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爷爷王亚南，字渔村，笔名王真，殁于1969年11月13日。
我没跟爷爷一道长大，他的去世，并未让我多伤心。但是我清晰记得，送爷爷到火车站时人山人海，似乎有人帮助，将担架上的爷爷从窗口塞进水泄不通的车厢。我们一大家人，扛着病重的爷爷，去上海寻医治病。两个月后，却抱着他的骨灰盒回到北京。爷爷在我生日后的一天去世，那年我刚满7岁。那个年代，中国的列车车厢大多漆成绿色。
据说爷爷一度从军，曾是北伐军里的政治教官，不过为时甚短。1927年蒋总司令清党，爷爷便卸了军职。之后辗转流连，穷到极时，住在杭州一个庙里，却在那儿结识一位新朋友。两人长谈数日，兴趣投合，乃相约分头协作，奉献数年，一道翻译了德国人卡尔·马克思的三卷经典《资本论》。
出于复杂的心理纠结，我不爱探究爷爷的生平著述。自小如此，成年之后，干脆漠视以至于忘却。我印象中，他是个戴深度眼镜的老头子，从黑色镜框里，凝视着一排覆盖尘埃的老书架。从小学到初中，我屡遭欺凌乃至于殴打，同学称我为傻瓜、呆子。究竟为何，至今没太搞懂，并无证据可以确认此事与“文革”有关。无论如何，那段童年的不愉快，更让我从情感上远离了爷爷和他的书架，尤其是那张严肃的黑框照片。
多年以后，我自学俄语。可惜断断续续，磕磕巴巴，终未学成。但有一个短句，格外生动，我非常喜欢。它的古怪押韵，伴随其他几个语种的感叹词或口头语，一道潜入我的下意识：Что-тоне так（Chtotanyetak）。怎么翻译呢？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瞬间的不祥之感。情人私语、长官约见或独自出行，都可能在某一时刻忽然一阵冰冷，感觉前景不妙……就那么一种动物性直觉。我从小学到中学的惊恐生涯里，类似的预感连续不断。每次重新分班，被老师搂着肩膀，面对一屋子男孩女孩：这位是新来的王——同学！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几十双眼睛望着我，不知谁低声叽咕了一句什么，孩子们哄堂大笑。我涨红了脸，慢慢走到自己的新座位。
升高中以后，我基本上不再挨打。中国恢复了高考，在我生命前景的地平线上，出现新的曙光。35年前，感觉像是昨天，我亦这么走完了大半人生。我没有更早地关注爷爷，他的经历、劳作，他眺望过的海岸、天空。这件事，让我比较伤感。之后，我先去了美国，后来走遍欧亚大陆。终有一天我发现，不少我去过的地方爷爷也去过。我好想问他：80年前，那儿的人是什么表情，和现在是否有很大不同。爷爷一生笔耕，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一种新的学说。按照我的粗浅理解，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是社会制度之形成和变迁。在几十年的游历之后，我想对他说：我也仍然关心社会制度，因为这话题有趣，而且决定许多人的命运。
可是在我看来，制度首先是一种无言、共享的精神能量。比如我的小学课堂，孩子们出自默契，不约而同地立刻晓得要追捧谁、排斥谁、打击谁，靠的完全是集体无意识和近乎动物性的群体本能。又比如我到美国之后，遇到过一位12岁的华裔女孩，她对我说：以后绝不嫁给黄皮肤中国男人，一定嫁白种人。她眨巴着两只大眼睛，那么看着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矫饰、伪装或者敌意。这才是社会制度，或者说，这才是所谓制度的真实本源。然后才有政治经济学、量化分析、民主或共产主义。
1927年秋天，爷爷坐船，顺长江东下，花几天时间，从武汉慢慢漂到南京、上海。我无法想象，85年前的长江水，它静静的波纹，在清晨或者黄昏的天空下，会是一种什么颜色。或许淡漠、灰暗，可是没丢掉千百年来不变的清澈。泥土、水和天的颜色，渗透于各种社会制度的内核；它藏在女人或孩子的眼神里，在一切人们不经意的细节和背景后面。
我不以为多数人能够意识到如空气般笼罩着楼房和街道的隐形社会制度，如同面对心有所属的女人，即便拥有丰富的经验或超凡的洞察力，未必就能听懂在她漫不经心的低语背后，毫无迹象地掩饰了什么、省略了什么，又恐惧着什么。
爷爷顺江东下之时，中国政局混乱，而爷爷贫困潦倒、生计无着。照今日说法，他是一位政治立场暧昧的年轻退伍军人，而且来自农村，囊中羞涩。那时爷爷26岁，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此无须省略，亦无所谓恐惧。他要翻译的书，是一种新哲学的全版《圣经》。
