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思想家魏源曾经说过：“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用人。”能否知人用人，是衡量现代一个领导是否称职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领导者，要想使自己所管理的工作卓有成效地运转起来，就必须发挥每一位员工的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将合适的人才分配到合适的职位上去，这就要求领导具备知人善任、择人而用的能力。这也是厚黑“用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知人就是要了解人，善任就是要用好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通过知人以达到善任，又在善任中进一步知人识人。能否真正做到知人善任，既是对一个领导者的能力的检验，也直接关系到领导者的事业的成败。
历史上的一些玩弄厚黑之术的帝王，不仅重视搜罗人才，也懂得识别人才、慎用人才、善用人才的重要。刘邦谈到自己战胜比他强大的项羽的原因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很有才干，精通政事，善于管理国家大事。子产手下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名叫伯石，平时交付他做的事总能让子产非常满意。然而伯石性格自私而虚伪，虽然非常能干，但其他人并不喜欢他，只有子产比较欣赏他的能力。
一次，有一件国事需要伯石去办，在交给他任务之前，熟悉伯石性格的子产先命人把他叫来，庄重地告诉伯石：“这次分咐你去完成的事情非常困难，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如果你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我就禀明陛下赏赐给你一座城邑。”经过努力，伯石最终完成了那项任务，于是子产就禀明郑国公给了他一座城邑作为封地。另一个官员对子产说：“事情是国家的事情，国家是大家的国家。大家都为国家办事，为什么单单送给伯石东西?”
子产说：“人和人不一样，像伯石这样的人，让他没有个人欲望是困难的。满足他的欲望而让他成功地办成所办的事情，这不也是国家的成功吗?城邑有什么值得吝惜的，难道它还会被搬走不成?”
后来，伯石听到众人的议论，非常害怕，于是就找到子产要交回封地，但子产说：“这次陛下赏你的封地是你功劳的体现，你受之无愧，以后只要你好好为国出力，赏赐还会更大!”还是坚持把城邑给了伯石。伯石以后在为国办事中，果然就如同子产所说的那样更加卖力。
用人，先要知人，知人越详，任用也就越恰当。知人就要了解人，了解人的长处与短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其长，避其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出于公心，如此，才不怕别人说长道短，才能名副其实地做到人尽其才。
公元228年，诸葛亮为实现统一大业，发动了一场北伐曹魏的战争。他命令赵云、邓芝为疑军，占据箕谷，亲自率10万大军，突袭魏军据守的祁山，任命参军马谡为前锋，镇守战略要地街亭。临行前，诸葛亮再三嘱咐马谡：“街亭虽小，关系重大。它是通往汉中的咽喉。如果失掉街亭，我军必败。”并具体指示让他“靠山近水安营扎寨，谨慎小心，不得有误”。
马谡到达街亭后，不按诸葛亮的指令依山傍水部署兵力，却骄傲轻敌，自作主张地想将大军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上。当时，副将王平提出：“街亭一无水源，二无粮道，若魏军围困街亭，切断水源，断绝粮道，蜀军则不战自溃。请主将遵令履法，依山傍水，巧布精兵。”马谡不但不听劝阻，反而自信地说：“马谡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得请教于我，而你王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知何兵法?”接着又洋洋自得地说：“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置死地而后生，这是兵家常识，我将大军布于山上，使之绝无反顾，这正是致胜之秘诀。”王平再次谏阻：“如此布兵危险。”马谡见王平不服，便火冒三丈说：“丞相委任我为主将，部队指挥我负全责。如若兵败，我甘愿革职斩首，绝不怨怒于你。”王平再次义正辞严：“我对主将负责，对丞相负责，对后主负责，对蜀国百姓负责。最后恳请你遵循丞相指令，依山傍水布兵。”马谡固执己见，将大军布于山上。
魏明帝曹睿得知蜀将马谡占领街亭，立即派骁勇善战，曾多次与蜀军交锋的大将军张邻领兵抗击，张邻进军街亭，侦察到马谡舍水上山，心中大喜，立即挥兵切断水源，掐断粮道，将马谡部围困于山上，然后纵火烧山。蜀军饥渴难忍，军心涣散，不战自乱。张邻命令乘势进攻，蜀军大败。马谡失守街亭，战局骤变，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
刘备在世的时候，看出马谡不大踏实，难以担当大任，他曾特地叮嘱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不能派他干大事，还得好好考察一下。”但是诸葛亮没有把这番话放在心上，重用马谡，结果造成了这次失败。为了严肃军纪，他下令将马谡斩首示众。诸葛亮对将士们说：“这次出兵失败，固然是因为马谡违反军令。可是我用人不当，也应该负责。”他就上了一份奏聿给刘禅，请求把他的官职降低三级。刘禅接到奏章，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有个大臣说：“既然丞相有这个意见，就依着他吧。”刘禅就下诏把诸葛亮降级为右将军，仍旧办丞相的事。
