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的性格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在位期间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从此，经学研究在汉代盛行。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实际上已经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结合，形成了“霸五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深。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当时的汉王朝，边境不稳，时常遭受匈奴人的侵扰。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几乎把农耕为生的汉朝当成了自己予取予求的库房，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而面对这样的局面，长城内的国家却从秦以来就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胜利的时候极少，秦只能寄希望于修筑长城进行消极防御，而汉朝却以和亲以及大量的“陪嫁”财物买来暂时的相对平安。
公元前123年，十八岁的霍去病跟从卫青（霍去病的舅舅）领军征战。卫青任命霍去病为嫖姚校尉，带领八百骑兵，作为一支奇兵脱离大军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奇袭匈奴，打击匈奴的软肋。这次战役霍去病斩敌两千余人，杀匈奴单于的祖父，俘虏单于的相国以及叔叔。霍去病的首战，以这样夺目的战果，向世人宣告，汉家最耀眼的一代名将横空出世了。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被武帝封为骠骑将军，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的匈奴部，歼四万多人。同一年秋，他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四万余众归汉。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域道路。公元前123年，霍去病与卫青各率五万骑兵过大漠（今蒙古高原大沙漠）进击匈奴。霍去病击败左贤王部后，乘胜追击，深入两千余里，歼七万余人，后升任大司马，与卫青同掌兵权。
霍去病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每战皆胜，深得武帝信任，并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病逝时年仅二十四岁。
张骞通西域
在汉朝，人们将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以及新疆以西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
汉武帝为了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次出使虽未达到目的，但了解到西域各族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等情况。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
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访问了西域许多地区。西域各族政权也派人随汉使到汉朝答谢。从此，汉朝同西域的往来频繁，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农作物如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等相继传入内地。内地的铸铁、凿井等技术也传到西域。汉朝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
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在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状况的考虑，汉朝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于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
盐铁之议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武帝死后，昭帝继位。为保证“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在公元前81年昭帝下令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盐铁之议后，虽然没有废止盐铁、官营，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挫折，来自社会中下层的贤良文学活跃一时，酒类专卖废止，“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汉室柱石霍光
汉武帝末年，围绕继位问题的一场明争暗斗已经逐步展开。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悉心培养的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逼自杀，这场斗争就更趋于表面化。汉武帝为了避免他死后政局发生变乱，将幼子弗陵立为太子，随即将其母钩弋夫人处死，以绝后宫专权之患。不久，便命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画赐予霍光（名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兄弟），嘱托霍光像当年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一样辅佐刘弗陵。
霍光辅政以来，首先遭遇到的挑战来自同为辅政大臣的上官桀，以及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上官桀为了谋取汉朝的最高权力，取代霍光，依附于昭帝的姐姐盍长公主。而燕王刘旦，则因比昭帝年长而不得嗣立，心怀不满；另一位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在汉武帝时期制定过盐铁专营的政策，使国家富强起来，功劳无人可比，不甘居于霍光之下，因此产生了推翻现政权，由他与上官桀来主政的欲念，于是与燕王刘旦勾结起来。这就形成了以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为首的两股政治势力。
他们袭用“清君侧”的故技，令人以燕王旦的名义上书昭帝，捏造说：霍光擅自调动所属兵力，是为推翻昭帝，自立为帝，并声称燕王刘旦为了防止奸臣变乱，要入朝护卫。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外出休假时，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从而废掉汉昭帝。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当燕王刘旦的书信到达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扣压在那里，不予理睬。次日早朝，霍光上朝，也已得知上官桀的举动，就站在张贴着那张汉武帝时所绘“周公负成王图”的画室之中，不去朝见昭帝，以此要求昭帝表明态度。汉昭帝见朝廷中没有霍光，就向朝臣打听，上官桀乘机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十分平静，随即召霍光入朝，果断地说：“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你要调动所属兵力是最近的事情，远在外地的燕王刘旦怎么可能知道呢？况且，你如果真的要推翻我，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十四岁的昭帝一语揭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如此聪明善断无不表示惊叹，霍光的辅政地位得到了稳固，随后又一举击败了上官桀等人发动的政变。
公元前74年，聪慧的昭帝病逝，年仅二十一岁。霍光经与大臣协商，决定立刘贺为帝。谁知，刘贺荒淫无道、日益骄横。霍光与大司马密谋废黜刘贺，改立聪明贤德的汉宣帝，使汉室转危为安。
霍光忠于汉室，老成持重，又果敢善断，知人善任，其政治胆略可与萧何相比；他改变武帝末年急征暴敛、赋税无度的政策，不断调整阶级关系，与民休息，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又一个发展时期。
西汉灭亡
武帝的儿子昭帝继承他父亲的方针，继续实行无为政治，发展经济，使西汉达到了鼎盛时期。经过昭帝、宣帝两代三十八年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西汉王朝的国力增强，但与此同时地方势力也随之增强，严重地影响了皇权的统治。自元帝起，至成帝、哀帝、平帝在位年间，皇帝对政权的统治力量已大不如以前。至刘婴即位，朝权已尽落于外戚王莽之手。公元8年，王莽篡夺皇位，建立新朝，西汉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