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凤与原始宗教
凤是古人对多种鸟禽和某些游走动物多元容合而产生的神物，本质上也是人对己身之外的自然力量的神化。我们前面分析过了，凤与动物崇拜、太阳崇拜、风崇拜的关系相当密切，这三项崇拜是凤崇拜的基础，没有这三项崇拜也就没有凤崇拜，凤崇拜是这三项崇拜的升华。而这三项崇拜也都属于自然崇拜的范畴。自然崇拜是宗教产生的一个本源。因此，可以说，凤的起源与宗教的起源基本上是同步的。对凤凰的崇拜，从一开始，就渗透、包含、体现着宗教的意味。
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凤纹，大都与原始先民敬畏自然力、祭祀天神有关。如距今达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双头凤纹”，其图案为双凤头反向、一体同身，图案正中一个大圆套一个小圆，大圆之上似有光焰升腾。这样的图案所反映的无疑是古人对太阳神、鸟神即自然神的崇拜，同时，刻画有此图的骨匕，很可能是古巫做法祭神的工具。而湖南洪江高庙文化凤纹陶器、内蒙古赵宝沟文化凤型陶杯也都属于祭祀神器。
巫术是原始宗教的仪式之一，是人们向自然神、祖先神和图腾神表达宗教感情的桥梁。而凤凰，则以手段和工具的身份成为巫术的组成部分。
距今达3000年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曾出土位于神殿祭祀中心的青铜神树，树上就塑有多只凤凰；还有一组阵容强大的被称作“凤鸟翔云”的青铜鸟及饰件。其功能同“双头凤纹”骨匕如出一辙：既集中地反映了古蜀族的鸟崇拜，也是三星堆人的祭天祀神的巫术器具。
原始巫术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多有遗存。如属白族一支的碧江四区勒墨人每年的祈年祭“租冬翁”，即由氏族中有威望的巫师“斗西波”
主持，所祭祀的鬼魂“斗维母”，就“身穿锦衣绣服，胸垂珠贝项链，佩戴金环银镯。端坐凤身龙头，宝座铺绒垫锦”。
一凤与宗教
宗教的本质是对人身之外的各种力量的神化，其最初形式是自然崇拜。
作为在原始信仰基础上逐渐丰富与发达起来的、曾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北方）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萨满教可划入原始宗教的范畴。神鸟在萨满教的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常常被作为灵魂的象征。萨满信徒们认为，神鸟能够自由地来往于天界和人界之间，做传递消息的信使。萨满教的巫师在跳神做法时，要戴上特制的“神帽”，帽顶上有一只铜制或铁制的神鸟，作振翅起飞状。神帽上的飘带表示神鸟之魂在飞翔，头上和腰上的铃铛代表神鸟的叫声。被萨满信徒视为神鸟化身的鸟禽有鹰、天鹅、乌鸦、喜鹊等，而这些鸟禽，无疑都是凤的融合对象。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萨满教崇拜的神鸟，和我们讲的凤凰具有同一性。
2．凤与道教
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是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融自然崇拜、远古巫术和秦汉神仙方术于一炉，并将其理论化和系统化。
凤凰早于道教而生，道教在形成过程不可能不吸取和借助凤文化。道教的核心是得道成仙。这“成仙”和凤文化有内在的一致性：崇高、尚洁、飞升等，是凤的品性，也是仙的品性；作为天上的神物，凤本身就是仙；人要是具备了凤的诸多品性，也就成了仙。这是从本质上讲的。至于凤在道教中的具体作用，则有三：（1）神仙的坐骑、成仙的工具；（2）仙家、道士衣装名称；（3）仙境、道观的名称。
