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去了中国地质科学院，找到黄汲清教授的学生，请他讲了黄老的故事。后来，他送给我一部黄汲清专著《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那是一部极其专业的地质学术著作，对于我这个地质学的门外汉来说，不啻是一部天书。不过，天书自有神奇之处。回到家里，我伏案翻阅时，发现这是黄汲清先生写于抗战烽火岁月的一部巨著。当时他在重庆用英语写成，因为战时陪都惨遭轰炸，无法付梓出版，只好油印了400份，寄送国际各大地质学术机构和院校。一个叫邓波的学者，将本书的英文版翻译成俄文，引起了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大地质学家N.S.Shatsky的重视，称其“提供了关于中国大地构造发展的严整图画”。著名美籍日本地质学家A.Miyashiro于该书出版40年后，称赞此书是一部亚洲大地构造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
信手翻来，我第一段读到的居然是对鄂尔多斯地台的描述。那专业性的说明文字，理性、严谨、简洁、流畅，一下子就吸引了我。而且此书居然将鄂尔多斯与西伯利亚相提并论，让我大吃一惊。且看黄老当时是怎样描述的：
鄂尔多斯地台“从石炭纪到白垩的地层分布于从大青山到秦岭的黄河河套以内的广大区域，从黄河向西到六盘山，在相继出现的单面山中这些地层都有出露。在靠近六盘山山麓处，它们骤然直立或者被向东推的逆掩断层所破碎。在南部这些单面山被‘渭河地堑’与秦岭分隔开来，在北部平缓地积沉岩消失在长城外的鄂尔多斯沙漠中。从构造上和从地层学上来考虑，显而易见这一大片地区是一真正的地台，可与俄罗斯地台或西伯利亚地台相比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叫它做鄂尔多斯地台或鄂尔多西亚。从形式上来说鄂尔多斯地台可以分做两部分：南部，包括陕北和甘肃东南的一部分，是一黄土高原，在很厚的黄土盖层之下，平缓的古生代和中生代沉积仅出露于深谷中；北部就是鄂尔多斯沙漠本身，它的底层，部分是由五台系片岩形成的，如在棹子山以东所察见的。在古生代初期鄂尔多斯地台很可能曾经过浅陆缘海的入侵，后来在二叠纪—中生代，它就成为内陆盆地，它的水系可能在第三纪时并入黄河。由于下面有一极坚硬的前寒武纪基底，这个地台在相继发生的几个造山旋回中，仍能免于褶皱。”
读罢此书，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北方有个叫鄂尔多斯地台的地方，并对它的地质、地貌有了一个全景式的认知。后来在写那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才知道一段秘史：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还戴着贫油国的帽子，黄汲清于1954年被调到国家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当常务委员，根据他提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在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上，他划定了中国找油的地域——四川、鄂尔多斯、华北、松辽、准噶尔、吐鲁番、塔里木、柴达木等地域，而且他认为鄂尔多斯地台的下边埋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资源。
