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政府公共服务业务模型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业务领域，即确定公共服务及其服务水平，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交付方式，支持公共服务交付和政府资源管理。确定公共服务及其服务水平，是指用于确定公共服务及其服务水平的公民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比如听证会、征求意见、集体协商等；提供服务，是指向公民交付公共服务的过程，比如提供防卫、教育、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交付方式，是指政府选择何种方式作为向公民交付服务的手段，如直接免费提供、使用者付费或者财政补贴等财政；支持公共服务交付，是指能使服务交付过程顺利进行的支持性业务过程，如立法、预算、税收等；政府资源管理，是指使政府能够高效运作的支持性过程，如人力资源、政府采购、信息技术等。
（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
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由全能型政府逐步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作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基础的公共财政体系。
公共支出是财政功能的主要体现，在过去一个世纪，西方现代国家政府的扩张始终伴随着公共支出结构的巨大变化，OECD（经济合作组织）国家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20世纪初为10%，20世纪30年代为20%，20世纪80年代为40%，1995年达43%。发展中国家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由20世纪60年代的15%，上升到近年的20% -30%。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反映着政府职能的变化，一个世纪以前，公共支出主要限于维护法治和秩序、对外安全以及非常有限的政府服务于投资。在随后几十年，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公共支出的主要功能是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的公共服务需要。以医疗卫生支出为例，1970年，整个经合组织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5%，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升至9%：
《财经》报道称，中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始于1998年。政府计划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财政体制将从“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可是，从1998~2005年的7年间，全国财政在教育、科学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比重不升反降。数据证实了这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现实：1998年，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支出比重为13. 1%，科技支出为3. 3%，医疗卫生支出为3.8%，三项支出合计所占比重为20. 2%。而到了2005年，这三项数据及其合计分别降为11. 7%、2.9%、3.0%和17. 6%，分别下降了1. 40/0、0.4%、0.8%和2.6%。
中国财政学会安体富副会长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偏低，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长期低于20 010，2003年以来提高到了30 010，但与国外比差距还很大。例如，2003-2007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同期GDP的比重为2.6%，远低于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确定的2000年达到4%的目标，距离国际一般水准更有很大差距。据统计，国际平均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为5. 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中国1996年这一比重达到17. 84%，2006年下降为11. 82%，也低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的15%的目标，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比较属于较低水准。又如医疗卫生，2003~2007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为3. 56%，比发达国家普遍低很多，如：美国（2000年）为20. 5%，德国（1998年）为18. 89%，英国（1999年）为15. 41%，法国（1997年）为21.71%，可见差距之大。
随着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政府财力大大增强，目前中国具备了使财政支出结构向民生倾斜的条件。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 304亿元，是2003年财政收入的2.4倍，比2006年增加12 544亿元，增长32. 4%．2003~ 2007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年增长22. 1%。此外，在目前的财政支出中，减少行政管理支出，降低其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还有很大潜力。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78年为4. 71%，2004年提高到19. 38%，明显偏高。根据国际经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例如，美国1902~1980年间财政支出结构中，一般行政支出由12%下降为3.5%。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完善，一些准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基础设施，可以尽可能吸收民营资本投入，减少政府支出，以便将这方面的资金转向不断增加的教育、保健与福利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
他指出，要巩固民生财政成果，关键在于完善制度。这主要包括完善财政体制和规范转移支付。关于财政体制，应当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在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而中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二：一是转移支付制度总体设计存在缺陷，形式过多，结构不合理。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两种类型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即均等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为主，后者为辅。而中国的转移支付形式在6种以上，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在10%左右，均等化作用有限。二是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目前转移支付形式中，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相对比较规范，但在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测算的范围、包括的内容上有待改进和完善，在指标的选择上也有待进一步改进。
安体富建议，鉴于上述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首先，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指导思想，以实现全国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基本目标，应以一般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其次，试行纵向转移与横向转移相结合的模式；第三，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将其并人一般转移支付形式；第四，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的标准，控制其准入的条件和规模；第五，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制化建设，用法律形式把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内容、形式、预算和监督等确定下来。
