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坛挚友，大冯始终关注着平凹的文学创作轨迹。在他看来，平凹虽少言寡语，为人低调，思想却异常活跃，异常敏锐。一个作家，关键不在于熟悉生活的程度，而在于从生活中认识、发现和感觉到了什么。“改革开放带来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否定了许多东西，一时又找不到自己的坐标，生活显得比较浮躁，彷徨。平凹敏锐地捕捉到当时社会生活的脉动，写了《废都》，争论很大。有一次在新加坡，有人问我怎样看《废都》，我说，把这俩字倒过来，都废。中国社会抛弃了计划经济的所有桎梏，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出现了迷茫。作家的最大社会功能，就是抓住时代最大的灵魂上的问题，通过生动鲜活的文学形象反映出来，给人以启发和思考。从《废都》《浮躁》到《秦腔》，平凹的作品不断寻找时代的‘压痛点’（敏感处），敢于刺痛社会的神经，远比那些玩弄文字和技巧的作家，对时代关切得多，也有力量得多。而只有刺痛，才能使社会兴奋起来，活跃起来，才可能思考和改变现状。”
夜探“贾府”
与贾平凹见面之前，便听说他在质朴憨厚的背后，尚有清高孤傲、行为怪异的一面，更有不少关于他贪钱爱美女的趣闻轶事。见到此君后，虽与传说中有些距离，但其言行举止思维方式，也有不少古怪离奇令人费解之处。老杜随大冯一起夜探“贾府”时，便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僻如说，一进他的书房，抬头可见壁上悬着一块匾额，上面是他亲笔题写的“上书房”三个大字。“上书房”是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宫廷中教育皇太子的地方，平凹何以命名自己的书房？是因为他的“龙凤情结”，偏爱皇家排场，还是想“关起门来做皇帝”，统领独属他的堆积如山的书籍字画，神佛造像，文物古董，在他的艺术王国中自由驰骋？
书房中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一把硬木椅子，椅背上摆放着他的照片，椅垫是一块平滑的和田玉，椅腿处则是一块巨大的动物骨骼化石。
“这是我的座位。”平凹幽幽地说。谁会把自己的照片摆在椅子上，放在一个碍手碍脚的地方，让外人进来感到心里发瘆呢？
有人说他信佛，有人说他信风水，或许他的“灵感”就来源于此？
在平凹的厨房里，还摆放着几大瓶自己调制的药酒。据知情者说，平凹前些年患有肝炎，一直病病恹恹，却笔耕不辍，勤奋敬业精神可见一斑。平凹因《废都》受挫事业陷入低潮，不料却因祸得福，在医院里结识了一位崇拜他的美女“粉丝”，后来做了他的再婚妻子。妻子比他高十厘米，走在大街上，令人想起大冯的小说《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夜探“贾府”那天，平凹的娇妻并不在场，不知被他藏在哪个“金屋”里。
最好笑的是贾平凹书橱的玻璃门上，贴着这样两张“告示”，一个是“写作专用柜可看不可动”，另一个是“四尺书法两万，三尺一万五，画五万起”，大冯见状打趣道：“价儿跟我差不多了！”众人哄笑，平凹也跟着笑，然后解释说：“怕别人要字要画才这么写的。”大冯继续逗他：“人说启功卖字论个儿卖，平凹的书法得按笔画卖！”众人捧腹大笑，笑得平凹挺不好意思。
私下里老杜问平凹：“您和大冯都画画，平时有无交流？”
平凹答：“他原来学过画，有传统绘画的功底，又有文学性在里边，一般人学不了。他的画水平挺高的，相当高……”
“您的画呢？”
平凹憨实而谦虚地笑了：“不是一回事嘛！……”
“那您是无师自通了？”
“那倒不是，我的造型不行，就避讳造型，画画情趣而已。”
听到我们的议论，大冯接过话茬说：“文人画不必有很深的绘画基础，苏轼、米芾这些人的绘画并不强调技术性，而是抒发画家个人的性情，就跟平凹的画一样。文人画的特点有三：一、直抒胸臆；二、以形写神；三、诗书画印结合。我为此还写过一篇文章《平凹的画》发在《文汇报》上，平凹很满意，是不是平凹？”
位于西安雁塔区的平凹的这处住宅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是一个仓库，他从各处搜罗来的神佛造像、陶器、民间艺术品和生活器具，密密匝匝堆放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连楼梯、阳台也不例外。他喜欢高古玉，喜欢元代以前的东西。从他的收藏中，可以看到某些历史的和文化的信息，看到收藏者独到的审美情趣，感受到深厚的历史感和岁月的沧桑感，以及浓郁的乡土气息。谈起自己的这些老古董，平凹如数家珍——这是马家窑的陶罐，这是甘肃天水的佛像，这是汉代的彩陶，这是北魏的石雕，这是唐代的菩萨，这是反映民间习俗的人像、石狮……每展示一件宝物时，平凹都紧盯着大冯的眼神和表情，渴望得到他的赞美和首肯。