写完那篇稿，我记住了鄂尔多斯的大地构造，记住了一个堪与西伯利亚相媲美的鄂尔多斯地台。在我的心中，它由陌生变得熟悉，由寒冷化作温婉，由辽远浓缩为亲近。2008年秋天，当我走进这块王者之地，听到成吉思汗驾崩之前，说要将自己的英魂葬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时候，蓦地发现，成吉思汗有一双慧眼，他早已经窥透鄂尔多斯地台是一块风水宝地。他去世700年后，黄汲清院士在重庆每天躲在上空有日本飞机轰炸的防空洞里，以自己丰厚的地质学理论和专业的地质学养，对鄂尔多斯地台的构造和资源作了科学、理性的描述和预测。700年时空，寒风黄尘，岁月如风，几度夕阳红，湮灭了多少英雄往事。可是冥冥之中，一个帝王、一个学者，一个古人、一个今人，竟如此殊途同归地预见到鄂尔多斯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宝藏。
大汗之魂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另一位洞悉这块王者之地的学者是台湾人类学家王明珂。他生长在台湾，求学于美国，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将自己的研究目光投向了祖国大陆。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20年间，王明珂数度前往大陆，去的最多的地方，一个是鄂尔多斯高原，一个是北川的羌寨。他从华夏的边缘和族群的边缘入手，以一种集体记忆和结构性的认同，从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来解答“什么是中国人”。
循着王明珂教授严谨的学术流向，借他的生花妙笔，我仿佛穿越时空，看到史前的鄂尔多斯地台一片盛景——
正如黄汲清教授地质结构所叙述的一样，鄂尔多斯受浅陆缘海的渐侵，这里曾经是一片森林茂密，古树葳蕤之地，有恐龙出入，野兽长啸。鄂托克旗的恐龙化石，便是一个例证。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鄂尔多斯高原东部，黄河彼岸的清水河到托克托一带，尤其是无定河流域，史称阿善一期、二期，仍然是与仰韶文化相链接的农耕文化。而此时，受青藏高原上升运动的影响，鄂尔多斯的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形成并渐渐加强，最后一期的森林和草原消失了。
随着整个北方天气的变冷，农业开始式微。鄂尔多斯地台上，适应于农牧的地带南移，北方山岳一带的人群因此蓄养了更多的动物，并不断地移动化和武装化，向南方入侵以争夺适于农牧之地，如此造成了华北沿长城地带，人群间资源竞争的关系紧张。于是一个以“农业”与“定居”为标记的华夏认同逐渐形成，而北方那些蓄养动物、常迁徙的武装化人群，则被视为野蛮异族，商周时人称其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戎狄。在杭锦旗桃红巴拉的春秋墓葬里，考古人员发现，当时动物殉葬之风盛行，其中一墓地有羊头骨42具，马头骨2具，牛头骨4具。准格尔旗西沟畔约为战国至西汉初年的墓葬中，殉葬有马骨、羊及狗骨，单以羊殉葬的多为女性，单以马殉葬的多为男性。而这一带新石器时代晚期殉葬常见的猪骨，在墓葬遗存中几乎消失。
王明珂教授说，鄂尔多斯地台上生活的游牧民族曾一度消失在历史风尘里。可是他认为鄂尔多斯春秋时期的墓葬可能是当时的狄人遗存，而鄂尔多斯东部的人群，部分是史书上记载的晋北的林春、楼烦之戎；晋向北拓土后，与这些族群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和融合。进入战国后，越继承晋之北土。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胡林王向他献马，而榆中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准格尔旗一带。