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斯科特日记中所记述道：“挪威人已经先于我们第一个到达了极点。这令人失望至极，我对我忠实的伙伴们感到非常抱歉。我们的头脑中千思万绪，也进行了许多讨论。明天，我们必须自极点进军，然后，我们将以最快速度尽早返家。不能再做白日梦了，返家的行程将会异常艰辛。”
现在，斯科特一行必须要走将近１３００公里的回头路，而他们经常却因为找不到原先设置的补给站而着急。他们仔细地寻找沿途的粮食补给站，但那些补给站的标志并不醒目，往往被错过，很难找到。斯科特上校在1月27日的日记中记述道：“我们渐渐感到越来越饿，如果再吃些东西，尤其是午饭再多吃一点，那将会很有好处。要想尽快赶到下一个补给站，我们就得再稍微走快一些。下一个补给站离我们不到60英里，我们还有整整一星期的粮食。但是不到补给站，就别指望真正地饱餐一顿。要走很长的路，然而，这段路程又无比艰辛……”斯科特上校在1月27日的日记记述道：“上午我们是在暴风雪肆虐的雪沟里穿行。该死的雪拱起一道道的波浪，看上去就像一片起伏汹涌的大海。威尔逊和我穿着滑雪板在前边开路，其余的人步行。寻找路径是一件艰巨异常的工作……”
2月22日，斯科特上校记述道：“不用说，我们命定要经历归途中最严峻的时刻了。今天出发以后不久，东南风变得异常猛烈，疯狂地扫着地面。我们马上失去了本来就模糊难辨的路标。午饭时根本没见到期望中的圆锥形石头路标……”
必须提到的第二点是，斯科特在冰盾遇到了难以想像的严寒，这是灾难的直接原因。
他们到达冰川的时候，气温还比较高，等他们到达冰盾一周后也没有什么异常。但是随后，在2月26日晚上，最低气温骤降至摄氏零下37度。这就意味着，半夜的时候，太阳已经降到了地平线以下。斯科特是这样写的：“毫无疑问，冰盾中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在气象报告中，辛普森毫不怀疑极地分队碰到了异常的天气。他是这样写的：“气温记录清楚地显示出在每年最开始的时候，那里会是如何的寒冷，而同时几英里之外海面的气温却要高出40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麦克默多湾到冰盾南面的这段路中间竟存在着40度的温差。”在1912年的行军中，其他几个分队的气温记录和埃文斯角的记录进一步证实了辛普森的观点，那就是斯科特碰到了在秋季极为罕见的低温。
无法找到路标，就要面临饥饿的危险，这当然让人感到难受和威胁。但时时让大家感到难受的还有潮湿的睡袋、内衣和鞋袜，特别是鞋袜经常根本就没有晾干，这就会让人感到冰凉和极端的痛苦。
加之南极的盛夏即将过去，寒冬渐渐来临，气温日益下降，他们不得不面临冻伤和死亡的威胁。
斯科特上校在2月1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埃文斯的手指头现在情况很糟，掉了两个指甲。是冻伤……”
第二天，埃文斯又摔了一跤，以致影响了行进的速度。斯科特上校在2月17日的日记中记述道：“今天情形很坏。埃文斯睡足一觉以后显得好些了。他像往常一样说自己一切正常。他还是走在原来的位置上，但半小时后他弄掉了滑雪板，不得不离开雪橇。路面情况极为恶劣。后来我们停了大约1小时，埃文斯跟了上来，但走得很慢。半个小时后他的鞋又丢了，我们站在纪念碑岩半腰眺望埃文斯，后来又扎下帐篷吃午饭。饭后埃文斯还是没露面，我们四处张望，看见他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这下我们警觉起来，四个人一齐往回滑去。我第一个来到这个可怜的人身边，被他的样子惊呆了。他跪在雪地上，衣装不整，手套没了，手上结满了冰凌。他眼里射出疯狂的目光。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慢慢地说他也不知道，只说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昏过去了。我们扶他站了起来，走了两三步他又倒了下去。他完全被冻僵了。威尔逊、鲍尔斯和我回去拖雪橇，奥茨留在原地照顾他。我们回来的时候，埃文斯失去了知觉。我们把他抬进帐篷后，他依旧不省人事。午夜12点30分，他平静地死去了。”
对于埃文斯的死，阿普斯利·彻里·加勒德是这样推测的：“我认为埃文斯的崩溃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那就是他是分队中体形最高大，体重最重，肌肉最发达的人。像他这样的人，被寄望于要比同伴们拖运更重的负载，提供更多的支援，驾驶更大的机器，但同时又没有吃额外的食物，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他所过的生活。那么，很有可的情况就是，当这些人吃的食物配额不足够满足他们所进行的工作需要时，那么显而易见这个最重的人会比其他那些比他体型小的人更快、也更严重地感受到营养的缺乏。”
他们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位伙伴死去——不是在床上，不是在医院里或急救车上，不是突然地，而是慢慢地，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看着他的手冻伤，大脑受伤，直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在疑问，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是否该舍弃一个人任他死去而其他四个人可能因此而存活。
埃文斯的死对大家的打击很大，又加上找不到原来设置的路标，他们不得不面临饥饿的威胁。
《斯科特最后的远征》中这样写道：2月22日上午11点，突然有一阵风从东南偏南的方向吹来，风力4到6级，他们把帆撑起在雪橇上。但随即他们就失去了正循着前进的轨迹，也没有找到在正确路线上所应发现在石标堆和营地，天气太阴暗了。鲍尔斯确信他们离陆地已经非常近了，但依旧没有找到他们生命赖以依存的补给站。第二天早上，鲍尔斯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他们得出结论，自己离陆地依然很近，但结论的依据却并不充分。他们仍然脱离着行进轨迹，抑郁地走着。“但是就在我们决定午餐的时候，鲍尔斯极其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一堆旧有的石标堆，经纬仪上的望远镜确认了石标堆的存在，我们的精神随之振奋起来。”