街亭之败，马谡固然免有主要责任，但与诸葛亮的用人失误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假如诸葛亮将刘备的话放在心上，对马谡谨慎任用，就不会造成街亭失守。退回汉中的败局，而马谡也不会因此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领导者能否知人善任，对工作的进程及结局是有很大影响的。“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的曹操不愧是一代枭雄，他智慧过人，留下了许多智慧宝典，值得后人反复琢磨。
合肥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建安20年，东吴十万大军围攻合肥，相对曹魏的七千兵力来说，占有了巨大优势。而当时，魏军最大的困难，就是曹操北征汉中还没有回来。魏将张辽、李典、乐进诸部奉曹操之命镇守舍肥。但是，张辽、李典、乐进三人平时意见不合，在孙权大军进攻合肥乏际更是意见相左，应该退却还是继续前进，三人无法统一意见，合肥的形势异常危急。
就在此时，曹操突然派人送来了一个密封的盒子，上面写着“贼来乃发”四个大字。原来，在密匣的书信中，远在汉中的曹操已经对合肥的防御战事作出了具体安排，他指出，“如果孙权带兵来进攻合肥，将由张、李二将军作战，乐将军守城”。三人看过之后，张辽提出由自己亲自出击，与敌人决一死战，但又担心李、乐将军不允许。李典起先沉默，但最终被张辽的行为所打动，慨然说道：“这是国家的事情，难道我们可以因为个人的矛盾而因私忘公吗?”李典还表示愿意放弃旧日冤仇，服从指挥，全力合作，保卫合肥。乐进本来就是守成稳重之人，这时也表示将尽全力守住城池。
于是，张辽亲自率领八百死士突袭孙权，抱着必死的决心，作战异常勇敢，吴军中没有谁可以阻拦这样的将士，他们一直杀入孙权大营。孙权突然见到了曹操的士兵，害怕万分，起初不敢交战，但是他看到张辽的兵力甚少，才指挥士兵集结部下来围攻张辽。张辽浴血奋战，率领数十人杀出了一条血路，突出了重围。但是也有一部分士兵未能突出孙权的包围圈，他们看着张辽，大声喊叫：“难道将军要舍下我们吗?难道将军就这样逃离吗?”于是，张辽再次回马冲到吴军之中，救出了其余的部下，吴军没有人敢阻挡。
经此一战，吴军士气受挫，而曹军士气大涨，军心大振。魏军守城情绪高涨，孙权攻城十余日而没有结果，不能攻下合肥，为了不再无谓地消耗兵力，孙权只得引军退走。就这样，魏军取得了保卫合肥的胜利。吴军退出合肥，退到逍遥津时，突然受到张辽的袭击。大惊之下，吴军的作战能力大减，就连孙权也差点被张辽活捉，多亏有凌统、甘宁这样的将士拼死力战才得以逃脱。不在战场的曹操指挥自己的将士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不得不说是曹操大智慧的表现。
曹操智用三将的故事其实就是知人善任的典型实例。曹操深知张辽、李典、乐进三人的个性：张、李二人勇武，善于作战，而乐进稳重善于守城。其次，曹操使平素不和的三个人，在危难之计，不计前嫌，相互补充，共同御敌，充分发挥战斗力。
现实中，领导也需要像曹操一样熟悉属下的才能，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发挥其才智，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属下做出最好的成绩。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才能是如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清楚下属都有什么才能，他们的才能是哪些方面的，有什么性格，有什么特征，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领导不是说要自己亲自去做什么事，事必躬亲的领导绝非好领导，作为一个领导，要很好的掌握一批人才，把他们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作用，你的事业成功就指日可待了。
每个人优缺点并存，长短处同在，有的人内秀而外拙，才不外露，很难发现；有的人博学多智，却只会纸上谈兵，易见而难用；有的人才智过人，但性格古怪，难以相处。而要学会辨才，首先就要从信任出发，从了解入手，知其德才学识，明其优劣长短，并从发展的前景中把握。妥准确地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看文凭和档案，也不能只靠感觉和印象，而需要深入调查，跟踪考察，全面分析，这样才能辨明其本质和能力，做到合理使用。
厚脸纳谏，像唐太宗一样做领导
【宗吾真育】 诸葛孔明，是法家一派，手写申韩以教后主，也是精研厚黑学的人，所以当了丞相，能够俯纳群言，集众思，广忠益，这即是使支支箭的能力，都表现出来，故出师北伐，司马懿不得不畏之如虎。
人无完人，金无赤金，一名领导者学识再渊博，能力再超群，也不可能把任何问题都看得一清二楚，将事事都办得完美无缺。领导只有发挥大家的特长，集合大家的优势，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依靠众人的智慧和力量，才能顺利完成工作，达到目标。有的领导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绝耳塞听，或者碍于身份和颜面，总是不习惯听从他人的劝告、接受自己不悦的意见。一听到下属的不同意见，池们就摇头拒绝，甚至加以驳斥，整个工作场所成了他的“一言堂”，以至于下属们离他们远远的。
管理厚黑学指出，领导要有“厚脸纳谏”的气度，能够容纳下属的不同和反对意见，如果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地位，而对下属的提议置若罔闻、拒绝排斥，那才是真的脸皮厚了。要想把事情处理得顺顺当当、不出差错，就应当广开言路、勇于纳谏、虚心求教。历史上开明的君主帝王都善于纳谏，积极采纳臣下的建议，作为自己治理江山、整顿朝纲的借鉴。