公元前297年，武灵王又“行新地，逐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因此，学者们多认为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战国游牧人群遗存，主要是当时林胡的遗存。北方人群越武装化、移动化、畜业化，他们在华夏心中越“戎狄性”，这种华夏中心的异族意识，进一步强化了华夏的北方边缘。终于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燕国北征，将东胡往北驱赶了千余里，然后筑长城以御胡。赵武灵王之父时，即傍阴山筑长城，与楼烦、林胡为界。秦惠王曾拔义渠25城。秦昭襄王时（272年）灭义渠戎，开陇西、北地、上郡诸郡，所筑的长城沿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固原、陇西一线。这些混合游牧经济人群已被圈入长城之内，而长城外的鄂尔多斯地区人群大都投入了专业的游牧业中。秦、燕、赵国等北方诸国筑长城，与秦汉统一帝国的出现，便是华夏族群边缘形成的具体化象征。
到了汉代，华夏族群边缘已扩移到了华夏生存的生态极限，或者华夏控制力的极限。东至大海，北连草原与大漠，西接青藏高原边缘，南至云贵两广，而鄂尔多斯以南的漠北的草原游牧世界，不适应华夏式农业发展，自然被排除在华夏边缘之外，维护和保存了本土起源的记忆。
但是，在春秋晚期至秦王朝一统中华的千百年间，鄂尔多斯地台成为游牧部落匈奴人的牧场。随着冒顿单于崛起于漠北，以铁血整合各个部落，将草原上的游牧部落置于匈奴“国家”之下，率游牧部落社会的分裂结构（左右贤王，二十四长与其下的各部落首领），成为与南方汉帝国对峙的一大政治势力，靠着分裂性结构的军事力量，匈奴不断南下侵犯。
战国以降，中原连年战乱，无暇北顾。匈奴便乘机夺河套之地，据阴山之险，前峰已抵鄂尔多斯地台边缘一带。到了秦皇开天朝，匈奴南下越过长城，侵占了朝那、肤施一带。肤施就是今天榆林南鱼河堡附近，距长安城只有五百余里，匈奴的轻骑兵，一天一夜可直抵长安城下。而长安城与咸阳城，只有一条渭水相隔。
大秦帝国立国第五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征匈奴，将其赶到阴山山脉以北。秦军渡过了黄河，控制阴山山麓的高阙要塞（今杭锦后旗北），将鄂尔多斯高原重新控于手中，并建了44座城，设上郡（榆林）、九原郡（包头）。为了使帝国军队以最快的时间抵达前方，秦始皇又遣蒙恬于两年之内修好了秦皇直道，沿子舞岭山脊而过，从甘泉宫直抵九原郡，全长1800里路，将边关与京畿连为一体。
边关不再寒凉遥远。
大夏王城统万天下
统万城一直离我很遥远，遥远得如一个寒梦，总是浸泡在冰雪里边。
与之神交许多年，却在一枕冷梦中，迟迟未见统万，以为今生，再无缘与之相见。
第一次到鄂尔多斯市，从地理方位上看，我知道这里与榆林靠得最近，便问接待我的郝海荣副秘书长，鄂尔多斯市离榆林多远。
“二百多公里。”
“榆林有座统万城，你去过吗？”
“当然去过。它原来就在我们乌审旗地盘上。据说上个世纪初，大清帝国江山既倒，庚子赔款，国库已空，让蒙古王爷出钱出力，乌审旗札萨克王爷将统万城附近的土地和城址卖给榆林靖边的一家地主，以救国难。还有一种说法是王爷抽大烟，抽光了家业，没有钱了，才卖了这块地。”郝海荣说，“从地图上看，榆林靖边得了统万城后，地界像一个楔子，直插进乌审旗的土地。”
“鄂尔多斯没有想过从榆林要回来吗？”
“想过啊。”
“为何没有要回来？”
“一言难尽。”郝海荣仰天远眺，目光投向了统万城，“上个世纪80年代，乌审旗向榆林提出要回统万城，人家提出来要乌审旗将周遭的几十个贫困村庄一并接收。那时，乌审旗也是一个贫困县，没有那个能力啊，只好作罢。”
“那现在呢？乌审旗富得流油，遍地煤气资源，有这个实力啊！”
