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市场长大，那里的人赚钱是以毛和分为单位的，一瓶可乐赚4毛5，一包香烟赚6毛。这样的事情见得多了，就更加关心这些钱的安放处：老一辈的人们喜欢用手绢包钱，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小心翼翼一层层打开，仪式感十足，连缺角的一毛都要用白纸糊好；有的人习惯用信用卡和支票，他们更愿意把钱当做符号使用，进了赌场挥斥方遒，出来打个车却要计较；还有一部分人购入黄金，看着一屋子金光闪闪，有徜徉其中醉人的乐趣；当然，最结实的是那些暴发户，我的一位山西的朋友进京买楼，就是在破旧的桑塔纳后备箱里拽出两个捆得扎扎实实的麻袋。
中国太爱藏钱。我父亲当年修路，因为抢工期，带大队人马连夜施工。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满满一条压好的沥青马路闪着金灿灿的光——钩机不知道何时翻出了以前地主藏钱的罐子，里面成千上万的铜钱就这样在夜晚被悄无声息地铺满了一路。
听朋友讲，中国的一家子去美国度假，过关检查时却被带进小黑屋，一家老小从内裤、袜子、鞋、布娃娃的脑袋等匪夷所思的地方，掏出一卷卷的现金，把美国机场保安吓得目瞪口呆。
在南非开店的中国人回来说，那边的店主一定要拖欠和扣押本地员工工资。“如果全发给他们，”店主不可思议地说，“他们能拿着这些钱一哄而散！吃喝嫖赌，半个月不见人影，直到花得一分不剩才又想起回来工作！身无分文时完全不顾及面子！”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面子意识碍事，家里即便是用着结婚时候的被褥，即便是出门口袋里只有50元，路过商店也要买上一包硬中华。这样，周围的人会认为他虽然衣着简陋，也应该是个不拘小节的富人。或者出手散烟的瞬间，他甚至出现幻觉，以为自己就是那样的人。
我小时候楼下就有一位大婶，家徒四壁。每当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和滔滔不绝的演讲，不用说，她一定是站在院子里迎接下班的人们，皲裂的手臂上不是挂了半斤猪头肉就是一段血红的腊肠。有钱的感觉让她的笑声飘上顶楼，往往好几个小时都不会跌落。
饥饿的启发
以前逢年过节，80多岁的姥爷面对着一桌子饭菜，白内障的眼睛里就泛起老泪，让人以为这桌饭菜应该是他老人家的涌泉穴。他常说，孩子啊，你是没尝过饿的滋味啊！我小时候饿得要晕倒，只能去财主家要饭，财主管家宁可把鱼肉倒掉，还放狗出来咬我啊！听了这话，除了无产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愤恨，就剩下对那一桌子鸡鸭鱼肉的遐想。很莫名，小学时候我听了两遍相声《报菜名》，就能把里面的菜肴如数家珍倒背如流。后来背着背着，得了类似厌食症一样的病，还喝了一阵子当时专治儿童厌食的巨贵的假药“三株口服液”。我妈每天早上按时逼我吃药，还叨念着：你这是喝掉了一头猪啊！
可是几头猪下肚，我至今骨瘦如柴得异常稳定。偶尔上一次秤发现长了几斤肉，得连忙回想今天是不是忘记了出恭。在餐饮上非常挑剔，只吃几种东西，对一切来源不明的食材保持婉拒的态度。有一回去广东人家请吃一万块一只的穿山甲，把最为贵重的胆盛放在小碟子里举到我面前，连声说“大补啊大补”。我很不识相地追问了一晚上究竟是补哪，对方尴尬无言。我鄙夷地说吃个东西吃得这么花花，何必呢？于是我朝食白露，暮饮流云，单身懒汉的日子，以“宁可不做也不吃”，或者“吃完不好叫隔壁的姑娘来刷碗”为由，活了下去。
