，要么是出自个人私利。然而我们无法在这六年的官方或太后私人记载中发现丁点儿证据证明地方官员的想法。就在回京前，慈禧太后下发了谕旨，表明信念。谕旨内容如下：
自经播越，一载于兹，幸赖社稷之灵，还京有日，卧薪尝胆，无时可忘。推积弱所由来，叹振兴之不早。近者特设政务处，集思广益，博采群言，逐渐施行。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数月以来，兴革各事，业已降旨饬行，惟其中或条目繁重，须待考求，或事属创举，须加参酌，回銮以后，尤宜分别缓急，锐意图成。
兹据政务处大臣荣禄等面奏，变法一事，关系甚重，请申诫谕，示天下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并饬政务处随时督催，务使中外同心合力，期于必成。用是特颁懿旨，严加责成。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国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大要不外言归于实，用得其人。予与皇帝宵旰焦劳，母子一心，力图兴复。大小臣工，其各实力奉行，以称予意。将此通谕知之。
慈禧太后意识到，西方世界物质文明有巨大优越性，同时，她还认识到教育的发展以及交通条件的不断进步的重要性。她认为，腐败无知的满人迟早要应付教育和交通条件的改变所带来的挑战。就此问题，她下发了一道谕旨，从中能够很清楚地看出，慈禧太后已经认识到满族统治者面临的困难和危机，认识到满族统治者享受的特权，包括收取供奉的权力以及很多其他大清朝的开国者通过浴血奋战得来的统治特权都已经不合时宜， 只有改革，才有可能扭转这样的局面。
大清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条例规定，禁止满汉通婚，以保持满人纯正血统。但是在南方，这条法律频繁遭到满族旗人的破坏。而在北方各省，此律仍旧盛行，保护满族的统治地位、维持门第之序。然而，慈禧太后逐渐意识到，如果中国想继续保持主权国家的地位，必须将汉族的力量和才智与满族融合，而不是仅仅依靠满族人单独的努力。1902年，慈禧一回到北京，为了宣示决心，就下发了这道著名的圣谕， 鼓励满汉通婚。谕旨内容如下：
我朝深仁厚泽，沦浃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
这道谕旨中，太后还指责了由来已久的缠足恶习，称其为一项有害健康，尤为不人道的风俗陋习，劝诫士绅联合起来抵制，但并不强制进行。然而，有一件事她依然坚持排汉，即后宫选秀。秀女“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如果汉族大家之女选入宫中，阴谋叛乱之事或会发生，慈禧太后绝不能让其皇亲国戚承担如此风险。祖宗努尔哈赤曾经定下规矩，每一位皇帝都要遵守，即“无满太监，无汉妃嫔”。
接下来，太后又下发了一道圣谕，直面痛斥皇亲国戚，称其昏庸无知，命令他们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留学，称凡是十五岁至二十五岁、身体健硕者均被选出，并送出国留洋学习，一切费用由清政府承担。
这些都是针对满人实行的政策，慈禧太后认为中国的教育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与袁世凯、张之洞商议许久后，太后认为，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定会成为中国新政改革之路上的一个绊脚石。深思熟虑后，她决定，一定要将整个考试系统彻底废除，连根拔起，否则即使学习、效仿西方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古老的八股取士科举制度，两百多年来备受争议，选择最理想的文章是其主要特点，也令那些空想、不切实际的官员痴迷。慈禧太后煞费苦心，下谕旨指出，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周王朝就已经有了庠序，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和当今外国那些大学没什么不同。她还证明，最近的八股取士考试制度始于公元1390年的明朝，算得上一项较近的发明创新。
1904年，慈禧太后接受了袁世凯建议，获得了张之洞支持，下发一道谕旨，规定要想入仕为官，须从新式学堂毕业，称其为唯一被认可的入仕途径。同时，那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规模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成为了政府最不希望的革命党学士，对此，太后下令，称应采取果断行动，安排更多学生到欧美留学。
这道谕旨创立了一个新纪元，之后，几道重要谕旨紧随而至。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道要求在十年内彻底禁止鸦片贸易。这道旨令体现了公众共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令人钦佩的道德感和奋发图强。虽然这些谕旨改革成效广泛，但那些改革朝廷机关的谕旨却彻彻底底以失败告终。官场对新政发起被动性抵制，将那些原来遭人唾弃的旧制，挂个新名号，继续施行。这个时期唯一新建的部门是邮传部，洋人尊称这是中国真正的进步。然而，邮传部自建立开始，便成为了腐败行为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人谈论效率低下和奢侈浪费时常拿出来的笑话。