我高中还未毕业，便考上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1978年时的中国大学，正是一大群一大群的蓝衣人、军衣人，布袋裤、黑棉鞋。虽说是本科生，岁数都比我大许多，见到党团要员，都一应似笑非笑，做出竭诚恭顺的样子。我那时的公众形象，相比小学时代，大约稍有改善。但我确实再度感悟到了“制度”之强悍，以及类似于“Что-тоне так”的不祥预感。后来我去美国，便慢慢忘却那些人的原本模样、真实模样。
1994年10月，我第一次去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郊外陈旧破败的火车站外，又见到一长串熟悉的绿皮火车，静卧在荒芜清澈的天空下。不知为何，我眼里一片迷蒙，两行清泪，潸然流下。去美国10年，第一次呼吸到沁透魂魄的松弛与自由。无法理解亦无法说明，为什么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让我如此感动。难以言表的粗蛮、空旷、阴森森的暗影，夹杂着随处可见的萧索与破败。还有宁静、壮阔、率真、缓缓流淌的大河，岸上的白桦树，绿皮的列车。那是一片天地所独有的莫名元素，一种新的内心土壤，独立于帝国兴衰、政治起伏。不能确知，我倒霉的童年、爷爷的影子、20年代的长江水，和70年后涅瓦河上的天空之间，是否有神秘连接，光亮或黑暗的平行交替。然而从那个秋天开始，我和美国的内心缘分，慢慢拖向一个百无聊赖的末尾。那年我32岁，重新领悟到社会制度的本意，自由或不自由的真实区别。
埋葬一段初恋，想必相当痛苦。而抛弃青年时代的信念错觉，恐怕要辛苦百倍。我小学时代受过歧视，之后辗转搬迁，总算遇到心花怒放的一片独特天地，无须再证明什么、“融入”什么，哪怕是美国华裔女孩眼里的“成功与自由”。为了维持得来不易的如归之感，肯定掩盖许多、忽略许多，至少对自己。何况俄罗斯拥有那样一段曾经不堪并且继续不堪的历史。因之我想询问爷爷：在30年代，他亦去了英国、德国、日本，有没有恍然大悟原先的某个错觉？或者模糊意识到，一方水土、一块天地，千百年浇灌出来的内心土壤和民族本色，本就千古不变？他以为亟须改变的中华民国制度，是否包括金灰色的麦地、亘古流淌的长江、老迈民族心魂里的干裂泥土、惰散天性？
出于正常原因，爷爷的同代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大校友张国焘，也曾把北方俄罗斯视为精神故乡。他三次前往朝拜，兼聆听指示。爷爷的老长官蒋总司令，亦于1923年前往考察军事和政工制度。他俩一先一后，循着不同轨迹，都慢慢看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正是所谓“Что-тоне так”。
如此的眼光和预感，只能依靠本能或嗅觉。正如转往新校的孩子，不需任何理由，也能觉察到。爷爷殁于上海，比他的同乡林彪早走两年。有历史文本为证，他二人早没看清或不肯看清的简单事实，亦正是林彪的几位年轻追随者在1970年已经意识到的。从1930年到1970年，中国的历史，千千万万人生离死别，大起大落，如此这般涉过40年的风风雨雨。由此我应当相信，历史决定于制度，或是某一群人，在生命某一阶段的致命错觉？
1927年的爷爷，拮据困苦，然而心里充满自尊，为此我敬重他。自小学以后，直到走遍半个地球，我也始终在找寻一份同样简单的为人自尊。对于血脉、泥土和种族，我想不清，从何时开始、以何种方式，它被摔碎、踏入一团烂泥，以至于无法修复和辨认。爷爷来自贫苦乡村，一个凋敝颓萎的中华民国，却不晓得什么叫作缺乏软实力。爷爷没见过我的大学同窗，那些绿军装、蓝布袋裤们；更没见过由之派生，20年后鸟枪换炮的开发人、事业人、崛起人，有了点钱，意气风发，却弄不懂为何不招人待见。每次我和那些哥们儿站成一排，照照镜子，总归还想到Что-тоне так。爷爷自然拥有的，后面那些弟兄何至于没有，并终归无法再有？流淌的大河、凝结的黄土，这是民族、历史的身份；虽然爷爷用自己的一生，介绍马克思理论。
二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大前提。我17岁时，曾立志做经济学家。后来无所事事，四处游窜，变成一无所长的老色鬼。但是归根到底，我无法赞同马克思的立场。一切高级生命活动、文明、制度、历史，它的起源不是物质，而是心灵。