平凹的收藏中还有不少民间民俗器物，其中有一对小石像，雕刻了两个造型十分朴拙可爱的小童，一个捂耳，一个捂眼，平凹说，这叫“非礼莫视，非礼莫听”，是陕西农村当做“家训”摆设在家门口的。大冯联想到在陕西考察时看到平凹为一些民间艺人的题词，深有感触地说：“民间文化是民间的灵魂所在，一个作家与民间文化的联系，才是与生活更深入更自觉的联系。平凹做到了这一点。他小说中对人物心理的细腻而准确的把握，是与他对民间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分不开的。作家里像平凹这样喜欢收藏艺术品的人寥寥无几，而且近乎痴迷，还能‘解其中味’，从精英文化到民间文化都有涉猎，这样的作家才有深度和广度。因为他的‘底盘’大呀！……”
一席话说得平凹心花怒放，忙从厨房中端来一大盘石榴和一大碗大枣招待客人，又将那本大红封面的《秦腔》赠给大冯，并当场题字：“大冯贾府一游留念。”
红灼灼的《秦腔》映着平凹憨实的笑脸，满屋里顿时飘荡起一阵欢快温馨的浓浓喜气。
)第五节 曹禺：大师百年魂归故里
1910年，在天津海河北岸意租界的万公馆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了。不久，婴儿生母去世，家道中落、生性苦闷的他在戏剧中找到了人生的快乐。《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他深入人的心灵深处，揭示着时代与生活的沉重主题。他的创作影响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一代又一代话剧导演、演员不断演绎着他经典剧作中的故事和人物。
他便是戏剧大师曹禺。
如今，曹禺又回到了他曾魂牵梦萦的故土。2010年9月22日，在大师诞辰百年之际，“曹禺故居纪念馆”隆重揭幕。这是天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重点项目之一，是天津人民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在全国也将产生影响。
曹禺故居纪念馆坐落在意式风情区一个静谧幽雅的院落里，两幢暗黄色意式小洋楼，一幢为曹禺故居博物馆，一幢为新建的“曹禺戏剧生涯纪念展”，不仅展出了大量介绍曹禺生平事迹的图片、书信、手稿、出版物和实物，还辟有多间小剧场、音像馆和报告厅，功能多样，动静结合，是全面解读曹禺艺术思想形成过程的绝佳平台。
在那个不平凡的日子里，老杜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曹禺故居博物馆，陪同者是海河建设发展投资公司的宋书记和天津文史馆馆员、曹禺故居纪念馆顾问黄殿祺。黄先生与曹禺有过师生之谊和深入交往，他的介绍为深入领悟大师风范打开了一扇窗口……
仿佛为戏剧来到这个世界
“曹禺仿佛是为了戏剧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步入“曹禺戏剧生涯纪念展”，展览的“前言”开宗明义。
曹禺原名万家宝，父亲万德尊是个武官，曾做过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曹禺自幼在这种封建官僚家庭中耳濡目染，从那些达官贵人，三教九流中嗅出当时社会的霉烂气息，形成了他后来创作中的叛逆心理。家道中落后，父母便终日沉溺在鸦片中，使整幢公馆中死气沉沉，凄凉阴森。后来，曹禺把这种对家庭的感受写进《雷雨》中，剧中小客厅“闹鬼”的情节和氛围，便出自少年曹禺的这种厌家情绪。
曹禺的文学启蒙老师是他家的保姆段妈。她经常给曹禺讲述农村的悲惨现状和农民破产的故事。还有继母从小便带他到戏园里看戏，以及他在私塾里大量阅读古今中外名著，都在他的心灵中播下戏剧的种子。从展览陈列的各种版本的文学名著中，可以看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以及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都德的《最后一课》和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等。所有这些童年的经历和感受，都为他后来成为名噪一时的大戏剧家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好充分的文化准备。
从南开走出的戏剧天才
“张彭春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南开新剧团使我最终决定搞一生的戏剧。”曹禺说。