实在饿得不行，也有办法。我常用的是海明威的理论麻痹自己的胃。饥饿是很好的锻炼！海大爷说自己有一天一路上没有见到好吃的，于是走进了卢森堡博物馆，感觉名画都显得更加鲜明，更清晰更美了。那时候他突然理解了塞尚，弄懂了他在创作风景画的时候也一定是腹中空空。抑制饥饿，可以让你其他的感官更加清明有用，小宇宙蓬勃，感受力上升，看到一些你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细节，甚至从眼皮底下经常错过的字句里读出别的什么深意。饿着肚子开会，可以让你头脑清醒，直达主题，不绕弯子。
但是饥饿也会带来副作用。譬如我准备开始写作，铺开笔记本，没等像王朔笔下的马林生那样沉醉进去，已经蹦出了大段关于吃食的字眼，耳朵里塞满隔壁的炒菜声。读书时候也是迅速就能找到那些关于食物的描述，比如北野武走在街上，就好好走呗，他非要写“直通鹫神社的大道两旁，密密麻麻排列着各种露天小店，烤章鱼，饴糖，薄荷桂皮，蜂窝糖，糖人，烤乌鱼……”简直不能读下去了！转头读厨子的传记你更是找死：“曾在香榭丽舍为一万多人烹制过大型宴会庆典的他（安托南），今晚的宴席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尽管如此，他前一天就在巴黎菜市场订购了淡水小龙虾，鳗鱼、鳕鱼和海鲈鱼，鹌鹑、鸡、兔、鸽子，牛肉和羊肉，并且备了一些特殊的食材，小牛乳房、公鸡鸡冠和睾丸，还有上等的莫克咖啡及块菰……”这都是什么玩意儿？！西方人就是喜欢把食物的原材料全部写在菜谱上，这样对食物的遐想就更加逼真和具象，你几乎知道每一个菜如果用奶油做出来是什么味道，用酱油做出来又是什么味道。混账至极！
在广东大快朵颐的时候，朋友凝视我的吃相，迸出一句话，“您本质上也是个吃货，只是平日里的东西不好吃，您以不吃作为报复。”我立刻被点中了涌泉穴。声音哽咽，紧紧地握住她的手：“CBD，真不是人待的地儿啊！”
城市生长说
昨天跟咖啡店老板聊了聊，说到新大悦城改变了附近的人，一个东西变化，周遭都要受到辐射。房价，交通，不同收入和教育程度的人，然后创造了新的相遇。可能这就是人类社会繁衍的道理，无比简单。我有个生活在大悦城附近的哥们儿，在那一片还贫瘠如外地的时候买了两套房子，最近见他明显腰杆直了很多，又换了辆新车。
大悦城可能是几个人商量出来的新地标。但很快，这个建筑本身又开始它自己新的生长。这是最开始规划它的人们所不能预料的——就像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她谈怎么样的恋爱，生什么样的病，都是作为父亲无法完全干预的。这也跟小说家与小说的关系一样，我们创造了模型，然后故事就会自动展开。类似的故事在宋庄、798、新光天地层出不穷地发生着……于是，宋庄长出了一批卖颜料的，望京长出了一茬韩国人。
我那买房子的哥们儿，在买房子之日，不知道有一个大悦城他日会崛地而起。一个汉城出生的小姑娘，也不会想到自己他年会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落户望京。人们都怀着对未来默默的憧憬——即使不说出口。人最初都是由抱负构成的，就是“要做科学家”、“画家”、“我爸爸那样的人”。后来，现实的情况是她们做了按摩女、搞了GAY、变成各种自己意想不到的样子。
我跟按摩的姑娘聊过，她觉得活得无比好。说每天早起鼓励自己：“你是最美的。多么美好的一天，我应该从唱歌开始。”然后就在厕所里唱起歌来。她见我完全不笑，就对我说：“你瞅瞅，我说这么好，你怎么还是看上去愁眉苦脸的？”