见过一张老照片，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一个女童在黑板上写字，旁边站一位长衫先生。她写歪歪斜斜的繁体：“我爱中华民国，她是伟大的国家；将来我们强盛了，一定不得了。”大战尚未结束，小女孩圆脸蛋上包裹了严肃，但眼中透出无忧无惧的自在，这让我震撼。写的同一种汉语，说的同一个中国，可是她的神情、心境和语气，与如今的爱国者似有本质的不同。爷爷和她来自同一个国家，而我们来自另一个国家，一刀两断、焕然一新。出现一些新词汇，比如“改造”。之后有新的神情和语气，也可以说，换了一颗不同的心。
在新中国，我家属于特权阶层。与多数人一样，有过一点挫折起伏，但是谈不上悲惨血泪。爷爷去世后第13年，我出国留学，那年我20岁。说心里话，有机会做美国人，让我欣喜若狂，这意味着从此做一个新人。作为一种剧烈、突然的身份改变，民国变新中国，是否包含类似的精神跳跃？从此改天换地、金光灿灿，大伙儿一块儿变成“幸福的人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部分不赞成者，随败军去了台湾，或流往香港。据说多数留下来的人，还是喜悦、欢迎，乃至于充满希望。然而接下来，先先后后，都有一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复杂过程。丢弃原先的谋生方式、惯用的语言，缓慢或迅速地学习做一个新人，所以称为“解放”亦不为过。一两年后，从台湾过来的特工，一张嘴说话，就要露馅，因为不知不觉地，他依然使用变新人之前的惯用汉语。在一个重造身份、改变词语的新社会，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可疑身份。
美国也常使用“人民”一词。到这儿来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期望自己“从此站起来”；它是美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不少“移民文学”，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并且通常是女性。她们书写和分享一个脱胎换骨、转变角色的挣扎过程。这些文字毫无例外指向某个相似的最后造型。也就是说，从此拥有崭新的自我。从一条河，跨入另一条河。
我已归化入籍，成为美国人。今年就是我到达美国的第30个年头。可是对我来说，这国家变得非常陌生。究竟为何如此，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我在美国盘桓的岁月，占去了一大半人生。但是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有哪个地点或时刻与这片空旷的北美大陆有所关联，这让我特别心痛。如同1969年那副窄窄的、躺着爷爷的担架，和那一列几乎挤不上去的绿皮火车。
独一无二的美国，追求幸福，写进宪法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无数巨型的购物中心和一眼望不到边的停车场，星星点点，布满绿色的郊区。在阳光明媚的星期日，购物者们推着小车，神情专注，如同从事一项辛苦的工作。这儿的幸福，超越时空与嘈杂，带有笔直的逻辑性。美国岁月光滑而且重复，像排列齐整的路标，通向下一个加油站，省略所有的记忆或伤痛。
在欧洲中部，有一个很小的国家，首都叫布拉迪斯拉发。说老实话，那城市不很漂亮。可是它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都像岸上的枯枝，插在我隐隐作痛的心口上。河水有些混浊，但是水面宽阔、平坦，这是著名的多瑙河。不远处有长途车站，每小时一班，去维也纳，车程一个小时。穿过略为破旧的铁桥，沿河走一小段路，然后是荒草绵延、一望无际、温暖、凄凉、几乎透明的绿色旷野。我这辈子最难忘、可算是刻骨铭心的一段爱情，就与这段路程相关。有时我闭上眼，觉得她还坐在那趟车上。
分手前最后几秒，犹如漫漫一生。也是长途车站，新年前一个深夜。她撇了嘴，大眼眶里涌出泪水。我紧紧搂着她，但终于把她推开，推上车子。心慢慢撕裂。今生今世，无法愈合。活了40多岁，才尝到这种滋味。车开了，远了，看不见了。从第一次相遇，我们便开始分手，一直分了两年。与之相比，我在美国一些年里的挫折和寂寞，无聊至极，微不足道。然而痛苦亦是一声召唤。我和她折返来回，从布拉迪斯拉发到维也纳，后来到柏林，荒草坡、河岸上的欲望、冬夜里的车站、多瑙河的蓝色和灰绿色，和分开后漫无边际的锥心之痛，让我看清自己生命旅程的一个圆心。正如1927年的我爷爷，在缓缓流淌的长江上，看见自己未来的使命。
