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的效益原则是指通过政府支出，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均衡，即通过政府支出使社会资源在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之间达到配置上的均衡，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社会经济效益，衡量资源配置是否平衡的标准是政府支出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大于由政府课税或其它方式取得收入所付出的代价。二是成本一效益分析，即对于政府的每项财政支出都要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以判断支出所耗费的资源与其所带来的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而决定资源配置方式或数量。站在微观经济主体角度分析成本与效益，主要是看项目的内在成本和效益，往往侧重于经济方面；而政府评价成本与效益，则更多地考虑社会整体成本和效益，如环境污染、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等等，政府支出的效益内涵主要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三方面。
解决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采取牺牲效率以实现公平或牺牲公平以实现效率的极端做法都是不当的。合理的做法是力求协调两者的统一。公平与效率兼顾，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即究竟应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应该公平为主、兼顾效益，主要取决于各国政府的现实选择，在公平与效益之间进行不偏不倚的选择，理论上可行，实际中则根本不存在。
3、稳定与发展原则
政府支出的稳定与发展原则，要求国家正确安排财政支出的方向和规模，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即使物价稳定、就业充分、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目标达到均衡。这就要求政府支出在调节社会总需求上发挥作用，在社会供给大于需求时要增加政府支出，反之，要减少政府支出，借此实现社会供求的相对稳定，这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三）政府支出的作用
政府支出是国家从宏观上调控国民经济的重要杠杆，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和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工具，具体来说它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作用。
1、保证政府职能的履行
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而这一职能必须依赖政府支出来实现。也就是说，政府只有将其收入形成货币支出，才能履行其各项职能。政府收入的目的在于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因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实现社会收入的再分配等，都必须通过政府支出来完成，政府支出是政府实现公共财政履行政府职能的基本手段。
2、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政府支出可以有效调节社会总需求，是政府调宏观控调重要手段。一方面，政府支出可以或影响经济结构；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可以调节经济总量，实现供需基本平衡；此外，政府支出还可以调整资源配置，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完成，但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现象，政府调节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支出就其中的一种有效的调节手段。
3、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
对于像我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政府支出还有一个特殊作用，就是促使市场经济形成、发展和壮大。随着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范围和程度的不断缩小和降低，政府支出也就大幅度地退出赢利性的“生产领域”，开始逐渐转向非赢利性的公共投资，这对公共财政的形成和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壮大，都有积极意义。
二、政府支出结构
（一）政府支出结构概念
政府支出结构，也叫政府支出构成，是指财政资金再分配的内容组合及其各种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关系，说明财政支出的具体使用方面，表明各种财政支出量在财政支出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表面上看，政府支出结构反映一种数量关系，其实，它是财政职能状态和政府政策的重要体现，因此，我们不应只从量上而且要从质上去把握政府支出构成。
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政府支出结构也有差异：在工业化国家，由于经济发达，市场机制较为完善，社会筹资能力强，政府投资主要定位在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公共产品。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投资主要用于扶持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领域和产业。
（二）影响政府支出结构的主要因素
1、政府职能状况
政府支出的直接目的是满足政府行政需要，财政是政府履行职能的经济基础。因此，财政支出结构与政府职能有着直接关系，即财政支出结构在根本上取决于政府职能范围。如何正确认识界定政府职能，这是研究财政支出结构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
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政府职能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支出结构。而政府职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如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并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但现代社会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在给人类带来财富和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环境带来严重污染，这就成为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在安排政府支出时，就必须考虑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
2、政治经济制度
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无不制约政府支出结构。因为，不同的制度赋予政府不同的职能，如前所述，政府职能是影响政府支出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由于政府职能的不同，政府支出的方向、范围、比重等都有明显差别。如在任何一次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收益者和受损者，如果不对受损者给予补偿，就会导致不公平出现，也会因此影响制度变革的进程，这种补偿只有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来承担，从而就增加政府支出中转移支付的比重。
3、经济发展水平
生产力水平决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政府支出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家有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围绕政府目标，政府将制定不同的发展政策，政府支出必须为国家目标服务。经济发展水平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决定财政支出的总规模。即特定时期的政府支出规模是有该时期的社会生产总规模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的，生产规模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GDP总量就越大，即使比例不变，为财政所占有的GDP绝对数量也会增多。第二，决定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即决定政府支出在GDP中的比例份额。
（三）优化政府支出结构的基本理论
1、我国传统理论
我国传统理论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包括一系列矛盾，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必须遵循量人为出、统筹兼顾原则，并要处理好以下几个主要关系：
(1)正确处理好积累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关系；