处理了教育问题，老佛爷又将注意力转移到最近很多进步人士奏疏中提及的另一个问题，即废除帝国司法体系中泛滥的严酷私刑。她意识到，要想西方列强同意废除领事裁判权，就必须制定并实行与西方国家刑律相类似的新律。针对这个问题，她又下一谕，尽管这道谕旨表面上读来很是精彩，但它缺乏同时期颁发的那些谕旨中皆有的诚意，与禁止鸦片贸易和改革教育的谕旨有着天壤之别。其中的原则与她之前的想法和实践皆背道而驰。尽管这道圣谕条文清晰详细，但只要看看地方衙门审判时的野蛮行径，就清楚其收效甚微。谕旨中，太后说道，在新的刑律确立之前，斩首将是中国最严厉的处罚，而野蛮的处罚方式如凌迟、枭首将被废除，其它刑罚如烙印、鞭笞和相关残酷刑罚应该一概废止。慈禧太后称，这些野蛮、残酷的刑罚始于明朝，和许多汉族习俗一起被清朝沿用，实际上与自己的慈悲怀柔之心相背离。
太后见南方各省大众舆论越来越激烈，所以，第一步她派遣了以载泽为首的大清考察团，到国外考察现行各种制度及产生的效果，为中国的预备立宪做准备。考察团回来后，1905年秋天，慈禧太后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谕旨，确定无疑地声称自己欲实行宪政，但具体时间，还要看全国官员和百姓对这项变化的支持力量和反对力量的大小再做决定。其立论旨在拉拢汉族人心，堪称一篇文学佳作。其内容如下：
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简派大臣，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豫备立宪基础。
对于某些人来说，旧制意味着锦衣玉食，每日大鱼大肉，就算发起根本、全面改革的人是慈禧太后，也会招致这些人强烈的反对和指责，这是情理之中。但是，北京缺乏敢于直言的报纸，因此这种抵抗和反对全部流于表面，他们应对这种改革的惯用伎俩就是固守陈规。若这次采取改革的不是手段高超、受到拥戴的慈禧太后，这些满人必将更加肆无忌惮，采取更为暴力的手段。但他们了解老佛爷，也害怕老佛爷。正是仰仗着慈禧太后的特别地位和权威，在中国建立机构，专门展开仿效日本的预备立宪一事才成为可能。有理由相信，即使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满人并不把这些改革举措放在心上。
尽管慈禧太后已经许诺实行宪政，而南方舆论，特别是香港和上海报纸的自由撰稿人从未节制过自己的言论，依然肆无忌惮地指责、诟病慈禧太后的新政，称她对欧洲列强卑躬屈膝，有辱大清帝国的尊严。当时的他们欠缺慈禧太后的刚毅之智，也缺乏慈禧太后那种敢于面对困难的勇气，他们完全不顾太后所处的艰难困境，仅仅是受到心中强烈的排满情绪煽动和刺激而肆无忌惮。同时，通商口岸的外国报纸因怀疑之前那场排外活动是由慈禧太后蓄意谋划，很自然地，对其政策就算不是充满敌意，也不可能有什么好感。以上两例中，南方舆论和洋人报纸都不了解慈禧太后的刚毅气概和精神活力。批评她的人没有意识到，和芸芸众生一样，慈禧太后有好的一面，自然也就有坏的一面，拥有聪明才智，自然也会犯错，也会受到环境和周围形势影响，也会受到女性善变特性左右，但总的来说，慈禧依然是一位天生的帝王，一等一的政治家。
以下摘选自上海某报纸的一篇文章，反映了当时中国少年党（印度巴布也有类似少年党）的排满情绪和顽固盲目的爱国主义。一个评论家，以太后款待外国使馆团为主题，写道：
宴会之事，必为宾主相得者，若彼此互怀疑忌，则何事此虚礼乎？中国人若有献媚于外人者，人皆笑之，若夫居最尊之位，如皇太后者，亦委曲结欢于外国公使夫人，有时下等之商人，亦一律款待，可谓自轻之至矣。宫中特备洋餐，款接外宾，客去之时，固皆极口称谢，然一至次日，则各使又至外部，百端要挟矣。故欲免外人之强横，卑礼盛筵，丝毫无用，外人之视之，亦如庚子年送酒瓜之事等耳，徒为国体之羞。忆前俄待李鸿章极优，太后亦因以得财贿，今太后之心，岂犹有此希冀乎？
另外一位评论员所讲更接近真相，他怀疑慈禧太后并非真的喜欢西法，只是表面上厚待西方列强，对洋人以礼相待，但是否是早有预谋，准备在将来雪耻报复，不得而知。他说道：“这太不可信了，慈禧太后已经到了如此高龄，已经不可能再改变习惯，接受这些与她的教育和生性如此不同的西法。外国人应扪心自问，他们抢掠了她的宫廷，强迫她将自己最信任最青睐的心腹大臣交给了刽子手，慈禧太后还会真心对待他们吗？”
但是，这位作者又很难相信慈禧会密谋发动第二次义和团运动，坦诚自己对此很困惑，说道：“慈禧太后当前政策，似乎是专务敛财，而不是重整并增强帝国国力，她的宗旨在于确保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够保证自己暮年过得安适。”
然而，太后对外界的指责批评毫不在意，认为自己坚持的信仰是明智的，继续为帝国的未来安危坚持，不脱离自己指定的政治路线。尽管慈禧太后生性好强，但面对国人的偏见和宫廷内外保守势力的抵抗，想要一日攻克，仍然不大可能。慈禧太后宾天时，很多坚守旧制的势力，例如太监和腐败官员依然没有受到牵连。然而，慈禧太后去世时，已经为大清王朝画出了大致的路线，只要坚持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大清朝这艘巨轮就能够安全驶过礁石浅滩，继续乘风破浪，驶向前方，驶向未来。
§§§第25章荣禄遗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