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大清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
寒暄开始了，袁世凯问密勒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密勒回答是从东北来到北京的。袁世凯随即问起东北的情况。密勒就把在东北发现的问题告诉了袁世凯。两人的距离很快就拉近了。袁世凯在正式采访中主要谈了中美关系和中国改革两大内容。这两个内容至今仍是热门话题。
袁世凯先和密勒谈起了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他说自己是两个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的崇拜者。但是，袁世凯希望塔夫脱能够获胜，成为新的美国总统。因为塔夫脱对华友好。“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话题随后转移到中国内政，密勒询问到中国“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袁世凯侃侃道来：“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他清醒地指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的批评过于严厉和苛刻……”
密勒的采访稿最后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袁世凯的谈话很符合西方人的口味，更有许多需要读者用心理解的地方，不可谓不成功。和西方媒体的良好互动让袁世凯俨然成了来自中国的政治明星和民主希望。作为晚清重臣，袁世凯虽然对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一生中只有四年半时间生活在民国（1912年2月至1916年6月），他主要的悲欢起伏和政绩都是在晚清时期完成的。如果要深刻地认识袁世凯，我们就不能忽略他在晚清政局下的作为。
二
袁世凯1859年（咸丰九年）出生于河南项城。袁家从道光年间开始，多有子弟为官。尤其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曾任钦差大臣，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一起征剿过太平军和捻军。袁世凯是袁甲三的侄子袁保中六个儿子中的第四子。他出生时，刚好前线传来袁家子弟胜利的消息，所以取名“世凯”。
袁世凯早年过得很不愉快，可以算得上是多灾多难。首先，因为是庶出的小儿子，他在大家族里地位低下。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生母刘氏去世。袁世凯想把生母葬入祖坟的正坟，却遭到了正室所生的二哥袁世敦的断然拒绝。封建宗法大如山，权势如袁世凯者也无可奈何，只能发誓永生不回项城。
其次，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死得早，死时仅是个秀才，没留给袁世凯多少遗产。叔叔袁保庆有一个和袁世凯同岁、死于襁褓中的儿子。当时因为袁世凯生母刘氏奶水不足，袁保庆就将侄子袁世凯抱过来让夫人牛氏哺乳，后来正式过继袁世凯为自己的儿子。
袁世凯小时候顽劣刁钻19，不肯读书，整天不务正业，承受着家族要求他科举做官的巨大压力。十几岁时，贪玩的袁世凯在驯马过程中被抛坠落地，伤到了腿骨。因为怕大人训斥，也不敢声张，讳疾忌医，耽误了治疗，落下残疾，成了小瘸子。当然了，没有沉溺于科举反而让袁世凯成长为了一个思想健全、勇敢大度的青年。嗣父袁保庆曾带着袁世凯宦居山东、江苏等地，袁世凯一路游玩，眼界开阔。据说他在南京还曾拜和尚为师习武，练就惊人臂力，常常拳击石狮为乐。
嗣父袁保庆寿命也不长，留下了袁世凯一人。回到家乡之后的袁世凯，没有大人的管束，过了几年无拘无束、花天酒地的日子。父辈临终前嘱咐袁世凯要博取功名，袁世凯也去参加过两次乡试，但都名落孙山，连个秀才也没考上。既然考不上功名，就去买一个功名吧。袁世凯拿了一笔款子去北京捐官，结果官没捐上钱财却在赌场挥霍一空，幸亏在京城为官的把兄弟徐世昌资助，袁世凯才得以溜回老家。袁世凯回到项城后，对赌博深恶痛绝，发誓绝不再赌。他还把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决心不再走进科举考场。
不当官了，那干什么去呢？袁世凯想到了去上海经商。上海是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商埠，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二十岁出头的袁世凯闯荡上海滩不久就迷失了自己，经常流连娼寮。他结识了一个苏州来的妓女沈氏。两人相遇后，沈小姐慧眼识人，认定袁世凯不是池中之物，日后必会发达。因此她非但没有勾引袁世凯光顾妓院，反而鼓励袁世凯出去奋斗一番。袁世凯本来就有从军报国的想法，沈小姐知道后大为赞赏，说动他北上从军。临行前，沈小姐设宴相送，表示今生跟定袁世凯，要自赎其身，等爱人功成名就归来。袁世凯大为感动，慷慨北上投军。
