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猜想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流行词是所谓的“中美国”（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这个词最早是由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弗格森提出的，之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但是中国的高层似乎对这个词并不感冒，因为这个说法常常被华盛顿利用，成为其推卸危机责任的借口。危机后，我们经常看到美国的财经高官出来不断地攻击中国的高储蓄。
图1–1?1990年以来主要经济体的经常项目差额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和《贸易统计》及欧洲央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客观上讲，如果抛开一些政治的干扰，这个提法基本上还是成立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国”理解为中国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要知道中国举国的消费才抵得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州的总消费；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四国的消费总和才只能抵上美国消费的70％；简单计算，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便需要增加40个点的消费来平衡，显然两国实力是不可能对等的。
“中美国”事实上只是描述了在全球化过程中中美两国各自所扮演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镜像互补”。
尽管在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中，中国并不是最大的贡献者（石油美元循环构成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最大项），但是中国却是2003年以后美国逆差增量的最大提供者（贡献率接近70％）。200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美国进口份额的20％以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45％。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模式中获益。
《华尔街日报》曾有篇文章将国家按照近十几年的全球经济模式分为三类：“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和“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其极其发达的金融系统为全球配置资源，由于中国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中国输出储蓄，所以美国的长期利率一段时间内被压制在低位（特别是2004年中期后美联储开始启动17次的加息周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长期利率却并不随之上升，美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呈现罕见的驼峰状，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中国输出储蓄造成的），而股市、楼市上升使得美国家庭获得了资产型储蓄，产生了财富效应。
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承接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实现了最现实的好处，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支持了社会的稳定。2001~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
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强劲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
世界经济不是跑得很好吗，怎么后来就出问题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换个视角看从失衡到危机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必须换个视角看失衡。
回归基础的供求分析框架，最近10年，全球总供给能力全面上升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全球化的红利扩散和网络信息技术的溢出效应。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用，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所以，我们会发现，原有的工业生产方式几乎完全被重构：跨国公司接管了全球的产供销链条。
尽管要素有国界，但资本却可以以光速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穿梭，可以迅速地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最合适的劳动力和要素资源相结合生产出产品，然后极其便利地被运送到任何一个有购买能力的人手中。在全球各行各业活跃的沃尔玛式的巨头渔网式地搜索下，理论上可以使全球的生产商都能被推到生产函数的边界上。
但在总供给上升的同时，全球总需求结构却在恶化。
作为全球需求的驱动机，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率使得美国雇员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长期下降。
图1–2 美国的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
注：1Q47表示1947年第一季度，3Q49表示1949年第三季度……以此类推。
资料来源：CEIC
对于普通的美国中低收入劳动者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的替代和竞争使得其同雇主议价的能力大幅减弱。这一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中低收入劳动者在近30年的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工资性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增加。
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开始转向低端服务业（建筑、零售、休闲），而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却远低于制造业。
因此，21世纪以来，美国的工资增长率显著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图1–3 美国就业结构（1996∶1＝100）
资料来源：美联储、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美国服务业联合会
