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甘劲拿了符素发给他的一千元钱，还没焐热，就在“三剪刀”找了个相好，陪他去了电子游戏城，用符素发的钱，耍符素发店里的妹儿，这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很够味儿。
两人一直玩到深夜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他这才想起来，还有正事要干呢。要去“教训”张洪利，他要不去实现诺言，不仅符素发手里剩下的那一千元钱拿不到，而且已经拿到的一千元都得退回去，但这已经没有可能了，早被他挥霍一尽。
退回去，说得轻巧！这么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早整完了，拿什么去退？即使再多的钱，只要进得了我甘劲手里，就没有再退出去的。
可是这夜半三更，除了黑夜就是星星，连个人影都没有，街上静得落根针都能听见，上哪里去“教训”第一美的老板张洪利呢，人家早已回到家中，说不定这阵子早已搂着婆娘睡香觉呢！总不能砸开人家的房门冲进去将人暴打一顿吧，即便可以暴打，自己也没那个本事，且不说惊动左邻右舍，引来交巡警自投罗网，就是公开的个对个，凭自己这尖耳猴腮，肩不能扛，手不能拧，无缚鸡之力的身板，也不是张洪利和的。
女人在关键时候发挥的作用可是了不得，电视剧里经常有这样的镜头，男人们打得轰轰烈烈，难分难解，两败倶伤，筋疲力尽的时候，一般都是女人顺手捡起一个什么家什，瞄了瞄，一下子砸下去，就把得胜的天平来了个180°大转弯。
甘劲越想越觉得半夜行凶的胜算不大，一是在网游中血战了这大半夜，肚子里已没了能量，动起手来力量不足，会被张洪利占了上风，不但没有教训住张洪利，反而被张洪利所教训，就闹大笑话了。二是黑灯瞎火，看不清，观不明，不能准确实施教训。
他自言自语道：“夜不成公事，夜不成公事！”
在甘劲看来，他和符素发的交易是一桩“公事”，既然是“公事”就应该公事公办，倒不如待到第二天，在光天化日之下，早早地埋伏在张洪利回家的路上，来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措手不及，风风光光地“教训”一顿，让他今后再不敢与符素发作对。
反正雇主符素发也不在乎那一天半宿，结仇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难道复仇就在乎这一天两天么。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为符素发报仇哪能等十年，也就一天的工夫，这不算失言巴。
这么想着，甘劲便心安理得地带着相好回到出租屋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夜。这一夜他是把相好折腾得完全瘫痪在床，自己也折腾得没了力气才呼呼大睡。一觉醒来，已是中午之后。
甘劲出得门去，却听到满城满街都在议论“第一美”的老板张洪利遇害了。他感到惊怪，是谁手脚这么快，抢在了我的前头？未必是符素发只给了我一点小钱，稳住我虚晃刀枪，私下却又出重金另请“高明”了？他又觉得不对，凭他对符素发的了解，那人是只“铁公鸡”一向是比较抠的，不可能另请高明。
该不会是“三剪刀”的老板符素发本人干的吧。
想到这一层，他倒吸了一口气，觉得符素发这人平常看起来大大咧咧，关键时刻太深沉了，摸不透。同时，他又有些不解，既然你符素发要亲自动手干掉张洪利，又何必花两千元叫我去教训他呢？对，可能是嫁祸于人，如果案子查到他头上，就说是我甘劲干的！嗯，没么容易的事。
这甘劲虽然名字很苍白，干事也很混账，可他的脑子有时还是够用的。想想看，警察都是火眼金睛，绝不会那么糊涂。你符素发杀了人，栽赃给别人行吗？电视上那些侦破片老子就白看了，别的记不住，以事实为依据，用证据说事实这一点，我是怎么也不会忘记的，我甘劲有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据，只要公安稍作调查，就会真相大白，只要是稍微明白点的警察就一定会把我捡出来。
想到这里，他不觉地高兴起来。
可是，觉得事有不大头。
万一符素发不承认他甘劲教训过张洪利，谈好的两千元的买卖不就泡汤了吗？于是他麻起胆子对符素发进行敲诈。
符素发不但不把事情说穿，而且还支支吾吾。
甘劲坚信是符素发杀了张洪利让他替罪，便有恃无恐地提出向符素发要十万元封口费。
甘劲交代完毕，一个劲地大喊冤枉，一个劲地表白他没有杀人，他不在作案现场。
还好，这小子没有嚎出符素发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但从他交代的供词中已经明显地把符素发出卖了。
罗莎从听到符素发报案，叙述案情，就觉得这个案子有些蹊践，既然是甘劲杀了张洪利，他知道杀人抵命警察会找他，而不逃跑，在符家等着，这就不符合一般犯罪嫌疑人作案后的常规。所以她并没有把犯罪嫌疑锁定在甘劲一个人身上。
她觉得，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从目前的案子看，还处于千头万绪、普遍撒网、大海捞针阶段。要确定真正的罪犯，首先要考虑是否有作案动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这些都需要铁的事实来佐证。比如：张洪利的妻子方美红，同行符素发，作案的动机是有的，关键是这两人案发时是否有作案的时间。还有就是甘劲，虽然他自己说自己不是杀人凶手，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还没有证据能说明他案发时不在现场。符素发说是他雇请甘劲去教训张洪利，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去教训的，用的什么作案工具，作案时间有多长，作案的第一现场在哪里，被害人的尸体在哪里，血迹是如何处理的，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要弄个水落石出，必须让每一个结果都要经住历史的检验。只有把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了，案子才能初定。如果中间出现一点点疑问，案子是不可能定下来的。特别是人命关天的案子，马虎不得，弄不好是会让人冤死的。