1922年秋，曹禺进入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学习。周恩来、马千里等诸多革命家均出自这所学校。在这里，他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影响，热爱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而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领导的南开新剧团，则是曹禺戏剧生涯的发轫之地。
张彭春是中国北方话剧的奠基人之一，曾在美国研究教育和戏剧。曹禺加入南开新剧团后，主演过易卜生的名著《国家公敌》《娜拉》以及莫里哀的《悭啬鬼》等，尤其是他在《娜拉》中男扮女装饰演的娜拉，更成为当时南开的一段佳话，而这些演出均是由张彭春导演的。
曹禺曾这样回忆道：“我很留恋青年时代在天津的这段生活，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懂得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戏剧有它自身的规律，不同于小说或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曹禺还特别强调张彭春送他的一套《易卜生全集》，对他戏剧思想和写作方法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雷雨》《日出》的背景都是天津
《雷雨》和《日出》，可谓曹禺戏剧中的经典，被一代代话剧人反复解读演绎过。然而看了“曹禺戏剧生涯纪念展”，又似有若干新发现——《雷雨》写作历时五载，酝酿于南开，成形于清华；最早发现《雷雨》的是文学巨匠巴金，他不仅为它流了泪，还将其发表于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雷雨》首次搬上舞台是在日本的东京，在国内首演则是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的孤松剧团；《雷雨》通过周朴园、繁漪等人物形象，真实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及其必然崩溃的命运，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均达到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
193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保定谋生的曹禺，应友人之邀重返故乡，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任教。
一年后即1935年，中国旅行剧团莅津公演《雷雨》时，曹禺与友人间或到惠中饭店谈戏聊天，有机会接触到“陈白露”这样的交际花。交际花与妓女们“鬼”一般的地狱生活及悲惨结局，像利刃一样刺痛了曹禺的心，使他犹如一个热病患者，觉得身旁有一个催命鬼低声在耳畔催促他，折磨他，终日不得安宁。曹禺还深入到天津“三不管”一带的妓院探访，发现她们中有人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日出》就是这样诞生的。它通过陈白露、翠喜和小东西，揭示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们的卑贱地位和悲惨命运，诅咒这个“不公正的禽兽世界”“应该被改造或根本推翻”。
无论从作者出生和熟悉的社会环境，还是作品所表现的地域特征，《雷雨》和《日出》无疑都是以天津为背景而创作的，其中一些方言和小调也是天津独有的。曾经有人将《日出》的时代背景说成三十年代的上海，那就肯定是一种无知或误会了！
阔别半个世纪的“寻根”之旅
自青年时代离开天津近半个世纪，曹禺再也没回过意租界的“万公馆”，但他对故乡的思念却始终未有丝毫减弱。
1985年，天津在南开区老城里的广东会馆筹建天津戏剧博物馆，时任馆长的黄殿祺受命专程赴京，聘请曹禺担任名誉馆长，曹禺欣然允诺。在他看来，天津不仅是工商业城市，又是文化之乡、戏剧之乡：“我是天津人，生长在天津，我觉得我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
分手前，曹禺从卧室里取出一个大信封递给黄殿祺，打开一看，原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曹禺与著名京剧艺术家李玉茹结婚时，邓颖超大姐送给他们的一盒高级糖果中附的一封信，上写：“曹禺、玉茹二同志，祝贺你们结婚，希望你俩像这盒糖果那样甜蜜。”的确，周总理和邓大姐对曹禺一直有着学长般的关怀和朋友式的赤诚，总理无疑是他心中的一盏指路明灯。黄殿祺问这封信可以公开展出吗？曹禺答：“可以，这封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们戏剧工作者生活关心的具体表现！”