历史的细节如此有趣，一代枭雄竟然是被一名痴情妓女说动投军的，虽然匪夷所思，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这里顺带说一下袁世凯的妻室。袁世凯年少时，与当地女子于氏结婚，生下了长子袁克定。于氏是乡间旧式女子，袁世凯并不喜欢。但他对发妻仁至义尽，即使日后登基当了皇帝也将于氏供养在老家，没有废立之事。而上海的沈小姐就成了袁世凯的大姨太太。沈氏虽然是姨太太，却是实质上的妻子。家里大小事务都由沈氏处理，所有孩子都叫她“亲妈”，其他姨太太都要听从她的指挥。袁世凯基本将家事放手给沈氏，所以她在家中权力很大。
袁世凯立志从军的消息被嗣父袁保庆的生前好友、庆军统领吴长庆知道了。吴长庆得知晚辈的坎坷遭遇后，马上在军中给袁世凯安排了职位。袁世凯从此迈入军界。
谁料，吴长庆仅仅是想暂时收留袁世凯，还是希望袁世凯能在军中潜心读书，去走科举“正途”。所以，他让袁世凯只领钱不用干活，还安排了勤务兵伺候袁世凯读书，让幕僚张謇督导袁世凯的功课。张謇比袁世凯大六岁，出身不好，混得也差，就以秀才身份在庆军中抄抄写写。张謇日后考中了状元，学问是很高的，但袁世凯的学问实在是太糟糕了。张謇常常把袁世凯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双方都感到头痛得很。袁世凯失望极了，哪里学得进去，干脆将满腔苦水告诉了张謇。张謇很开明，马上转告吴长庆。吴长庆了解情况后，也很开明，随即委任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干预军事。营务处类似于办公室，管理军中行政杂事。营务处帮办一职很适合袁世凯的个性，让他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感觉。一年春节，庆军中几十个士兵因赌博生恶，拔枪互射。骚乱发生时，将校们都在家过年，只有年轻的袁世凯在军中当职。他当机立断，假传吴长庆的命令，带兵镇压了骚乱，砍了几个人的脑袋。事后，袁世凯向吴长庆请罪。吴长庆非但不怪罪，反而将袁世凯视为精干的亲信。
庆军不久奉调前往朝鲜，稳定朝鲜局势。入朝之初，清军军纪败坏，奸淫掳掠的事情屡发不止。袁世凯又一次先斩后奏，将首恶的七人就地正法。事后，吴长庆再一次肯定了袁世凯的做法，还提升他总理营务处事务，专门整肃军纪。在袁世凯的铁腕整顿之后，庆军军纪肃然。袁世凯在朝鲜有句口头禅“别让他们小看咱们大清”。他协助朝鲜国王编练新军、抵抗日本势力，逐渐开始独当一面，成了朝鲜王朝末代乱世中的稳定支柱。汉城骚乱时，袁世凯得到情报说有贵冑负伤，躲藏在税务司家里。袁世凯率兵赶过去一看，发现有个人意气凛然，持枪堵在门口。这个人就是清朝驻汉城的税务委员唐绍仪。袁世凯颇能识人，知道唐绍仪不是常人，告知来意。唐绍仪这才放下武器。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兄弟。唐绍仪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跑到兵荒马乱的汉城，可算是不务正业。袁世凯出生于科举发家的政治世家，竟然在异域从军打仗，也算是不务正业。但处在大变革中的中国，需要的就是袁世凯和唐绍仪这样不务正业的异类。
三
甲午战争后，旧式清军一败涂地。一场军事改革呼之欲出。
从朝鲜败退回国的袁世凯，虽然有了道员的顶戴，却失业了。他不甘心默默无闻，凭借在朝鲜编练新军的经历，敏锐意识到机会来了。当时，李鸿章的淮军势力因为战败元气大伤。属于淮系的袁世凯断然另找高枝，寻求在党同伐异的官场复出。为此，袁世凯找了乱七八糟的人。他先是对刘坤一、盛宣怀、胡燏棻等人大谈在朝鲜的经历，还草拟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等练兵文献，主张仿照德国军制，编练新军。袁世凯又经徐世昌引见，联络了李鸿藻、翁同龢等清议派；通过阮忠枢的关系见到了李莲英，并认识了荣禄。最后，荣禄对年轻的袁世凯非常看重，力主让袁世凯去编练一支新军。原先在1894年冬，清朝政府曾任命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招募丁壮，训练新军，番号“定武军”。次年，胡燏棻被派去督办津芦铁路了，小站练兵的事务就由袁世凯接任。
12月16日，袁世凯抵达天津小站，正式接管军营。此时的十营定武军不足5000人。袁世凯便派人四处招兵，在豫、鲁、皖、苏各省招募青壮步兵，在奉天招募骑兵。不久，定武军凑足7000人，有步兵、骑兵、炮兵和工程兵各个兵种。袁世凯奏请改名为“新建陆军”。这7000人新军就是日后遍布中国的北洋军队的最初力量。