为了把案子搞得铁板钉钉，滴水不漏，有时看似不起眼的一点儿痕迹，一丁点儿线索，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现场的血迹到底是谁留下的？这一点也很重要。
罗莎一方面安排陈渝，要抓紧核实甘劲提供的他不是犯罪嫌疑人的佐证；另一方面，由她亲自来排除方美红和符素发是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同时还得催促张法医和伍尽快弄清楚现场血迹的主人。
陈渝根据甘劲的供词，找到了那家网吧。
现在好办，上网玩游戏，必须实名登记，甘劲与相好去家网吧登记的身份证号码与公安分局留底的甘劲的身份证号码一对照，分毫不差。从进网吧登记到出门付款，他们在那里待了7个多小时。网吧老板说他们除了上过二次厕所就一直在玩网络游戏。大堂主管、收银员和门口的保安以及大堂里设置的监视器都给予了证实。而这段时间正是法医推断“第一美”产生血迹的时间。
因此，甘劲可以排除在“第一美”作案的嫌疑。
从罗莎亲自调查的情况看，符素发也没有作案的时间，可以排除在“第一美”作案的嫌疑。下一步，就可以集中精力调查方美红了，如果能撕开一个口子，就会给侦破工作带来极大的希望。
正在这时，“第一美”的几个职工都分别反映，事发前一天，有个顾客与张洪利拍脚打巴掌地大吵了一顿，那位顾客气到了极点。
罗莎认为有必要先弄清楚与张洪利吵架的顾客的情况。
要说那天吵架，这事与王孝祖有一定的关系。
要弄清来龙去脉，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张洪利失踪的头天上午，“第一美”造型发屋来了一位怪模怪样的顾客，头发蓬乱，髯胡密长。这人不算年轻，面相显得有些苍老，比实际年龄大出许多，曾经有人称他为“瓦尔特”。
这个名字放在今天，年轻人并不熟悉，觉得有点古怪，听起来像个外国人，其实这就是个外国人的名字。
谈到这个古怪的名字，还得从20世纪70年代说起。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老百姓很难看到一个外国人，要了解国家大事只能是看报纸、听广播，电视机还没有进入寻常老百姓家，“电视剧”这个概念都没出现，人们的文化生活非常单一。
那是一个革命歌曲的时代，革命歌曲的政治性、节奏感都很强，比如，高音喇叭、壁挂式广播和收音机里反复播放的只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铁姑娘之歌》等，还有一些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在舞台剧方面，老百姓能够欣赏到的文艺节目，质量最高、广播电台播放最多、专业和业余团体演出最欢、全剧或部分剧情最吸引大众的是“八个革命样板戏”：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和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
对许多现代人而言，样板戏尤其是样板戏里的音乐是阳春白雪，属于上流社会欣赏的艺术，老百姓中多数人经常是听不懂，分不清哪出戏是哪出戏的。但那时就不一样，因为每天都是翻来覆去地播放这些内容，所以，里边的歌词和台词许多人都能背出来，就连一些一字不识的普通老百姓都能学着里边的调子哼唱几句，有的甚至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一个剧完整的歌词禾卩台词。
那时，偶尔才能看上一场外国电影。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中国，人们的衣着和发型千篇一律，穿衣主要是“中山装”改型，颜色以老蓝布为主，头发长了，用推子推一下，根本没听说剃头还要做什么发型，连吹风机都没用过。偶尔在电影中看到外国人的衣着特殊和发型特别，自然感到十分新奇。
那时，在欧洲有个叫做“南斯拉夫”的国家。这个国家1929年建立在南欧巴尔干半岛，2003年被塞尔维亚征服后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由铁托出任总统，铁托执政下的南斯拉夫，与苏联保持着距离，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政策，使南斯拉夫变成欧洲唯一没加人华沙公约，并与当时中国交往较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使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成为比较富有的一个国家。
自从苏联与南斯拉夫分裂后，南斯拉夫走上了一条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道路，建立了一套符合自己国情的工业经济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开放，西方的电影允许在南斯拉夫播放，每年有超过600万外国客人进人南斯拉夫旅游观光，到1976年，全国有36%的人拥有自己的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每2.1个家庭拥有一部冰箱，所有7岁到15岁的儿童都可以免费接受8年制义务教育。与同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人民群众的生活算是比较充裕的。1980年铁托逝世，南斯拉夫开始走下坡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各民族各自争取自治和独立。1991一1992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1992年解体。