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说，中国财政体制正在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型，体现在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上，就是经济性支出比例逐渐下降，社会性支出比例逐步上升。近年来，中央财政支出积极向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倾斜，支持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从近五年来公共财政的支出方向可以看出，公共财政作为公共资源配置的主体，日益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中央财政始终坚持把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预算安排和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合计4 318亿元，增长23%。2008年，中央财政预算计划支出5625亿元，较2007年增长30. 3%。教育影响人生走向，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关系国家未来。过去五年，中央财政逐年增加投入力度，着力支持解决“上学难、上学贵”等一系列群众关心的问题。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支出1 076. 35亿元，增长76%。2008年，中央财政预算计划用于教育的支出l 561. 76亿元，增长45.1%。“看病难、看病贵”状况逐步得到改变，健康关系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是人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支出664. 31亿元，增长296. 8%。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医疗卫生的预算支出831. 58亿元，比2007年增长25.2%。民生之本更坚实，逐年增加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以及党中央采取的各项保障措施，让就业和社会保障这一民生之本更加坚实。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 303.16亿元，增长13.7%。2008年，中央财政预算计划安排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 761. 61亿元，增长24. 2%。
（第二章 由管理到服务方式的转变
（第二章 由管理到服务方式的转变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这就为我们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十七大报告之所以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到这样的高度，是因为各级政府拥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掌握和控制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处于国家和社会生活决策者、管理者的特殊地位，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职责。不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节 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跟西方国家不同，政府不仅作为国家的政治实体给公众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且受国家委托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即拥有大批国有企业和自然资源；而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仅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企业和资源均掌握在私人经济手中。中国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双重身份以及相应的双重职能，这种制度曾经适宜采取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国有企业一统天下，而且用指令性计划取代一切企业经济行为，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力完全被窒息，这里既缺少市场和竞争，又缺乏创新和效率。虽然，中国走上改革开放轨道后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建立起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但是，长期以来，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一直没有分开，政府有关部门既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同时又兼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这种政资机构不分、政资职能相互掣肘的结果是：(1)导致了政企不分。政府往往直接控制国有企业，过多地干预既影响企业经营自主权，又加重了政府同企业之间的一些社会职能乃至政府职能，从而使其难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2)影响了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利，不利于维护出资人的利益，(3)出资人代表的职责由多个部门行使，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脱节。出资人代表缺位、出资人职责分散履行，影响了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到位和出资人职责的履行，影响了对企业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管和保值增值责任的落实。最终结果，导致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低下、国有资产流失、“部门分割管理与无人真正负责”问题并存等弊端。因此，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即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政府也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的资产，继续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增强企业和整个社会经济活力与效率。要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移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
（第二节 调整政府经济职能
政府作用的有效性和监管效率的提高，依赖于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对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首先应基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基本目标，因此，政府最重要的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护公共利益上，也就是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方面。政府应该从以前直接指令生产建设、干预经济运行，转向保障社会运行，即增加制度有效供给，完善市场运行规则，规范政府行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强化监督管理，通过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限制各种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在投资方面，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缩小政府对投资项目的核准范围，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和中央与地方的投资事权。在国有企业方面，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要加强监管，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以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等。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
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首先进一步降低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因素，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按照政企分开、放宽准入、引入竞争、依法监管的原则，推进垄断行业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其次，推进要素市场和资源性产品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建设。严格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实行有偿使用，完善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和非经营性用地公开供地制度，扩大市场形成土地价格的范围。合理调整水利工程供水、城市供水和再生水的价格。推进电价改革，逐步建立发电、售电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输电、配电价格由政府定价的机制。
适时推进石油价格改革，建立与替代能源价格挂钩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
（第三节 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