斯科特在2月22日的日记中记述道：“不用说，我们命定要经历归途中最严峻的时刻了。今天出发以后不久，东南风变得异常猛烈，风狂扫着地面。我们在来的路上预设的用冰雪堆起来的圆形路标，被风暴刮得不见了踪影。”
除了饥饿，他们还面临缺燃料的威胁。斯科特在3月2日的日记中记述道：“我们发现柴油短缺，用最节省的方法控制油耗，也不够到达下一站。”
斯科特在３月３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帝，帮帮我们吧，我们无法继续拖运下去了，这一点已是确定无疑。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时大家始终是十分振奋的，但每个人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想的我却只能去猜测。早上穿鞋袜的速度已是越来越慢，每一天危险都在增加。”
奥茨冻伤得特别厉害，无法迈步，但不走是不行的，多呆一天，等于多一分死亡的威胁。三个人不得不抱着沉重的步子拉着他往回走。
斯科特在3月6日的日记中这样描写坚强的奥茨：“太阳出来了，风也停了。可怜的奥茨再也挪不动了，我们让他坐在雪橇上，拉着他艰难地往前迈步。奥茨是个英勇过人的人，两只冻伤的脚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他却不愿意显露出来。”
埃文斯的死、奥茨的冻伤，加之缺乏食物和燃料的威胁，大家都感到死神正在光临。
斯科特的这种悲观的情绪在他3月11日的日记中完全流露出来：“奥茨快完了。他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只有上帝知道。我们鼓励他尽量走下去，除此之外还能说什么呢？我嘱咐威尔逊医生，把能了结我们苦难的东西分发给大家：每人分到30片鸦片，给奥茨留了一瓶吗啡。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办。”
3月16日，猛烈的暴风雪又吹刮起来了，他们只好扎营。原指望那剩下的几盒饼干还可以维持几天，谁知打开一看，其中有一盒是没有装满的，这使他们更接近断粮的边缘。人们无声地躺在帐篷里，一个个衰弱到了极点。
斯科特在3月16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前天吃午饭的时候，奥茨说他再也挺不住了，让他留在睡袋里，把他丢在那里。我们不能那样做，说服他跟我们一起走。他的情况尽管坏透了，还是挣扎着跟我们走完了下午的路程。晚上，他的情况更坏了。我们知道，他要完了。奥茨最后想的是他的母亲。直到最后，他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临死前他睡了个通宵，巴望自己再也醒不过来，但早晨他还是醒了。他是个勇敢的人，望着帐篷外面的暴风雪，他说：‘我到外头去一下，也许得过些时候再回来。’他出了帐篷，却从此消失……”
在大家已经没有力气关注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一个严重冻伤的人，要独自到风雪交加的冰原上去，这意味着什么呢？但另外三个人也已经没有精力去劝阻他了。
于是，奥茨默默地走出了帐篷，向着无边无际的冰雪世界走去，走去……他再也没有回来。谁都知道，他是不愿连累别人而决心牺牲自己的。
没有对探险的执著、超人的力量和勇气，是不可能从事这项事业的。埃文斯和奥茨不是孬种，是响当当的汉子，活得明白，死得悲壮。他富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探险需要团结协作精神，在关键的时刻为了保护同伴，有时要勇于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点奥茨和他的队员都做到了。
虽然奥茨的死，至今仍被当作伟大的自我牺牲的范例。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所有这些牺牲真是必要的么？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斯科特犯下的错误进行反思么？当然，我们的意图不是要责怪他，至少，要从中获得一种警示。
暴风雪终于停了，剩下的三个人不得不忍着巨大的悲伤和疼痛又继续上路。每天拉着雪橇，只能行走七公里。尽管他们尽量节约粮食，到3月21日，口粮就只剩下两天了。所幸的是离前面的粮食补给站只有16公里，要是能在两天内赶到，那就有救了。偏巧天不从人愿，又刮起了可怕的暴风雪，没有办法只好又扎营。
两天过去了，暴风雪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三个极度虚弱的人躺在帐篷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看来，离开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实际上，一直到2月底，他们都很好地保持了体力，但是3月份的状况却比想像的要糟糕得多——当5个人中的3个幸存者支起了他们最后一个帐篷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状况简直是惨不忍睹。在此次探险之后，我发现阿特金森更为关注食物配额标准的问题，他请一位具有最新知识的化学专家来为我们制订食物配额标准。实际上，斯科特死后，他担任了探险队的队长。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在下一年的物资运送时提高了食物配额标准，所以我怀疑当时已经明白以前的标准实际上并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