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举行的那次相当拘谨的军人午餐会上，大家谁也不认识谁。我坐在一个美国伞兵身边，他是第一零一空降师——巴士顿英雄部队的。他约摸20岁，像多数跳伞运动员一样，他长得比一般美国军人颀长些，不过肩膀很宽，显得是个孔武有力的硬汉子。他脑前闪耀着的勋章绶带，比我记忆中将级官衔以下的任何人都要多。
他开头有点怯生生的，不很健谈，但是过了不久，他的拘束消灭了，给我说了下面一个故事：
在大规模进攻开始的前一天——进攻法国前24小时，盟军向诺曼底空投了伞兵，这个青年人就是其中之一。不幸，他在远离预定地点好几英里的地方着陆。
那时候差不多天亮了，老早已经细致地在脑子里记熟了的标志，他一个也没有找到，也见不到任何战友。他吹响用集合队伍的尖声警笛，却得不到什么响应。动荡不安的几分钟过去了。他再吹一遍，还是一个人也没有来。于是他知道原定计划出毛病了，他是单人匹马，完全陷落在敌人控制的国土里了。
他懂得，他必须马上找地方隐蔽。他着陆的地点，是在一个整洁的、收拾得挺漂亮的果园里一垛石墙附近，在熹微的晨光里，他看见不远处有一栋小小的、红色屋顶的农家。他不知道住在里边的人是亲盟国的呢，还是亲德国的，但是他总得碰碰运气啊，他朝那房子奔去，一边温习着寥寥可数的几句法语，那是为应付这种紧急状况而教给他的。
听到敲门声，一个年约30岁的法国女人——她长得并不漂亮，不是笑容满面，但是她的眼光是善良而镇定的——开了门。她是刚从做饭的灶间出来的。她的丈夫和她的3个小小的孩子——一个是婴儿坐在一张高椅子上——坐在饭桌旁边，惊异地盯着他。
“我是一个美国兵。”伞兵说，“你们愿意收藏我吗？”
“哦，当然啦。”法国女人说，把她带进屋里。
“赶快！你得赶快！”做丈夫的说，把这个美国人推进壁炉旁边一个大碗橱里，砰的一声闭上橱门。
几分钟后，6个德国兵来了。他们已经看到这伞兵降落。这一间是附近唯一的房子。他们搜查得干脆利落，转眼之间就找到了这个伞兵，把他从橱碗里拖了出来。
仅仅是由于收藏他而犯罪的那位法国农民，并没有受到审讯。根本无所谓手续不手续，他也来不及说一声再见。当他被拉出厨房的时候，他是想要招呼他妻子一声的，但是一个冲锋队员一拳打在他的嘴上。他就说不出话来了。德国人命令他站到院子里，把他当场枪毙了。妻子呜咽，孩子放声大哭起来。
冲锋队员是知道怎样发落敢于掩护敌人的法国老百姓的、不过对于如何处置他们的这个俘虏，显然却有一场争议。于是他们暂时把他推入一间棚屋里，把门闩了。
棚屋后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田野边缘就是树林。那伞兵蜷身挤出窗口，向树林奔去。德国人听到他逃走。他们跑到棚屋后边来追他，一边向他开枪。子弹没有打中目标。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来，逃跑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他刚跑进树林——悉意经营的、没什么灌木、杂树的法国树林子——就听到周围都是追兵，互相吆唤着。他们分散开来，有条有理地进行搜索，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看来抓住他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没有什么机会了。
对，还有一次最后的机会。伞兵振作起来押了这一注。
他往回跑，避开一棵又一棵的树，离开树林，再次跑进田野。他跑过了棚屋，穿过院子，院子里躺着那个被杀害的法国人的尸体。这个美国佬又来到农家跟前，敲着厨房的门。
女人来得很快。她满脸苍白，泪眼模糊。他们面对面的，也许站了一秒来钟。
她没向她丈夫的尸体看上一眼，一直碰也不敢碰它一下。她笔直地注视这个美国青年的眼睛，他的到来使她变成了寡妇，孩子们变成了孤儿。
“你愿意藏我吗？”他问。
“哦，当然啦。快！”
她毫不迟疑地把他送回壁炉边的碗橱里。他在碗橱里躲了三天。农民的葬礼举行的时候，他是呆在那儿的。三天之后，诺曼底的这块地区解放了，他能够重返部队了。
冲锋队员再没有来到这户农家。他们想不到要再来搜查这间房子，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所要对付的这种人民。也许，他们理解不了，人类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两种勇气打败了他们——战胜他们的美国青年的勇气，和那位法国寡妇的勇气——她毫不犹豫地给了他第二次机会。
我被这真实的故事里的两位主角迷住了。我常常想到他们。我把这故事多次讲给美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的战士们听。不过我缺乏口才。我总也不能圆满地表达出我对这两位卓越人物的想法。直到全欧胜利日以后，当我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碰上了一位空军将领，他才把我感受到的确切地说出来了：
“青年伞兵有的是拼命的勇气，”他说，“在牢笼里，他看到而且抓住了唯一的出路。他是勇敢机灵的孩子。但是，那位妇女的勇气呢，是经常同你在一起，永远不会让你丢脸的。她是一个有福气的女人。”
“有福气？”我惊奇地望着他。
