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孙中山在潜意识中认为，革命党人已经失去了政权，面对中国复杂多变的政局，革命党人无力执政，倒不如干脆将政权托付给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维持政局的基本稳定。而自己则率领革命党人投身民生建设，为民谋福利。一来，民生事业发展了，有利于政治稳定和人民生活；二来，民生方面的成就可以为革命党人形象加分，等经济发展了革命党人可以再来执政。所以，孙中山对宋教仁热衷政党政治，醉心于议会和内阁的权力斗争是不满的，认为那样可能会激化矛盾，让政局更加混乱。可惜，有孙中山这般认识并愿意跟随他转向民生建设的革命党人屈指可数。
袁世凯耐心地听完孙中山在民生方面的宏伟蓝图，怎么看待孙中山的计划呢？
袁世凯行政经验丰富，兴建了多项近代工业，他很清楚晚清几十年才在全国修建了几千里铁路，而孙中山要在几年内将铁路线增加到20万里，谈何容易？孙中山充满理想主义的修路计划在他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胡吹神侃。至于练兵500万，行伍出身的袁世凯更明白此事难于上青天。但袁世凯没有和孙中山争辩计划的可行性，而是顺水推舟，当场拍板让孙中山监修全国铁路，允诺提供一切支持。因为袁世凯希望孙中山去修路，修得越投入越好。这样就达到了让孙中山这个最大的对手主动退出总统选举的目的了。会谈中，袁世凯曾试探性地提出要解甲归田，回河南老家钓鱼去。孙中山则劝袁世凯勉为其难，再任两届。有了孙中山的这个保证，袁世凯目的达到了。
而孙中山方面也感觉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达到了：他观察到袁世凯的为人还不错，又得到了修建全国铁路的授权，于是兴奋地发表谈话：“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有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为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28日晚，袁世凯在总统府为孙中山举行盛大宴会。席间，袁世凯宣称与孙中山进行了诚恳的会谈，之前南北之间的谣言都是误会，并向孙中山敬酒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致答词号召大家同心同力、共谋进步，“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袁大总统万岁！”
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个乐观向上的君子，不会用中国式的算计之心去揣测他人。其实在会谈上，孙中山一度也对袁世凯赞同自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表示不解。会谈结束后，他问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问起：“中国以农立国，要解决农民问题，就一定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当我说到这一政见时，心想项城（袁世凯）是一定要反对的。哪里料到他不仅不反对，而且肯定地说，当然应该这样。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反对？”
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是用类似赎买的方式回购地主土地。这一平均地权的主张在辛亥革命后，曾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即便是在革命势力高涨的广东也被省议会否决了。而这次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到的“耕者有其田”的方案比平均地权更激进，袁世凯竟然欣然接受了。孙中山虽然感觉到了疑惑，但可惜的是并没有深想，没有看穿袁世凯显然是在敷衍他而已。
另外，孙中山民主平等的做派也和北京官场格格不入。
作为卸任总统，孙中山应该享受什么样的接待规格呢？袁世凯是按照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的，让孙中山在北京有马队侍从，出入沿途都屏绝行人、断绝交通，警卫森严。然而孙中山在“享受”了这样的待遇后即表示不安，希望撤去随从马队和沿途军警，不要影响百姓的自由出行。袁世凯“恭敬不如从命”，撤去警卫，任由军民人等欢迎孙中山。
北京的接待官员都是前清过渡过来的旧官僚，认为总统相当于皇帝，孙中山来京应该用皇帝出巡的规格接待。既然规格这么高，费用自然少不了，承办官员的油水也不会少。于是，孙中山到来之前，众官争相要求承担接待任务。谁想，孙中山的生活很俭朴。他和随从在北京活动月余，花费不足一万，让相关官员大失所望。更让官员们难堪的是，孙中山拒绝乘坐大轿，而是和围观群众平等交谈握手。他的西方亲民作风让旧官僚们纷纷摇头，感叹和孙中山不是同路人。
二
孙中山此次北行还参加了国民党成立大会。
这个国民党是由同盟会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在民国建立后，由于同盟会带有秘密团体的性质而遭到质疑，需要迅速转化为公开组织。1912年上半年，同盟会会员大增，总数达到了55万人，成为中国第一大党。当时，中国兴起了办党热潮，三教九流三五好友都登报声明建党，其间鱼龙混杂。为了应对新形势，宋教仁力主同盟会改组。在他的热心操持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合并，成立国民党。