西王母即“王母娘娘”，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后来发展为道教的女仙领袖。这位领袖常常以凤为坐骑。如敦煌第249窟南顶主体画中的西王母，就身穿大袖襦，乘坐三凤车和北顶主体画中乘坐四龙车的东王公一同前行。此凤车上有重盖高悬，前有御车仙人，还有乘着鸾车（也是凤车一种）、扬幡持节的仙人作前导。四周还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及飞廉、长耳羽人等众多神灵护卫。西王母还头戴凤冠。如山西芮城县永乐宫元代壁画中的西王母，就头戴凤冠，脚着凤鞋，正襟危坐，一副既庄严肃穆，又和善慈蔼的尊贵相。
有上述基础，西王母便成了世人眼中的“凤族”和“鸟母”，有“白玉龟台九凤太真西王母”之称，并有“道教肇自昆仑山凤母”之说。
凤还是成仙的工具。汉、北魏、唐各代的人物骑凤壁画、石刻、剪纸等，既可以看作是神仙乘凤巡行天下，也可看作凡人借凤成仙升天。武夷山是道教名山，山上有国内年代最为久远的古代悬棺。在葬俗中，悬棺葬与神仙信仰最为密切，葬所常被称为仙人山、仙蜕岩、升真洞等等。葬处崖刻题材中，也多见凤导引升仙的图案。
凤还被道士们用作冠履的名称，如女道士戴的“飞云凤气之冠”、高功法师步罡踏斗时所穿的“凤头之履”或“立凤履”。
至于道教仙境道观，也有以凤为名者。如“十洲三岛”之一的“凤麟洲”。
据说此洲在西海之中，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环绕，鸿毛不浮，不可超越。而且“洲上多凤麟，数万各自为群。又有山川池泽，神药多种。亦多仙家”。还有位于镇头镇西隅与景德镇市交界处的凤游山，相传有彩凤翱翔于此，故名。台湾高雄三凤宫则是着名的道教宫观。
在道教中，以凤凰（朱雀）参与的“四神”常常以“护卫神”的面目出现，用来壮观威仪。如《抱朴子·杂应》讲述老子的形象：“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有的道典还给“四神”起了名字：“左有青龙名孟章，右有白虎名监兵，前有朱雀名陵光，后有玄武名执明”（《云笈七签》卷二十五《北极七元紫庭秘诀》）。
3．凤与佛教
佛教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佛教的思想、义理及艺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一次外来文化和中华本土文化的大碰撞和大融合。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凤，还有龙、麒麟等，都不可避免地要和佛教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因此，融合佛教文化的有益成分，便成为这个时期凤凰的一个特征。
那么，美丽的中国凤吸取了佛教文化的那些成分呢？
先说莲花纹。
莲又名荷、芙蕖、芙蓉、菡萏等，是集可观赏和食用、药用为一体的水生草本植物。莲叶青翠，圆圆如盖，高出水面；莲花红色、粉红色或白色，朵大，纯洁、美丽，有高雅娴贞的意韵，所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守一茎一花之节”。我国古人很早就种莲、用莲、赏莲、咏莲。《诗经》里有“彼泽之陂，有蒲有荷”的句子，《离骚》言“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汉代乐府诗《江南》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相比之下，莲在佛教的产生地——印度，还要更受重视些，从而也更神圣些。梵天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创造之神，生有四只手，其中一只手上就持着莲花；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也生有四只手，其中一只手也持掌莲花，而且其肚脐上还长出一朵莲花。在佛祖释迦牟尼降生之前，相传其父净饭王的宫苑里曾有八种“瑞象”出现，百鸟翔集，鸣声和悦，四季花卉一同盛开。尤为奇异的是，宫内的大池塘中，突然长出一朵白莲花，大如车轮。白莲长出的时间，和释迦诞生的时间刚好重合。于是，这位佛祖，一生下来就能即行七步，“步步生荷”；而且，还有千道金光由舌根下闪出，每道金光又都化作一朵千叶白莲，每朵莲上坐一位盘脚交叉、足心向上的小菩萨。佛经中还有鹿母生下莲花姑娘的故事，说这位莲花姑娘，“脚蹈地处，皆莲花出”；在“净土变”中，有化生童子从莲花中再生的形象。