“对，有福气。”将军重说一遍，她懂得她信仰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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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勇气常常会在死亡的威胁下退缩乃至消失。当一位弱女子面对生与死的选择仍旧坚强地舍己救人时，所表现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勇气，而是一种可以让人漠视生死的可贵品质，是一种源自仁爱的无穷力量。
马贝街的故事
［英国］威尔马怀斯
在几十年里，他看到了马贝街的许多变化：破旧的老房子被推倒了，新房子取代了它们的位置；一个宽阔平整的游戏场也终于修成了，在那儿，马贝街的孩子们可以尽情玩耍；路灯立了起来，马贝街再也不黑暗了。
1988年的纽约。
雅各布里兹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及两个女儿——凯特和克莱拉，当时住在城郊的一幢小房子里。这幢小房子正如同在一块巨大的色彩斑斓的画布上——各种各样的鲜花正在广阔起伏的田野上像夏夜的繁星一样热烈地盛开着。
雅各布在城里的一家报社工作，每天早上他都要乘渡船过河进城。
为了工作，他需要走进城里的大街小巷。他曾看到过许多事情。像呼啸而过的救火车，滑稽的街头马戏团的表演，盛大的游行队伍等等之类的事，雅各布都会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下一个故事，每天都会有许多人读到报纸上雅各布写的故事。
有一天，雅各布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条黑暗窄小的街道：这是一条他非常熟悉的街。
这条街叫马贝街，在纽约城里没有别的街会比它更黯淡了，没有别的街的房子会比它的老屋更破旧，也没有别的街的人们会比它的居民更贫困。
雅各布对马贝街的情况已经写过不止一篇文章，他呼吁人们把马贝街的老房子拆掉，建起漂亮的新房子，还应该整修一个可供马贝街的孩子们玩耍使用的操场，路灯也早就该竖起。
但是马贝街的一切还是老样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没有人能为它做这些事。”人们说。然后他们就不再更多地考虑马贝街了。
那天，雅各布在路口看到了阿伯特——一个住在马贝街的男孩。“你妈妈今天怎么样了？”雅各布问道，“她还很虚弱吗？”
“是的，”阿伯特答道，“但她总算好点了。”
“我建议你，”雅各布说，“假如能够的话，你最好采一些花送给你妈妈，因为病人看到生机勃勃的鲜花会感到好一点的。”
“是吗？”阿伯特怀疑地问。
雅各布肯定地点点头。
“那我会设法采一些给我妈妈的。”阿伯特说，“只是我不知道花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从来没有见过。”
“什么，你从来没有见过任何花？”雅各布震惊地说，“可是，阿伯特，只要一到乡下，五彩缤纷的鲜花到处都是！”
“我从来没有去过乡下，”阿伯特低下头说，“我妈妈不能带我去，我们太穷了，我从小到大一直没有离开过马贝街。”
于是雅各布坐下来，一五一十地想努力告诉阿伯特鲜花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说：“鲜花盛开在大地上。有些花朵沁人心脾，气味芳香，而有些花却一点味也没有。柔软的花瓣的形状千奇百怪：有圆的，椭圆的；有扁的，卷的；有片状的，带状的。花还有许多想都想不出来的颜色：有的红似木柴燃烧发出的火焰；有的蓝得像晴朗无云的天空；有的花比冬天飘洒的雪花还要白；有的黄得比妈妈的黄纱巾的黄色还要深，还要透明。”
当雅各布说完的时候，阿伯特仍然相当困惑地眨眨眼睛说：“我大概已经明白花是什么样子的了。我真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它们，摸一摸，闻一闻。”
雅各布离开了马贝街，凯特和克莱拉望见了爸爸，高兴地跑到他身边，扑进了他有力的臂弯里。
当他们一起回家的时候，雅各布看着路边的旷野，那上面铺满了普通的平时不能引起他更多注意的花朵：这些温柔的小精灵们在绚丽的晚霞中，随风轻轻地摇动着。他想起了阿伯特。
他拉着女儿们的手，告诉她们一个名叫阿伯特的男孩的故事，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条叫做马贝街的黑暗街道的孩子，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哪怕是最平凡最微小的花儿的可怜的孩子。
两个女儿沉默了。
第二天，凯特和克莱拉早早冲出房子，奔进宽广的原野，尽她们所能一个劲地采花。她们把一大捧鲜艳芬芳还带着露水的花交给雅各布。
“我们是为阿伯特采的，”她们气喘吁吁地说，“那个从未见过花的男孩子。”
当阿伯特看到这些花时，他很久很久没有说一个字。
雅各布轻声问他：“你不喜欢它们？”
“不，我真是太喜欢它们了。”阿伯特终于抬起头，眼里闪着兴奋的光，难以置信似的微微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世上竟还有这么好看的东西。我要把它抱给妈妈看，它肯定会使她感觉好一点的。”
另一些马贝街的孩子路过了这里。他们也从未看到过鲜花。他们问是否可以仔细地看看它们，摸摸它们并且闻闻它们。所有的孩子都认为，这些花朵非常迷人。