物质让人们感到满足的同时又感到失落，物质让人们获得满足的同时心生妒忌。人们吸附在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物质上，一会追求着文明，一会又丧失理智。这就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全部真相吧。至于文明的建立这件事的本质，就是扭秧歌。必须有往后退这一步才能往前走两步，跟蛇似的，它不往旁边扭几下就根本往前走不了。所以，即便是明天醒来，大悦城又变回了一排整齐的驴肉火烧也不必吃惊。城市和依附它的人们就在这样的拆与建、前进与复辟的尘土飞扬之间生长着。
嘴比脑子快
爱出风头的程度跟年龄有关系。比如我，小时候不管是全班还是全校的聚会，总是站在讲台上或者麦克风前的。有时候音乐老师懒得上课，拿我活跃气氛，就说：“汪洋啊，你出来，给大家表演一段。”我往讲台上一站，从传统相声段子《报菜名》和《白事会》说起，唱两首靡靡之音，这一节课的时间就打发过去了。
有一回，我代表学校去参加电视台录播的知识问答，当一个谁也答不上来的问题被我方抢答的同学不慎按了键，全场窒息。我看着一排注视着我的老师们，嗖地站起来，我站了20秒钟，灯光聚拢，时间发挥出差时症一般的威力，在第一排我校老师那殷切又疑惑的目光中，我摇摇头叹口气又坐下了——这段后来在电视转播上被掐掉了。我估计剪片子的人也觉得画面尴尬又太得瑟，但那就是我爱出风头的实录，那时同学之中的威信，就是在谁会说那套为祖国学习，建设四个现代化这样的红旗下演讲建立起来的。
这种表演被二十年以后同学聚会时谈起，说我那时穿着白衬衣，带着三道杠，唇红齿白往那一站，口吐莲花的情景历历在目，回放起来，倒有些伤感。后来，我曾是大大小小晚会的主持人，电台的优秀播音员。再后来，估计是透支了，什么场合不拿稿就说不出话来。多少次我在一群人面前忘词，直播节目中说出一些嘴比脑子快的话。我会看着口若悬河的主持人出神——原来的那个我去了哪里？只觉得岁月更迭，我进化成一个含蓄、拘谨、无法站在人群中央的羞涩者。
派对变成了一个有时候硬着头皮到场，汗流浃背退场的所在。人们热情地围上来，真真假假地说些话，我常被一些虚假的东西激怒，瞬间蹦出一些让人下不来台的话。比如某位明星穿着红色的低胸礼服过来打招呼，我被白花花的胸晃得失去了讲话的能力，只是微笑着说：“你原来哪这么爱说话啊，你根本就是不爱搭理人啊！”害得接下来的对话只能围绕着对方接二连三自我开脱中展开。回去的车上我还在想，怎么就那么招人讨厌呢？
后来我发现除了敲出的文字上，我的幽默感差极了，身边的人也严肃得死去活来，因为我的严肃。后来我想如果给自己取个笔名，应该是“阎肃老师”。当然，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有的企业老总开会不能超过5个人，不然啥也说不出来。他每次开会只能先叫5个进办公室，说完后再叫进5个人重复同样的内容。我觉得潜意识里这样的人总有些精神洁癖（夸夸其谈总会被人揪住小辫子背地里骂两句傻逼），但如果说话很慢，说一句翻两下眼睛，再环顾四周，酝酿情绪，以缓慢的催人昏睡的节奏说第二句，这显得人多厚重、踏实，即便言不由衷也不易说错。
看来，也都不是毛病，我们这种人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当领导嘛。
奢侈的相对论
我们集团对员工有一项福利，每个月往你的卡里面打一定数额的钱，这笔钱无法兑现，但可以用来购买集团书店的图书。对于能不花自己一分钱又能把书搬回家的好事儿我常常在梦里笑出声儿来。但是新问题诞生了，因为卡里面的钱有限，我每个月都要严肃对待该买哪几本的问题，譬如，到底要用100元只买一本外版的时尚男刊《GQ》，还是买《做最职业的记者》、《不许联想》和《流动的盛宴》？
这变成了我人生的一大课题：如果我选择了前者，无疑我在物质上奢侈了一把，这很爽，有一种把Prada穿回家的感觉；如果我选择了后者，无疑我将在精神上奢侈一把，也很爽，有一种秀水街饕餮归来的感觉。