(2)正确处理好农业、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
(3)正确处理好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关系；
(4)正确处理好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2、西方理论西方关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观点很多，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1)西方古典经济学奠基人威廉o配第认为，财政支出应以提高国家生产能力和振兴产业为目标，因此主张压缩行政、军事、教育和宗教等非生产性方面的开支，增加有关生产性和社会救济方面的开支，并主张通过实行行政、法院和议会制度改革压缩支出。
(2)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萨缪尔森认为，社会公共工程、社会福利、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研究等方面应该扩大政府的财政投入。
(3)美国知名学者理查德oAo马斯格雷夫认为，财政支出政策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经济因素，包括配置与分配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涉及GNP中商品和劳务公共购买份额，后者主要涉及转移支付的作用。二是条件因素，包括人口状况和技术状况的变化等。三是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社会文化影响分配调整的程度，政治结构影响公共产品的有效需求，进而影响支出水平和结构。
（四）我国政府支出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解决途径
1、主要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财政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我国的政府支出结构业已突破以经济建设供给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模式，开始转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但是，必须看到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总体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农业、教育、科技、卫生、环保及社会保障等支出方面比重偏低，支出结构还存在许多问题。
(1)农业支出比重偏低。据统计，1952~ 2003年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从9.04亿元上升为1 754. 45亿元，创了历史新高。但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最高是1962-1965年和1978~1980年为12% -13%左右，改革开放以来逐年下降，到2003年下降到7.12%。以2003年数据分析，国家财政农业支出用于维持机关和困难群体的“吃饭财政”相当于2/3，基本建设支出占1/3。
(2)教育支出比重下降，没有达到教育支出法定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经费结构变化很大，1978~2003年期间教育经费从731.5亿元增加约为6 137. 63亿元，是1978年的8. 39倍，而国家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由84. 46%下降为66%左右，社会和个人等办学经费比重由15.54%上升为34%。从我国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比重分析：1952年为1.62%．1960年比重最高为3.18%，2003年比重下降为2.97%，其他各年均在2%左右浮动，与国家有关法律要求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4%的水平线还有一定距离；从用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析：
我国1952年为6. 41%，最高年份1995年达到15.54%，2003年下降为14.14%，低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
(3)科技投入不足。一是我国历史上科技投入占GDP比重最高是1960年为2.32%，以后逐年下降，到1998年为0.69%，2000年为1.07%，到2003年恢复性增长也只有1.31%，与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研究与开发(R&D)科技经费占GDP的1. 5%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二是2003年科技经费筹集额为3 459.1亿元，比1996年的1 289.8亿元增长2.68倍，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6. 24%下降为14. 03%，从结构上分析，政府资金只占一小部分为24. 26%．企业资金占大部分为59. 36%，金融机构贷款占7. 49%，其他占8.89%；三是科技经费占GDP的比重，我国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又低于发达国家，如：日本（1993年）为3.12%，美国（2000年）为2. 68%，德国（1998年）为2.46%，法国（1997年）为2.14%，英国（1999年）为1. 85%。
(4)公共卫生投入不足。2003年“非典”疫情促使我国建立和加强公共卫生事业，我国各级财政建立了136亿元的防治基金，其中，中央财政投入28亿元。公共卫生总费用从1996年2 857.2亿元到2003年为6 305. 93亿元增长了120.7%，其中，政府预算支出为956. 39亿元，占总费用的15.17%，社会卫生支出为1 654. 71亿元，占总费用的26. 24%，比1996年增长94. 2%，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为4 651. 22亿元，占总费用的73.76%，比1996年增长2倍以上。我国公共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6年为5.89%，2003年为5.38%，比发展中国家高，如印度（2000年）为1. 61%，印度尼西亚（1999年）为2.32%，埃及（1997年）为3.31%，墨西哥（1999年）为4.22%；但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2000年）为20. 5%，德国（1998年）为18. 89%，英国（1999年）为15. 41%，法国（1997年）为21. 71%。
(5)环境保护投入水平低。我国县及县以上工业企业“三废”排放及治理情况表明，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额，1995年为98. 73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 44%，占当年GDP的0.17%，2003年总投资额为221.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0. 89%，占当年GDP的0.19%。与各国比较，我国财政用于治理“三废”的投资处于低水平阶段。目前全世界各国用于环保经费占GNP的比重为0.5%~2%左右，其中：发达国家为1%～2%之间，发展中国家为0.5%~1%之间，一般来说，使环境得到保护的最低投资底线要占GNP的1.5%左右，理想投入水平为GNP的2%左右。
(6)社会保障制度不统一，政府保障主体局外缺位。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与体制不统一，其资金来源与福利标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高低不一，有国家管理的公共福利、有国有企业管理的企业福利、有集体管理的部门福利、有私营企业管理的个体福利等。我国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的支出虽然从1952年的2. 95亿元到2003年逐年增长为498. 82亿元，但是，这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除1965年达到2. 35%以外，50多年来始终徘徊在1%~2%之间，2000和2002年分别为1.34%和1.69%，2003年微增为2.02%，与世界发达国家比较，我国财政支出用于抚恤和社会保障方面比重较小，在我国的社保资金总额中，企业承担了大头。这说明国家财政在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上处于缺位的不正常状态，但同时又存在许多“越位”现象，如公共财政承担了本来应该由企业自己负担的各种“挖潜改造”资金、流动资金以及各种所谓的政策性亏损、补贴等等。
总之，政府支出中的“越位”与“缺位”并存现象，充分说明我国财政资金供给范围很不规范，用于竞争性、经营性领域的投入过多，而用于非赢利性或微利性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在整个政府支出中，中央政府的支出规模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比较，前者比重过小，后者比重过大。我国政府支出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得以解决。
2、解决途径(1)强化政府支出的预算管理。具体来说，要将过去“政策、拨款、监督”模式改变为“政策与拨款相分离”、“拨款与监督相分离”模式，加强和完善专项经费跟踪检查制度，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和评估，这是优化支出管理的制度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