“我们是想照单全收，可是人家榆林不干了。陕西省是旅游大省，他们已将统万城提升到申遗阶段，旅游资源巨大，不会轻易拱手相让。”郝海荣慨叹道。
“能不能送我去拜谒统万城，了却一个心愿。”我贸然提出。
“当然可以啊，不过按这次行程安排，除非你推迟几天走，否则我们去了统万，就不能返回东胜了，得直接从银川飞回北京。”郝海荣副秘书长给我设计了采访线路。
“那就下次吧。”这次时间来不及，我只好放弃。
第二次到鄂尔多斯，我的采访行程从“圣主的院落”伊金霍洛起步，先到乌审旗。郝海荣的安排很精心，第一站让我看的是蒙古三大名著之一《蒙古源流》的作者沙囊彻辰的故里。彼时正值晚秋时节，公路两边杨树被朔风掠过，像一只魔手借着太阳之光，将杨树叶子抹成一片金黄，让人联想起蒙古王公最喜欢的金黄之色。车离开主道，往毛乌素沙漠腹地驶入。虽然这是一条黄土村道，但是极目之处，已不见黄沙滚滚，而是满目的葱绿，苍凉之中，给人一种莫名的慰藉。
吃过中饭，我继续参观乌审召镇上一个个现代化的大型煤化工企业。到了傍晚，车至乌审召庙前停了下来。暮霭四起，一百多座经塔沐浴在斜阳里，排成一个白塔长队护卫着召庙的外墙，直抵庙前的陈列馆。观看当年牧区大寨的治沙陈列展览，好像看到一段被风沙吹逝的历史。然后在一片斜阳渐远的暮色中，我步入了乌审召。这是我第一次踏入蒙古喇嘛庙，住持是一位北京雍和宫毕业的硕士，刚过而立之年。他为我们一路讲解，当我问起藏传佛教的一些问题时，他惊讶地问：“为何你对藏传佛教这么熟？”
我笑了，说：“去过几趟西藏。”
郝海荣介绍道：“徐老师是一个西藏专家。”
“半个。”我自揄道。
一上台阶，我蓦地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这个年轻住持长长的袈裟下，居然露出了一条牛仔裤。
“你成了家吧？”我遽然问道。
“是的！”住持颇感讶异。
“夫人做什么的？”
“小学老师！”
“家住哪里？远吗？”
“不远，就在乌审召镇上。”
“平时都回家吗？”
“回哩。早晨骑摩托来，晚上就回到夫人那里。”
“有孩子了吗？”
“有！是一个小女孩。”
我点了点头。蒙古喇嘛也许是离凡尘最近的。
上苍伸手收尽了最后一缕阳光，召庙金顶沉入昏暝之中。我们早已饥肠辘辘，但是离乌审旗还有四十多公里路程。
车灯打开，两个远灯像犁铧一样，犁开夜幕，疾驶向前。车进了旗府，我以为到了，车却继续朝前，驶出县城，转入一条乡间公路，往一片有水有草的大草原深处驶去。郝海荣副秘书长告诉我，这是乌审旗祭祀苏勒德的地方，里边有一草原旅游大蒙古包，今晚为我准备了专场的鄂尔多斯头饰表演。
“感动！”我叹道。
“就是要让你多看一些底层，多看一些历史文化，以便从一个更大的纵深度来看鄂尔多斯三十多年的变化。”
“郝秘书长用心良苦啊。”
跨进蒙古包，我们便被欢歌笑语包围了，马头琴响起来，头饰表演纷纷登场。表演者都是一些退休的老年人，男女皆有，大多六七十岁，与我父母亲岁数相近。他们款款走来，踱着方步走来，一片贵族之风、王者之气。
一曲敬酒歌，一银碗烈酒。三碗两杯下肚，我便微醺，脚也飘了起来。
散场时夜已经很深了，我酩酊大醉，在乌审旗的一家宾馆里呼呼入睡。
秋风四起，蹄声如雷。我听到匈奴后裔赫连勃勃时而走马黄河岸边，时而奔腾于鄂尔多斯高原，穿越毛乌素沙漠，抵达毛乌素边缘南端，勒住汗血宝马的缰绳，盘马弯弓，南望草原，北眺马岭，东望大漠。最终，他策马来到一块高地上，说：“此地甚好，本王一生征战，到过许多地方，大河以南，马岭以北，没有见过像这样好的风水宝地啊！此地可以建国都，让我大夏子民在此栖息、繁衍。”
麾下将领说：“大王，这里离毛乌素沙漠不远啊。”
“怕甚！”赫连勃勃说，“这本来就是我们匈奴祖宗的放牧之地，在此地建都城，为最佳胜地。南边，有吴山河谷广泽清流，古树参天；北边，也是牧场青青；西边虽离毛乌素沙漠不远，但沙漠向东扩展，殃及不到我们的子孙。”
“皇城取什么名？”
“就叫统万吧。我要君临天下，一统万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