图1–4 美国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周工资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美联储、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美国服务业联合会
图1–5 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美国Datastream公司、美国服务业联合会
贫富差距的加大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新经济”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趋缓，经济增长率落到了长期（10年）移动平均线之下。这之后虽有全球化的红利发酵，虽有强烈的信贷杠杆的刺激，却依旧无法改变经济增长动力的疲弱。
图1–6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于美国来讲，“去工业化”（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杠杆化和去监管化，或者说是金融自由化。利用其高效复杂的金融体系制造资产膨胀来弥补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的衰竭。
图1–7 “去工业化”（全球化）走向杠杆化
同时，金融自由化客观上又强化了美元本位，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泛太平洋事实上重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II，于是美国可以充分借用他国的储蓄。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复位的实质是新兴国家不仅成了美国的工厂，也成了美国的银行。
只要美国长期保持低利率，以低廉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信贷并供其消费，而其他国家将其获得的贸易顺差收入以投资的方式流回美国（所谓石油美元循环和商品美元循环），其他国家的大规模生产也能够保证其通胀水平不至于出现显著上升，从而使得美国的低利率水平得以长期维持。这就是众所熟知的“全球化”。
美国人希望的最理想状态是：货币通胀和资产通胀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物价不能通胀。所以它需要一个对冲，而中国是最佳的通缩输出国。近十几年来，中国的人工成本与人工效率之比一直在下降。更重要的是，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各级政府几乎垄断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全部要素和资源。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随着资本密集化程度急升，意味着资本劳动比下降，国内收入形不成购买力才能极大地满足美国家庭的消费扩张。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但是，中国又是有着资源和能源瓶颈的国家，无法对冲资源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制造的价格虽然可以通过压制劳工的报酬而缓慢上涨，但产能的扩张却推动着油价和资源价格飙升。而美国本身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油价事实上构成了物价通胀的核心。
尽管中国在供给通缩的角色上扮演得非常卖力，但黄金模式终究还是遇到了绕不过去的坎儿：油价受不了。2004年1月~2006年7月，油价从每桶30美元飙升至75美元，涨幅达到了150％，于是美联储于2004年中期启动了长达17次的加息周期。
随后：
1. 利率的升高，使得资产价格下跌；
2. 资产价格一旦下跌，美国的负债问题就遭到了彻底暴露；
3. 美国负债问题的暴露，使得银行坏账增加、信贷冻结，消费能力随之开始大幅下滑；
4. 中国的出口遭到重大影响，国内就业压力大幅增加，内需进一步走软。
以上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周期从产生到高峰再到破灭的全过程。
再平衡的方向是“再工业化”
失衡终至危机，无法持续，所以现在大家开始讨论再平衡。那么，再平衡的方向在哪里呢？
简单直观的想法就是给全球经济做减法，给美国需求做减法，给中国产出做减法。全球经济要彻底改变依赖美国的信贷消费模式，这意味着要发生大的经济倒退。
现在看来，所谓“消费者去杠杆”是一条再平衡的“死胡同”，根本无法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平衡。
“消费者去杠杆”所产生的被动储蓄很难持续提高储蓄率、降低负债率。所以我们会看到，虽然美国家庭储蓄率在提高，但负债率却不降，因为“节衣缩食”式的被动储蓄→消费↓→企业利润↓→失业↑→收入↓，负债率（负债/可支配收入）的分子分母都在做减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再平衡应该不会是一种颠覆，而是一种修复。换句话说，全球化不可逆。过去十几年的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推动了世界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再平衡是通过对失衡的修正，使全球化模式能长久持续。
因此，未来再平衡的方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让全球需求结构得到改善而更加均衡，即必须回到能增加可支配收入的轨道；二是要突破资源和能源瓶颈，这样货币和资产价格可以上升，但油价却可以不涨。
需求的结构要重新走向均衡、可支配收入要重归增长，必须重新呼唤“企业家精神”，需要出现“熊彼特式”的创业活动的集群式迸发。因此，“再工业化”是美国再平衡的唯一选择。
“再工业化”绝非美国的海外工厂回归（美国劳力成本畸高，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而是再造一个新“实体”。结合要突破资源和能源的瓶颈，“再工业化”的方向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形态。美国人大打“碳金融”牌之心昭然，奥巴马会在世界气候大会快结束的时候要硬闯中、印、巴三国领导人的会场，为争取达成协议而进行着最后努力。
弱美元是实现再平衡的战略安排
弱美元是完成“再工业化”的必要制度保障。靠政府加杠杆（债务激增）来减轻家庭和企业部门去杠杆的痛苦，这样美元必然长期疲弱。
弱美元能够增加“美国制造”的竞争力，缩减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美国今天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需要出口驱动型增长。
美国庞大的对外投资随着美元贬值而获得巨大的资本盈余，也能最快速地降低净债务率。
更关键的是，弱美元将整体抬高传统工业领域的运营成本。换句话说，只有传统的资源和能源泡在“水中”，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大量的投资源源不断地进入低碳，并充分保证这些投资的安全。
只有“再工业化”才能实现可支配收入增长之路，只有新的财富出现才能减少家庭和国家的负债率，“消费者去杠杆”是条死胡同，未来再平衡只能这样选择，这是战略。所以，在美国完成新的战略布局之前，全球经济将长时间泡在流动性的“汪洋”之中。
再造新经济形态或是一个泡沫化的过程
在政策和规则保护下，新产业形成超额利润→新经济的股权泡沫化→资金成本低廉→大量投资被引致新经济行业→形成过度投资和竞争→规模经济开始出现→超额利润消失，回归全社会平均利润水平→泡沫破裂→但新经济的溢出效应开始出现，又成为经济下一步持续增长的动力。
当然，以上的逻辑必须有个前提：弱美元必须可控。现在看来，还是存在这个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