2003年2月4日，南斯拉夫联盟议会两院分别以多数票表决通过《塞尔维亚和黑山宪章》，从而标志着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国家正式宣告成立，南斯拉夫联盟从此不复存在。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南斯拉夫不顾苏联“老大哥”共产主义指挥者的指责，与中国不但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还建立了文化交流通道。当时，南斯拉夫向中国出口了两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国民族反抗法西斯战争的电影片，在960万平方公里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股旋风，人们争相观看。
这两部影片，一部叫做“桥”。讲述的是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面临东西夹击的德军，为了挽救危局，计划从希腊经过南斯拉夫撤退回国。一小队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奉命前去炸毁一座德军撤退途中必经的大桥。游击队在步步逼近目标的秘密潜人中，不幸被德军守备队发现，一名战士为了掩护全体战友脱险，孤身留守阻挡顽敌，不幸负伤后又大声呼叫，让撤退的战友将手榴弹投向自己，杀身成仁，不当俘虏。为了炸桥，游击队找到这座桥的设计者工程师协助，经过一系列周密的安排和惊险曲折的斗争后，最终工程师亲手炸掉了自己设计建造的桥。
另一部影片叫做“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这是曾在中国风靡一时的经典战争影片，让许多年轻人热血沸腾，“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影片中耳熟能详的一句台词。
影片讲述了1942年冬天，发生在南斯拉夫土地上的一场英勇感人的国家保卫战。德军动用了一百万兵力、一千多辆坦克和大炮入侵南斯拉夫，却遭到当地人民的顽强抵抗。南斯拉夫游击队员们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地抗击入侵者。当德军枪杀老游击队员谢特的女儿，抛尸大街时，游击队领导人瓦尔特为了掩护谢特，带领游击队员走上街头，坚持与德军进行顽强的枪战，直至胜利。战争结束时，德军上校无奈地感叹：“唉，我总算知道了，这座城市就叫瓦尔特！”
影片中的瓦尔特，身穿花格子西装，头上留着中国人少见的卷毛头发，脸上长着长长的髯胡。这种装束对当时的中国人刺激实在太大。老年人看后都认为外国人一个个长得人模鬼样年轻人却有很多羡慕不已，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发型和服装。
可是那时的中国人处于禁锢时期，谁要是学老外就会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人们的打扮千篇一律，男人多是蓝色卡其布，只有领袖才着灰色中山装。头发都是平平整整的分头、背头或“锅盖头”，胡须或髯发一根不留，刮得光光溜溜。如果追求时尚，顶多弄一套草绿色陆军军装套在身上，再挎个草绿色陆军军用挎包。谁要是弄成瓦尔特这样的装扮，人们就会指指点点，说他不是正派人，甚至还会斥责为社会渣滓、流氓、阿飞。虽然许多男青年都向往瓦尔特式的装束、打扮，但真要去学他的模样还是心有余悸，不敢造次。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一个小伙儿站了出来，圆了自己的“瓦尔特”梦。这人从小父母双亡，在孤儿院长大，“文化大革命”中，阿姨被打倒了，孤儿院的孩子走上社会“造反”，练就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皇帝老子也敢杀”的“天棒”德性。他就是那批孤儿中的头儿。
“文化大革命”后期，许多兄弟上山下乡了，他已厌倦政治生活，就留在城里，悠闲得无所事事。
就是他，穿上与众不同的花格装，留着烫得像绵羊毛一样的卷卷发和满脸漂亮的大髯胡，满街乱窜，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勇气和与别人的不同。人们看见他都要多盯几眼。在羡慕之余，不知是谁便把那部南斯拉夫电影一“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那群民族英雄的领头人与他联系在一起，送给他一个名字“瓦尔特”。
从此瓦尔特就成了他的外号，他的一张名片。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会亲切地叫他“瓦尔特”，甚至那帮从小一起长大的人也这么叫。时间长了，人们逐渐忘记了他的真名，好像这“瓦尔特”才是他真正的大名。正因为有了这张名片，只要他往义渡城区任何一个理发店的椅子上一坐，理发师傅不用他张嘴说话，就会为他精心地烫一头绵羊似的卷卷毛发，并细心地为他修理一脸完整美丽的大胡须。
不久，因涉嫌一桩案子，“瓦尔特”作为主犯，锒铛人狱，被判刑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