作为一名时尚编辑，在每次抓掉了五百根头发之后，我无疑都会……选择后者。这个结论似乎跟人性中的奢侈品情结相悖，但实际上，我并非有心嘲笑商品价格越高越有益于其畅销的“凡勃伦效应”1，下面的故事会让你理解我的选择。
早年我曾经听着羽·泉的歌在课堂上做笔记，《开往春天的地铁》骗得我也跟大学舍友一起在午夜畅谈女人和理想时喝了一地的啤酒瓶。数年后的一天我跟胡海泉面对面坐在一起，谈论现在一首歌的歌味为什么会越变越淡，他长叹了一声：“我现在连坐一次地铁都变得很奢侈了。”看了看停在摄影棚外的宝马，我知道他的意思不是说每天为了节约两块钱坚持步行。作品都是植根于生活的，如果我们面对今天很难有机会乘坐一次地铁的胡海泉，硬逼着他再写一首《开往春天的地铁》，估计写出来的地铁开往哪就说不准了。
数日前，我与李冰冰小姐端坐在前门的一个上好的法式餐厅里，当天的拍摄时间较长，经纪人和工作人员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李冰冰接受采访倒是显得兴致很浓，显得精神蛮好。问题兜兜转转问到原因，她像孩子显摆自己的新鲜事儿一样告诉我，她的父亲今晚会从杭州乘飞机到北京，来跟她共进晚餐。据我所知，她第二天一早又要飞离北京了。换句话讲，她跟父亲的相会至多是短短的一晚。但是从她热烈的神采中，能看到她对这顿晚饭的期待。
我想说的是，当物质在人们的身上生长到一定程度，人们自然被奢侈所围困，被物质奢侈的惯性、物质奢侈的环境所带动——不单单是说一张机票为了赶一顿晚饭，不单单是开上了宝马的日子就没有了“百姓生活”。走进物质奢侈的大殿之后，你变成了一类人之后，精神上的小小的满足都变成了奢侈品，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我有一位前同事，随男友定居巴黎，刚刚适应了巴黎的生活，辗转又去西班牙过活。每次从她巴黎出差回到西班牙，打开行李袋，里面居然都是她从巴黎买来的日用品，包括一些调料和浴室用品。其中一款法国牌子的洗碗液是她一直坚持使用的。朋友看了都会笑她“你真是讲究”。后来，她在日志里面说出了心里话：“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一件熟悉的生活物品对我来说多么难得，这跟奢侈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对奢侈的衡量标准在不同的环境下会不断的转化。沙漠里的一瓶水是奢侈品，大学时候的一张梅艳芳演唱会门票是奢侈，四十岁以后去踢一场球是奢侈……相信多数的人，都在跟我一样，过着君子固穷的日子，看似匆忙，却也有自己能支配的时日，静下来，还有选择生活方式的余地。如果我是一个大腹便便油光可鉴的成功商人，我可以把一百块钱花在一本外版杂志上这无可厚非，但是固穷时分的美好心态，对一百元能究竟能买几本“划算”的书，怎样的排列组合能把一百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这样的乐趣，恐怕在大腹便便者看来又是另一种奢侈了。
打死“条件不具备”与时空填充
前阵子我去迪拜购置了一些Rimowa箱子和LV皮夹子，回到中国轮到生日来临，又买了双Dior的皮鞋和Prada的裤子。看账单的时候，心痛之余就想到了自己的不智，甚至想下个决心，决不能让奢侈品牌把我绑了去。其实我哪是真正意义的品牌爱好者，相比时尚从业者来说，我可能是站在墙角里泥塑的那尊。后来跟着感觉，就变成了为品牌史和故事们买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