在历代帝王中，李世民是个谦恭英明的仁君，他善于纳谏，没有历代帝王那种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痼疾。他刚继位时，就不计前嫌，屡次把政敌李建成的老师魏徵叫到自己的卧室内，虚心求教治国之道。魏徵得遇知己之主，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先后进谏陈言二百余事。
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徵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希望唐太宗能够“兼听纳下”，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唐太宗很重视魏徵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
唐太宗与直言进谏的魏徵的关系，以及对魏徵进谏的态度，证明了他确实是个善于纳谏的君主。魏徵有“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唐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要冒犯唐太宗，也不退却。唐太宗也认为，魏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微进谏，唐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唐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微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唐太宗也从兼听纳谏中获得政治上极大的好处。唐太宗深深体会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他要求臣下“务尽忠谠，匡救朕恶”。他也以“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相许。而且每次都和颜悦色听取批评意见。事实上，唐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而且给以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引导进谏的作用。
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当以直谏著名的魏徵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受，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久之。像唐太宗这样以身作则兼听纳谏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为了让子孙也能兼听纳谏，巩固唐朝的统治，唐太宗还对进谏、纳谏作了具体规定。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谀官随人，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唐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多少得以上达。
知人善任、兼听纳谏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也是他成为杰出封建政治家的重要的政治素质。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楷模，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唐朝的“贞观之治”之所以产生，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李世民善于启用忠良之臣，更善于听取他们的建议。作为一个领导者，听不进忠告之言，你的事业又怎能兴旺发达呢?
作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美德就是要善于纳谏。但从古到今，能够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进谏语多为忠言，忠言多是逆耳，逆耳的话与阿谀奉承之言相比，受谏之人，自然多不善于纳谏了。但忠言利于行，所以又不得不纳之。在这方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做得就很不错。
朱元璋在位时，虽然推行严刑峻法，滥杀无辜，也很独断专行，但是，他还是比较能够接受谏言的。在朱元璋的各种文告之中，我们看到，他十分明确臣子的进谏对皇帝的统治是多么重要。
他自己也明白，那些能够在公开场合提出与君主不同意见的人，一定是君子，而那些从来不敢提出与皇帝相反观点的人，那些从来只知道吹捧皇帝英明正确的人，多数是小人。所以，对于那些上谏言的臣子，一定要以诚相待。而且，为了让臣子敢于在皇帝面前开口说话，皇帝就必须对臣子和颜悦色，这样，才能让臣下有话必说，说无不尽，说无不真。就是臣子的话不对，也必须允许他们说出来，只有如此，臣子才能做到勇于进谏。
朱元璋规定，只要是臣民进谏，说得对，就立即予以奖励，说得不对，也不治罪，而那些乘机进谗献谀的人，则决不宽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