有一个小女孩轻轻地抚摸着柔滑的花瓣，觉得它们是如此美丽，如此令人心醉神迷，竟忍不住哭了起来。
大颗大颗的泪珠溅落在这美好而又安静的花束上。
那天，雅各布为他的报社写了一个关于马贝街的孩子和花的故事。他把印好的报纸带回家给妻子和女儿们看。她们都为送花给阿伯特而感到非常高兴。
那天晚上，同平常一样，许多人看到了雅各布写的故事，他们——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木匠和经理——都为马贝街的孩子们感到难过。
于是，他们纷纷一大早就走进田野、荒地，走到山谷里，走到小溪边，走到山包上，采了尽可能多的鲜花——就像凯特和克莱拉一样。
有些人乘着火车进城，有些人赶着敞口马车进城，有些人坐着四轮马车进城，更多的人徒步走来：人人手里都捧着刚摘下来的清新的五颜六色的鲜花。
他们把纯洁的花束放在雅各布的工作室里，都说同一句话：“请把这些花带给马贝街的孩子们。”
不久，这间工作室就被花挤满了。雅各布看看窗外：川流不息、越来越多的人正捧着无比贵重的鲜花来到这里。
雅各布弄来一辆大运货马车，把花一趟一趟地带到马贝街，送给街上的每一个居民：给每个孩子们，给他们的母亲们，给他们的父亲们。
给了每个人后，还有许多鲜花。于是，人们就把花摆在每一个窗户前，靠在每一个大门前，插进每一个烟囱里，抛到每一个屋顶上：凡是能塞进花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都放上了花。
从屋顶到地面，整条街的每一座房子上，除了花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在那天，马贝街成了纽约城里最漂亮的一条街！
马贝街的每个人好几天都一直陶醉在花的海洋里。
雅各布仍把这些写成了故事，仍有许多人读到了。在感动之余，他们开始想：
“我们必须为马贝街做些什么？”
雅各布后来成了一个老人。在几十年里，他看到了马贝街的许多变化：破旧的老房子被推倒了，新房子取代了它们的位置；一个宽阔平整的游戏场也终于修成了，在那儿，马贝街的孩子们可以尽情玩耍；路灯立了起来，马贝街再也不黑暗了。
但是，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使雅各布像很多年前的一天那样感到快乐：在那天，有个叫阿伯特的男孩第一次看到鲜花；在那天，所有的马贝街的孩子们第一次看到了鲜花；在那天，有个小女孩流下了泪水，仅仅因为她手里紧握的鲜花在她看来是如此的美丽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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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的善举，改变了一个街区，那是因为善举的背后蕴藏着仁爱的无敌力量；一朵小小的鲜花，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那是因为在鲜花之中善良已被人接力和传递。这是马贝街的故事，也是用善心创造的美丽神话。
陌生人的红苹果
黄文婷
昨天一见你，便觉得你很像我女儿，一样留着长头发，一样长着大眼睛，一样穿着牛仔裤，一样喜欢躺着看书，于是我猜你也和我女儿一样，喜欢吃苹果……一个微寒的夜晚，我搭上了从广州开往长沙的第58次列车。
我躺在铺位看杂志，听到一声温柔的呼唤：“小姑娘！”侧过脸，对面铺位上那位陌生妇女扬着手里的一只红苹果，对我说：“喜欢吃这个吗？”我笑笑，摇摇头。那妇女硬是把苹果塞到我枕边，只好有礼貌地道谢。
夜深人静，拿起那只红苹果仔细地看，那是一只很精致圆滑的华盛顿苹果，发出诱人的香甜。她不认识我，凭什么送呢？我开始警惕起来，脑中迅速闪过儿时看过的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吃了“陌生人”送的半只苹果，结果中毒了……我把苹果放下，打算天亮后物归原主。
第二天一醒，发觉对面的铺位已经空了，苹果仍在枕边，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
“小姑娘，早上好！我知道你怀疑我的好意，不敢吃。女孩子出门在外多加一个心眼是好的，不怪你。苹果是我到广州开会时一位朋友送给我女儿的，可我女儿正在北京读大学。昨天一见你，便觉得你很像我女儿，一样留着长头发，一样长着大眼睛，一样穿着牛仔裤，一样喜欢躺着看书，于是我猜你也和我女儿一样，喜欢吃苹果……”
我很内疚，她能把我想象得同女儿一样可爱，而我却没有把她想象得像母亲一样可信。
苹果送到唇边时，我感到自己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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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是友善最大的敌人，宽容却是误解最大的克星。在人生的旅途中，会有很多次的邂逅等待着我们，也许因为陌生让我们误解了好心人，也许因为隔膜让我们拒绝了好心人。弥补这些缺憾，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友善与宽容回报更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