后来的著名学者梁漱溟，当时只有19岁，是《民国报》的记者。他在1912年8月25日上午一大早就赶到了位于北京虎坊桥的湖广会馆，准备采写重大新闻，记录下了当时大会的情况。
当天，国民党在湖广会馆为访问北京的领袖孙中山举行欢迎大会。现场陆陆续续来了三千多人，蔚为壮观。
上午的欢迎大会很朴素，孙中山的演说很简短，演说结束后欢迎大会就基本结束了。国民党众人开始筹备下午的重头戏：国民党成立大会与党的领导人选举。
午后一时，国民党继续在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仍由张继主持，由张耀曾报告六党合并情况。大会进行中出现了些许插曲，先是有人反对国民党的名称，要求改称民主党，遭到更多人的反对而作罢；后来又有唐群英女士登台，谴责国民党党纲取消了同盟会中男女平权的条款15，伤了女同盟会员的心。唐群英情绪激动，看到热心主持六党合并工作的宋教仁站在讲台旁，举起手中的扇子就要打宋教仁。张继赶紧拉住唐群英，好言劝阻下去。
会议最关键、最费时间的内容是领导人选举。为避免冷场和秩序混乱，会务人员让孙中山发表长篇演讲，同时分发选票并回收计票。孙中山先生口才很好，威望又高，果然吸引住了观众，保证了选举秩序。这次演讲，孙中山主要是谈民生问题。他指出，现在民族、民权问题基本解决了，只有民生问题尚待解决。党外人士误会民生主义是劫富济贫、扰乱社会秩序，其实民生主义是建设国家，“富人极应赞助提倡之”。因为民生主义的目的是社会均富，防止出现西方社会资本剥削劳动大众的情况，“民生主义即以富人虽富，不使以其富害贫人”，所以，大家都要来共同实践民生主义。接着，孙中山回应了男女平等问题，说男女平等始终是革命目标，但现在“可置为缓图”。只要民主共和巩固了，社会进步了，男女平等才能有扎实的基础。“否则，国基不固，男子且将为人奴隶，况女子乎？”
梁漱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当时选票超过千张，回收、统计工作颇费时间，孙中山演讲预订的时间不够了。张继站在孙中山身旁，一见到孙中山露出要结束的话头，就赶紧揪揪孙中山的衣服，示意他继续讲下去，如此反复多次。八月底的北京很热，孙中山又穿着西式大礼服，站着演讲时间长了，就不断地喝水、擦汗。
选举的结果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九人当选为理事。会后，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
但孙中山不愿意操持党务，他推举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职务。孙中山此时已经致力于国内建设和民生问题，不愿意纠结于政治事务和党内斗争。一方面，民生问题在他看来是紧接着民族和民权问题的，后两者实现后就要全力攻克民生难题了；另一方面，孙中山看不清楚当前局势的发展，对国民党的权力现状比较悲观，选择跳出政治斗争之外，先致力民生，等尘埃落定后再行决策。孙中山后来评价此事：“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我已经承认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我当时极为悲观，我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暂行置身事外。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而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孙中山思想的转变，可以看作是对混沌局势的回避，也可以视作是对理论的坚持，更可以目之为负责任的政治迂回。
三
8月28日，孙中山心情大好，度过了忙碌的一天。
当日，孙中山有事情往来于东交民巷。按不平等条约规定，东交民巷由外国军队保护，不允许中国军警进入。孙中山不顾条约，带着荷枪佩刀的卫队大摇大摆穿越使馆区。当时各国政府没有承认中华民国，东交民巷在法律上就不能算是使馆区。孙中山此举严格来说不算违反条约。那些骄横惯了的各国公使，对孙中山有所敬畏，未加过问。孙中山卫队中有一名士兵误入日本人家，引起日本公使向袁世凯交涉，要求“下不为例”。孙中山取得了一大外交胜利。
孙中山在当天接受了北京各报记者的联合采访。政坛名人接受联合采访，这在中国还是头一遭。报馆记者蜂拥而至，孙先生的秘书拿着记者的名帖，一一核实后请入会客室。随行人员请记者们先到大客厅等候，后来人太多，只好在小客厅再等待，最后连大花厅都“无立足之地”了。民国著名记者黄远生特意数了一下人数，竟然来了超过70名记者。孙中山接受采访时，会客室大门敞开，黄远生等待时，看到接受采访的孙中山“须眉并见”，加上“身着白色粗布洋服”，“举止言动，纯足是西洋平民气质，绝无中国官僚态度，与记者畅谈至三十分钟之久”。
由于北京之行非常顺利，孙中山对报界大谈对袁世凯的信任。他诚心希望袁世凯能够放手办好政务，也希望自己的民生建设有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关于正式总统选举问题，黄远生问道：“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回答：“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
黄远生又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如何？”孙中山回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