于是，很自然，莲花便频频地出现在与佛相关的事象中，有时候，莲花甚至被看成是佛陀的化身，成为佛教的主要的装饰图案，象征着对佛法的皈依以及对佛法真切本性的承认。佛座称“莲台”、“莲座”，佛眼称“莲眼”，所谓“无量清净佛，七宝池中生莲花上”，“十方诸佛，同出于淤泥之浊；三身正觉，俱坐于莲台之上”（唐释道世《诸经要集·三宝敬佛》）；佛寺称“莲宇”、“莲舍”；佛龛称“莲龛”；佛典《法华经》称“莲经”；僧人的袈裟称“莲服”，行法手印称“莲花合掌”，甚至连佛国，也要称为“莲界”了。
传说当然是人们的“意会”，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艺术想象”的产物。佛教之所以敬莲崇莲，主要还是莲的净洁的品性，和佛教追求“净界”、“净土”、“净国”的理想相吻合。它“出尘离染，清净无瑕”，可比佛家讲的“真如”（真理、佛性），不受“五浊”（劫浊、众生浊、烦恼浊、见浊、命浊）之世的污染。此外，它还有“自性开发”，“妙香广布”、“面相熙怡”等等与佛性、菩萨行相吻合的品性。
莲和佛有如此这般的关系，随着佛教东渐，莲的地位就在中国人本来就爱莲、敬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佛教的莲花纹也和中国传统莲花图案在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美化，从而广泛地应用于佛教艺术装饰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我们在石窟造像、建筑彩绘、陵墓雕刻、陶瓷器物及服装冠履等众多载体上，都比比皆是地看到了式样种种、色彩纷呈的莲花纹。
凤有尚洁的神性，又是“羽族之美”，和莲的洁、美的品性相吻合，再有广泛传播的佛教对莲花的推崇，出现凤、莲、佛相结合的纹图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江苏南京南郊曾出土一件属于三国吴时的“青釉彩绘双系盖壶”，此壶肩部贴塑两佛像，皆趺坐于莲花座上，胫部彩绘一周仰莲纹，而壶盖正中，却以一只贴塑成的凤鸟为钮。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凤莲纹”尤其多了起来，产生的审美效果是强烈的，其规律，是洁洁益洁，美美益美。且看凤凰莲花纹图：画面的下半部在荷叶的护持中，三朵莲花拔茎而开，中间一朵开得最大，其茎枝别致地从一个莲蓬上生起；三朵花皆五瓣，每瓣用黑白两色标出浓淡之别，给人温润娇美之感。画面的上半部突出表现一只立在莲蓬上的凤凰。这只凤凰舒展着齿状花翅，弯翘着有斑斑花点的长尾；一束荷叶衔在嘴尖，头作一个标准的椭圆，上有重冠，下有肉垂，眼睛只是椭圆中扁而短的一条小线——这样的细眼和那种多见的圆睛有别，给人的感觉是七分柔媚三分清高；凤身的左右下三面皆有舒卷自如的荷叶配饰：整个画面是很美丽的。
再说忍冬纹。
忍冬，又名“金银花”、“二花”，是多年生半常绿缠绕灌木。因其具备凌冬不凋的品格，故名忍冬。春夏开花，气甚芬芳。初开时蕊瓣色白，两三日后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又有金银花之名。中医学上以其花茎入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佛教有以花供养佛祖的讲究，忍冬以其不凋、芳香和蔓生的品性，被佛门选中当是情理中事。进而，随着佛教的东进，忍冬纹便同中国本土早就有的云气纹相结合，以流畅的线条、亮丽的颜色、巧妙的结构纷纷出现在石窟、门楣、斗拱、藻井、墙壁、龛阁佛座上。