1986年，曹禺七十五华诞时，终于走上了“寻根”之旅。当汽车从天津北安道拐进民主道时，曹禺忽然认出马路右侧一幢刚刚粉刷过的意式小洋楼，即是他当年出生和居住的万公馆！儿时的生活场景仿佛历历在目，老人不禁感慨万千，热泪盈眶。
又过了两年即1988年，曹禺受聘天津戏剧博物馆名誉馆长仪式在天津隆重举行。这一天，曹禺在戏剧博物馆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三个陈列室和古典剧场——歌舞台，兴之所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英国伦敦，演莎士比亚戏剧的英国环球剧场正在恢复。那个地方是木建筑，是莎士比亚在世时被烧的。为纪念莎士比亚，现已重新翻盖起来，将耸立在伦敦市中心。由此可见，保存剧场文物是一件大事。因此我希望，我们这个剧场和博物馆应成为全国性的博物馆。因为这个博物馆确实有自己独具的特点：它有一个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独特古剧场，而且保护得这样好，这样完整，即使苏州的也不如这个，这是一个奇特的事情。如果朝拜兵马俑在西安，那么朝拜戏剧就要到天津戏剧博物馆，朝拜这样一个古戏台，因为它代表了几千年的东方文化。”
百年诞辰，大师魂归故里
1990年，天津戏剧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主办曹禺戏剧活动65周年演出及学术研讨活动，不仅推动了曹禺戏剧研究，同时也表达了天津人民对本土文化名人的崇敬之情。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活动的曹禺的女儿万鸢和万方，谈起父亲的平生均感慨颇深——
晚年的曹禺，似乎是在悲情和痛苦中度过的，他总是悔恨自己不够勤奋，没有拿出一个超越自己的“大东西”。实际上，他一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即使生病住院期间，仍不停地构思、写作，不满意又撕掉。他时常翻阅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传，而且“越读越难受”：因为托尔斯泰八十岁时，还像农民一样耕地，然后写作，文思永不枯竭，真是一个伟大的人！而他的创作欲望也如同火山里的岩浆，憋在内心深处不能喷发出来。
曹禺平素的生活似乎只有三件事：读书，写作，思考。
他无限热爱艺术，爱得入迷；一旦走进他的艺术世界，便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他经常把一杯茶洒一半在自己身上；自己系的裤子走路时随时可能掉落，脸盆用过之后随手便丢到地上……当他快乐时，会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他对吃穿要求不高：一个家乡产的豆瓣绿青萝卜，到他嘴里也如品尝山珍海味一般。
越到晚年，曹禺越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欲念。他喜欢回忆过去，谈起青年时代在天津的写作生涯，就像讲述一个他做过的美梦。从故居到南开，他到处寻觅历史的足迹，寻找当年处于创作巅峰时的状态和感觉……
如今，曹禺已辞世十五载，而他的作品，他的艺术精神和人格力量，却依然影响着无数热爱艺术的人们。在迎接曹禺百年诞辰之际，京、津、沪、港等地都开展了系列纪念活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复排了他的《日出》《雷雨》《原野》《北京人》，濮存昕、徐帆、胡军、陈好，主演都是演艺界一线大腕。而同为海河儿女的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更是当仁不让，多次将《雷雨》《日出》《原野》搬上舞台，并以把握曹禺作品精髓的准确性广受赞誉。曹禺的作品及其研究也走向了世界。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作为曹禺的故乡，隆重揭幕的“曹禺故居纪念馆”，无疑是对这位大师百年诞辰的最好致敬和献礼。
曹禺又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故土，他将在这里展示坎坷而非凡的艺术人生，用自己的不朽名剧感染一代又一代观众，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