黄远生担心：“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么？”孙中山回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来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算难得的。”
黄远生直率地问：“他有野心没有？”孙中山回答：“那是没有的。”
正是在这种乐观情绪的主导下，孙中山在9月6日致电在上海等待的黄兴，催促他来京看看袁世凯的作为。黄兴于是进京，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9月16日，袁世凯为孙中山举行告别宴会。之前，唐绍仪、陆征祥两届内阁都解体了，袁世凯正在就新总理的人选问题，征询国民党的意见。候选的有两位：赵秉钧和沈秉堃。赵秉钧是袁世凯亲信；沈秉堃是前清广西巡抚，在辛亥革命中附和革命，出任广西都督，并加入过同盟会。黄兴赞同沈秉堃，但多数国民党员对两个人都不太满意，更担心沈秉堃如果主持不好政局会败坏国民党声誉。而宋教仁则有意组织纯国民党内阁，怕沈秉堃出任总理会搞乱自己的组阁计划。结果，国民党召开孙中山离京前的党务领导和参议员会议，决定赞成赵秉钧出任总理——这正是袁世凯希望的。当晚宴会后，孙中山、黄兴邀请袁世凯至密室，由黄兴向袁世凯陈述了国民党的决定。不久，参议院以绝对多数票同意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内部的避让和分歧可见一斑。
四
为获得孙中山的信任，袁世凯早在9月9日，就发布命令：特授孙文“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组织铁路总公司。同时商定办法：“一借款。纯然输入商家资本，不涉政治意味。一权限。未动工之路，概归中山经营，已修未成之路线，管理权限，尚须与交通部详细商定。一公司。择地修建，尚未觅妥。一经费。暂由交通部每月拨款三万两，以资开办，日后再行续筹。一用人。公司内一切用人之权，归中山主政，政府概不干预。”满足了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17日离京后就在各地考察，一心实践他的铁路计划。他先后到了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济南、青岛，十月初逗留上海，不久又逆长江而上，考察安庆、南昌等地，11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正式创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其间，孙中山大谈铁路计划，并一度应浙江都督朱瑞的邀请访问杭州等地。袁世凯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了全力支持，还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中山专用，饬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要盛情招待。于是，人们看到孙中山率领大批革命党人乘坐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到各地视察铁路的景象。
1912年底到1913年初，孙中山和袁世凯的蜜月关系到达顶峰。12月17日，孙中山还因为子女私事走袁世凯的“后门”：“若阁下于文个人欲有加惠，我私下里有一件事情相告：我有一个儿子叫孙科，现在美国读大学；儿媳陈氏为我生了两个孙女，想去美国读中学。按照留学章程，三人尚无官费留学资格。欲阁下特别待遇，能否让有关部门核准孙科一家四口人补给官费读书，使有成就，以免我私累太重。文感且无既矣。”
当时，孙中山心情尚好。政局相对稳定，社会表面和睦，1913年1月国民党还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孙中山原本以为国民党在政党热潮中落后了，对于出乎意料得来的胜利，不禁感叹“公道自在乎人心”。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放心赴日本取经铁道建设情况，不知道当时国民党内正在酝酿不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的情况，在和日本首相桂太郎秘密会谈时仍支持袁世凯继续执政，并电报胡汉民，表示支持袁世凯。不想，宋教仁遇刺身亡的噩耗随即传来……
其实，袁世凯表面上哄着孙中山，实际上一直在以静谋动，看孙中山醉心民生建设，看宋教仁热心政党政治，暗中抓紧整顿北洋军队拓展地盘（军队和地盘永远是乱世最宝贵的政治资源），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宋教仁的选举胜利、国民党地方都督的坐大以及议会政治的桎梏，让袁世凯和国民党最后走上了军事对抗之路。
越理想越乐观的人，知道受骗后的反弹就越激烈。孙中山反思袁世凯的欺骗，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迅速赶回国内做出武装反袁的决定。黄兴等许多人起初要寻求法律解决，最终敌不过孙中山的强硬立场。然而，孙中山可以迅速从民生建设思路中转变为重拾武装斗争，但国民党却早已麻痹，难以从混沌状态转到积极备战中来。结果，孙中山组织的“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