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解决就业的需要，中国固然不能完全放弃打工赚钱，但同时也要靠卖专利、卖品牌赚钱，因为只有专利、品牌才可能赚大钱。这就需要我们走出一条科技创新的道路。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其战略意图就在这里。所以，科学发展观在实现发展再上新台阶方面实现了战略创新。
发展的价值指向、发展的模式选择、发展的战略取舍，科学发展观在这三个方面都给出了科学的回答。而这三方面归结起来，正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讲的，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使得科学发展观赢得了当之无愧的科学地位。
二、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不得不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上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能有这么高的地位？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把它作为指导思想？很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现实社会的强烈需要。
一个主义、一个思想要想成为社会现实运行阶段的指导方针，与其说是应该和优秀，不如说是其背后所具有的那种“不得不”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压力。这种“不得不”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压力是导致一种思想成为指导思想的很重要的基础。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我说可以把这句话改一改：社会一旦有需要，就会比众多领导者和红头文件更能把某一种思想变成党的指导思想。
当今中国对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体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上。
社会发展理论表明，发展是有阶段性的，而阶段性又是多层次的。在同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内，随着发展的演进又会呈现出若干具体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同一发展阶段内不同的具体的阶段又势必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发展模式、发展理念。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社会发展八个方面的阶段性特征。我们从其中选择三个方面阐述为什么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方针的实践基础。
（一）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社会有了更高期待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摆脱了贫困，跨越了温饱，进入了小康，甚至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老百姓已经彻底告别了吃不饱穿不暖的状况。对于这一成就，中国共产党是可以充分骄傲的。但客观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为它高兴时，我们已经高兴不起来了。这些年来，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的干群关系特别紧张。有的同志不理解，为什么一方面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另一方面群众对我们的意见越来越大。其实这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反映。
人有做人的尊严，有人的精神追求、文化追求、政治追求，有人的权利。在没吃饱没穿暖前，吃饱穿暖是人的第一需要。等吃饱了，人的其他需求就会自然而然出现，这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一种需求的提升。如果只解决了吃饱穿暖问题，而没有相应解决其他需求，麻烦就会到来。邓小平晚年时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如果经济建设上去之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没有相应跟上去，没有相应地把人民群众精神温饱、政治温饱，精神小康、政治小康跟上去，那么已经解决的物质温饱会引发更多的麻烦和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点。党的十七大报告里有“人民群众新期待”的说法，就是指人民群众已经从过去仅仅要求吃饱穿暖的物质温饱，开始提升到要求政治、精神、文化的温饱和小康了。如果共产党人不能及时地跟进，不能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期待，那么过去巨大的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就会成为未来社会不稳定的条件因素。所以，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便有更高期待，要求我们不得不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不是我们的先知先行，而是实践逼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去做。
（二）发展存在严重隐患，各种代价开始显现
有人说，这些年来中国好像运气不好，挖煤老挖出人命不用说，就连喝牛奶都喝出人命来了。我说这不是运气问题，而是必然要发生的问题。正如我们刚才讲的，中国这些年那种片面、盲目、粗放的发展事实上是给我们种下了很大的苦果。那种发展，很多时候只看收益不计成本；只要眼前蝇头小利，不管未来巨大代价；有问题都硬着头皮扛，扛了几十年，欠下了数不清的账，留下了众多的后遗症。
为什么矿难频频？是因为安全关没过。过去，外国煤矿总羡慕中国挖煤成本低。我们很骄傲地说，这是中国国情，可是这个中国国情背后是较少安全投入。煤矿刚建成时，问题还没有暴露，过了十年八年了，设备自然老化，当然该出事了。
为什么资源如此匮乏？还以挖煤为例。有些小煤窑主发明了一个词，叫“吃菜心”。就是发现了煤层，只拣煤层最厚的地方，在中间挖，挖完就跑。而国际上怎么挖煤？勘探出煤矿之后，先整体设计好，想尽办法挖到95%的煤。这需要一整套的规划、设备，包括成本的投入。但“吃菜心”的挖法只35%就够了，可挖完之后，整个煤矿全给毁了，要想挖剩下60%的煤，目前我们的技术根本达不到。
这些都是前些年发展中可以不考虑的问题。但现在不考虑行吗？大家记住两句话：第一句，没有免费的午餐；第二句，欠债还钱。现在是该开始为过去一些不科学的发展来还债的时候了。我们要还的账很多，有安全账、资源账、环境账，甚至包括政策账、制度账，等等。
什么是政策账？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总是津津乐道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我们劳动力成本低体现在工人的工资低上。马克思告诉我们，工人的工资是包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切费用。我今天劳动所挣的钱，不仅要用于养活现在的我，还要用于将来不能劳动时的生病养老，以及下代的抚育培养。可是中国的工资里都没有包含这些。如果现在挣的工资不能支付以后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费用，怎么办？只能由政府来承担。现在，中国还属于人口红利阶段，随着未来社会进入人口老化状况之后，政府背上的包袱不知道要有多重，而这些包袱都是现在本来该背的，或是过去本来该承担的，我们把这些包袱无限地推到了未来，但再往下还能推吗？
这些年来，对于东南沿海加工企业解决农民工就业，我们一直沾沾自喜。很多同志就一厢情愿地设计，农民工打工赚点钱，然后回到农村去花，根本不考虑农民工进城之后能不能融入城市。本以为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待不下去，他们会回农村去。可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太自以为是了。这次金融危机让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了，现在我们有2500万农民工没工作可干。广东2009年3月份前后只需要160万农民工，可涌入了700万；上海只需要60万农民工，可涌入400万。为什么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还不在家里待着，要跑到城市里？一个农民工告诉我，在农村连个澡都洗不上，打电话手机都没信号，让我怎么待着。城里面尽管找不到工作，好歹比农村还是要好一些吧。
但这么多没有工作的农民工待在城市里总不是长久之计。有的城市甚至都提出来愿意花钱帮助农民工培训，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可是很多农民工就是不回去。当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涌进城市的时候，城市管理者不得不发愁了。大家设想一下：一大批年富力强又没有工作的人在城市里长期待着，这个城市将会产生什么状况？这些问题现在都摆在了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曾经的政策安排、曾经的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的城市生活可能，但现在我们再不考虑不行了。因为当他们不回去，城市又不能提供相对稳定、体面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要铤而走险了。