袁世凯将新军看做是政治生命。新军强壮之时，就是自己的晋升之日。所以，袁世凯在小站勤奋工作，以身作则。他除了总结练兵经验外，还常常研读西方军事理论到深夜；部队出操或者演习，他都随队观看。当然，新军的“新”不只在此，更在于它的近代化、高标准和高待遇。袁世凯将德国的操典和军事理论移植到小站来。为此，小站不仅购进了大量西方军械来装备部队，连日常训练和管理也借鉴西方理论。练兵初始，袁世凯就选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和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人担任各级军官。因为和日本人有深仇大恨，袁世凯始终没有任用日本教官和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小站新军接受了当时中国最现代、最严苛的训练。袁世凯募兵的时候，要求应募者写清家世和亲属，同时要求四肢健壮、没有恶习（尤其是禁止吸食鸦片）。新军士兵主要来自农村，因为袁世凯看重农村子弟纯朴、社会关系简单的特点。青壮加入新军后，待遇优厚。小站规定在营士兵每月的饷银是四两五钱，军官为五两以上——当时七品县令的法定月薪也只有四两。发饷时由饷局按名册事先包好，直接发给士兵，营员不得插手，并派人监督。对于绝大多数青年来说，去小站当兵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严格编练的结果是，小站新军的战斗力远远高于其他军队。首先，北洋军的装备水平就让其他军队望尘莫及。北洋军由朝廷直接拨款，士兵普遍使用德国98式步枪，还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克辛重机枪、麦德森轻机枪和克虏伯火炮。武昌首义时，北洋军仅用一天就能攻克汉口的重要原因就是革命军根本抵挡不住机枪与火炮的猛烈攻击。而且北洋军军官多数都是正规军校毕业，士兵全部接受了系统的严格训练。其他中国军队基本上是就地招募，不加训练就拉上战场。辛亥革命时，革命军中极少有老兵，能射击的就全数提为班长；新兵们白天招募，晚上就跑散了，打仗时乱成一团，哪能和北洋新军作战？
这些都不算厉害，袁世凯最厉害之处，在于把一支政府军编成了“袁家军”，把精兵强将们驯服得“只知项城，不知朝廷”。
军阀军队的主要特点就是主帅对部队的控制，部队成为了唯主帅马首是瞻的私家军队。近代军阀部队起源于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湘军和淮军规定，能招募若干人入伍者为班长，能招募到一个排士兵的人为排长，依此类推，所有人都聚集在曾国藩和李鸿章周边。结果军队内部由此具有了浓厚的血缘或者地域色彩。小站新军是公开招募、严格挑选的，实行西方军事组织，不可能再像淮军那样组织。那么，袁世凯是如何超越血缘和地域，组成军阀军队的呢？
首先，袁世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新军的头脑，让近代化的军队照样成为了“袁家军”。他找到的思想武器还是古代军阀教育部队的那一套。袁世凯把“经史大义”和“道德文章”编成歌诀，让官兵背诵，并时常考问。新军经费全部由中央直拨，袁世凯却向官兵们灌输“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各个营房都供奉着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官兵们要定期磕头跪拜。
其次，袁世凯笼络人才，培植亲信。新军需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才俊，而不是马屁精和庸才，笼络住他们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比如阮忠枢投入新军后，逛窑子的陋习难以改变，而且变本加厉和一个妓女好上了。阮忠枢向袁世凯提出，要给那女子赎身，作为女眷随营。这样的过分要求自然遭到了袁世凯的拒绝。阮忠枢就对袁世凯有意见了，干起工作来无精打采的。一次，阮忠枢随袁世凯去天津办事，事毕后被袁世凯拉到一座宅院中。他正纳闷，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心爱的女人正装打扮，从宅院中走出来相迎。原来袁世凯偷偷将该妓女赎身，并给阮忠枢置办了宅院，成全他的好事。阮忠枢从此感恩戴德，“不知有天只知袁长官”，对袁世凯唯命是从。
日后民国叱咤风云的北洋军阀，多数是贫苦人家出身，若不是袁世凯把他们从年轻学员、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中提拔起来，哪里有他们日后的荣华富贵。这些人自然鞍前马后奋力报效。他们中有“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分别被称为袁世凯的“龙虎狗”。民国政要徐世昌、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龙济光、张勋、阮忠枢、李纯、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赵倜、陈宧、王占元、陆建章、张怀芝、卢永祥、齐燮元、田文烈、曹锟等数十人也都是小站的一员。从长长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吸纳人才的超强能力。20
结果，北洋新军虽然没有靠血缘或者地域形成派系，却因为袁世凯的灌输和笼络，集合在了袁世凯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