忍冬纹在东汉墓葬出土的屏风、丝织品上就有发现，但比较稀少。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忍冬纹盛行起来，和莲花纹一样，成为佛教石窟的主要装饰纹样。我们在敦煌早期石窟的壁画上，就能看到不少忍冬纹。忍冬的叶子本来是卵形对生的，花为唇形，上唇裂四枚，下唇裂五枚，苞片叶状，但在古代艺术家的手下，忍冬的叶和花整个地被绘成三瓣或四瓣，且和藤蔓一起，巧妙地组成各种趣味不同的式样，如波浪形、圆弧形、方形、菱形、手形、心形、龟背形等。这些变形忍冬纹，将我国传统装饰图案中的主次分明、造型精当、构思完整、设色明快、朴素大方等特点，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凤和忍冬的结合，遵循的依然是美美益美、好上加好的原则。我们见到的“凤凰忍冬纹”，一般都是凤凰扬首瞠目，翅开尾翘，好像刚刚落下来的样子；忍冬纹或手形，或心形，藤蔓交错，花鸟相衬，宛转自然，活泼生动。
美和美的结合是无止境的。凤与莲花能结合，凤与忍冬能结合，莲花与忍冬能结合，凤、莲花、忍冬三者也能结合。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宋代，由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的装饰图案实在不少。这些图案构思精致，着色鲜艳，看上去都相当漂亮。
如本页上图这样一幅“凤、莲花、忍冬纹”：一只娇美的黑凤立在莲花瓣之上，口中衔着一枝忍冬，胁下夹着一枝忍冬，四周点缀着变形的莲花和忍冬的叶瓣儿，真是落英缤纷，天香竞坠。
接下来，说说有“玉鸟”、“瑞鸟”之称的“迦陵频伽”。
迦陵频伽是梵语Kalavinka的音译。
义译为“好音声鸟”、“妙音鸟”、“美音鸟”，“迦陵”是好、妙之意，“频伽”是声音。据说此鸟常住西方极乐净土。《正法念经》云：“山谷旷野，其中多有迦陵频伽，出妙音声，如美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所及者，唯如来音声”。《长阿含经》
言菩萨降生的时候，“其声清澈，如迦陵频伽”。也略称迦陵。《楞严经》言：“迦陵仙音，遍十方界。”其注解说迦陵是仙禽，“在卵壳中，鸣音已压众鸟，佛法音似之”。看来，迦陵频伽有运用其美妙的声音，“宣流”佛教“法音”的职能。
河北定县出土的北魏石函，其银椁后档两侧各刻有双首迦陵频伽，这大概是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迦陵频伽纹饰。江苏南京南朝墓葬曾出土一块“迦陵频伽画像砖”，此砖正面右边模印鸟身人首（亦可称佛首、菩萨首）图像，即迦陵频伽。此鸟，头方大端挺，双目前瞻，表情庄重祥和；双翼呈刀片状，展开着，尾羽为草叶形，向上翘过头顶；单足独立于莲座之上，另一足弯折翘起。图左双环，环中一鸟，除头非人头或佛头，且向身后回顾外，其他部分及站立的姿势都如右鸟，当属常态的迦陵频伽。两鸟之间及画像两边，均饰以线条流利，富于韵律感的莲花纹、忍冬纹、宝相花纹，使人产生迦陵频伽美妙的歌喉，足以使花草为之动容的联想。
进入盛唐以后，迦陵频伽图案多了起来，我们在敦煌壁画中，就看到了人首、鸟身、花冠、双翅展开、卷叶形尾扬起的迦陵频伽。2001年，有迦陵频伽建筑构件在西夏陵区发现，其形象和唐代敦煌壁画上迦陵频伽一脉相承：人首、鸟身、花冠、双翅展开、长尾高翘，双腿连爪跪骑于贴塑双线卷云纹的长方形基座之上。
如何看待迦陵频伽呢？
迦陵频伽能鸣叫出很好听的声音，是妙音之鸟；又居住在西方极乐净土，与众佛菩萨朝夕相处，想必也是净洁之鸟、美羽之鸟。这妙音、净洁和美羽的品性，与中国凤的好鸣、尚洁、示美的神性是一致的。以好鸣为例，凤的好鸣绝不在迦陵频伽之下，古人说它“音中钟律”，“小音金，大音鼓”，“其翼若竽，其声若箫”，所谓“南山有鸣凤，其音和且清”。
由此可见，人类的思维，尤其是审美思维和造神思维，不管是哪个民族，处于什么样的国度，在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有共同规律的。比较而言，中国凤的神性要更大一些，从而影响更深入更广泛一些。迦陵频伽突出的特点是妙音，相应具备净洁和美羽，而凤除妙音、净洁、羽美之外，还有向阳、达天、自新、秉德、兆瑞、崇高、喻情等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