这些年来，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提法不断在变化，从“快速发展”改为“又快又好”，再改为“又好又快”。有的同志对此不太理解，甚至认为是玩文字游戏。其实不然。这种变化其实反映的正是我们对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没有好，没有质量，没有效益，没有高水平，能是什么样的发展？没有全面发展，群众不买账；没有协调发展，农村西部地区有意见；没有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下一辈靠什么过日子？但如果不把农村建设得跟城市大体持平，如何能让农民工回去？如果不把西部、中部建设得跟东部大体协调，凭什么要他们建设完东部回到西部待着？
这一系列问题的暴露，使我们发现今天的中国已经要为过去不科学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不计成本的发展开始买单了。那么在还账的时期，我们不坚持科学发展观行吗？
（三）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既有手段力不从心
现在经常有党员干部感慨，过去好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敢用、不管用、不能用了。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一声令下，有好多事情说一不二，这确实给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这样的发展方式，我们还能继续用吗？
中国由封闭式的社会向开放透明的社会转变，导致转换是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出现。前段时间贵州瓮安、甘肃陇南等发生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刚开始官方媒体都没有报，但互联网络、手机短信已经铺天盖地，到最后我们很被动。信息的无障碍传播让目前中国社会政治运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发生了问题可以捂住，也真能捂住，而现在捂不住了，信息无障碍传播使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参与热度和能量显著提升。现在中国群众参与政治的欲望越来越高，政治参与的行为越来越多。信息无障碍传播带来的是组织功能和组织效应。前些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在网络上一度支持者的点击达到6000万。6000万的概念是什么？在政治学上，这是一个能改变世界的力量。关键是这6000万人遍布全球各个角落，平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万一突然走到一起的时候，任何政府都是不可小视。
但中国共产党不能把互联网络拒之门外，也不可能把它拒之门外。既然这样，就应该主动地适应互联网络的出现，适应这种现代政治公开透明运行状况的出现，要善于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管理社会，推动发展。这种要求是过去所没有的，也是过去不熟悉和认为没有必要去做的事情，今天都成为我们必须要应对的事情。今天，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不能及时应对网络上对他的质疑、批评以及要求，他就很难在这个位子上继续坐下去。所以，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我们中国社会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发展环境。在这种发展环境下，过去适应、习惯的做法已经不管用了，我们不能用、不敢用了，必须采取新的、管用的、能用的来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要求和趋势的做法，要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是国内环境的变化。
国际环境也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30多年的历程，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感觉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放初期，国际社会特别希望我们开放。我们要什么，外国基本上给我们什么。尽管那个时候中国产品质量也很差，但我们卖什么，外国要什么。而现在中国的产品质量提高了，可是我们总被人家扣上倾销的帽子。很多同志仅仅把这归结为由于贸易量太大了，国际社会受不了，其实这背后是今天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跟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相对与世界有点格格不入的或者至少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国家。但朝鲜战争让美国人意识到，必须把中国拉到国际社会大家庭中，必须让中国感觉到资本主义的文明、现代社会的文明，否则他们的日子过不安稳。所以，当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其说是中国面向国际社会开放，不如说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融入世界。
国际社会这种做法的理论缘由被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一语道破：“一个社会，主要指东方社会，不管它是一个多么专制和独裁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中的民众跟我们一样，穿着牛仔裤、喝着可口可乐、听着摇滚乐的时候，这个社会跟我们社会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了，因为最终决定一个社会状况的是社会中的行为模式。”这些年，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使我们越来越接受认同并把西方社会的行为模式当成理所当然的行为模式。
问题是如果完全按照西方行为模式发展下去，我们将得到什么结果？如果通过对外开放，中国真能做到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那么我无话可说，但第一，我们还没有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第二，西方发达国家绝对不允许中国跟他们平起平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发展快一些，他们马上就喊中国“威胁”论。因为在他们的定位中，中国可以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只是国际社会的打工者，别指望平起平坐。
中国是否甘心做打工者？如果不甘心，过去的那套对外开放模式当然需要反省了。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要求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要求建设创新型国家，一定要提高科技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因为不这样做，我们在国际社会发展中会没有自己的位置。
八个阶段性特征中的另外五个特征的深刻程度、严峻程度一点都不比这三个差。我建议同志们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这一理论要认真地学习、领会、琢磨。因为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为什么科学发展观必须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方针？因为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背景下又同时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这就好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奠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一样，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只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必须或者说不得不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往前走，不得不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指导方针；同样，只要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增强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
三、发展转型还是制度靠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