我在寻找一张新的爱情版图，或者称为爱的制度。比如在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国家，不再见到因为失去真爱而痛不欲生的那种神情。在我的地图上，给那片土地涂上一层灰白。因为爱是空气、土壤、能量，如同大自然的生态，可以迅速枯竭，也可能绵延许久。这东西无形无状，可是如果经历过，就能够辨认出来。“哀莫大于心死”，这话可以概括一片地域、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
1994年，跟随着莫名的冲动，我去俄罗斯旅行了两个月。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的爱情版图上第一滴绿色的墨点。当时俄罗斯社会混乱、经济崩溃，但我明显感觉到，在许多难以解释的方面，当地男女的情感沟通，从品质到深度都高于美国。后来，那点绿色的墨迹，就慢慢渗透、延展，包括了很大一片地域。在一位地缘政治专家的书上，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概念：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爱尔兰西海岸，存在一个“泛欧亚精神、土壤和生命圈”。这个说法，颠覆了原先我想象的东、西方，和我的这张“爱情版图”却是不谋而合。在爷爷顺江东下的1927年，并不存在那样黑白分明的东、西方。美国很遥远，欧洲四分五裂，还有“一声炮响、送来马列主义”的北方，和虎视眈眈、血盆大口的另外一个东方。虽然国家贫弱，但爷爷那代人渊博敏锐，游历四海者为数不少，何至于无人考察一下情爱层面的地缘版图，这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制度起源于集体的气质与心态。爷爷那一代迎来了一个新中国，但没花时间构思新国家的爱情制度。从宋要武、黄帅，然后到芙蓉姐姐、凤姐，无人能够否认，那些女人的姓名、言语、形态、神情，折射出一种模模糊糊但是无处不在的沟通方式、情感模式。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情人，新中国男性在这种女性能量场的慢性熏陶下，寻找摸索但是无法逃脱某种共同的集体人格。
过去这些年，我跟美国女孩子的辛苦沟通，每每让我联想起某位中国老夫子，尝试着与身体健康、坚强果断、略为渴慕小资的女共青团员调情拍拖。正可谓“秀才遇见兵，有话说不清”。新、旧两种语言和制度滋养出来的两个人，要建立男女情感，似乎超级困难。我也没法说清，在伦敦的窄街、布拉格的电车站和基辅山坡上的老树之间，有多少气质或本能上的相通。可是我看见像墨点一样慢慢散开的透明绿色，和夜幕里缓缓行进的火车；还看到她和我一起坐在车上，长久、轻声地交谈，感觉到她的温暖手掌，贴着我的身体。当时我已察觉到，也许哪天各奔东西，不再见面，留下至死不散的苦痛。但是在我心里，已经和新人的幸福永久告别。
2012年，四面八方响起类似的沙哑低语：Что-тоне так……远和近，新和旧，恐怕快要重新定义。世界是一条不停改道的灰色大河。聒噪开始沉寂，边界慢慢模糊，我的痛楚仍未消散，但是早已退出东、西方的刚性排列。不论是打红旗、秀美元、喊万岁的新中国，还是无限幸福、人类灯塔的新美国，都太直线，太钢铁。对我来说，心灵不是直线，历史亦不是一段威武的进军。从新大陆走回旧欧洲，我拾捡一个中国男人破碎的自尊。在我身上慢慢苏醒的，是属于爷爷的老中国。我从未真正认识他，但终于感觉到他的耿直、柔韧、优美，他更为宽厚、细腻的胸襟和自信。
三
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在我身上出现了单细胞特征，后来又怎样慢慢地消失？此事不可告人，但是让我思考了很多年。有一阵子，一见到亲亲热热的白人小情侣，我心里就升起黑色的火焰。有时大发雷霆，莫名其妙跟人吵架。或者连续几天闷在屋里，观摩体会某些反常的性爱技巧，还收集了数量可观的情色图片。我有一份工作，偶尔也有贫乏的社交。除了频繁搬家，我生活中并无明显的脱轨信号。跟别人说话时，另一个真实的“我”极少在场，只需背诵台词。社会也并未要求更多。一团冰冷的雾，罩着我的两眼，后面是野花、小道、潮湿的风和弯曲的尸骨。我遁入幽深的幻想世界。小时候爱听的歌、爱看的书，早忘得一干二净。
我交过几位女友。其实，即使在出现单细胞症状之后，也还能碰到一些女孩，愿意和我在一起。她们很善良，对我也都挺好，当然最后还是分手。不过，假如在一些关键点上，我能再坚持一两分钟，那么闭上眼干脆结婚，也并非毫无可能。我熟悉惯常的程序：通话，写信，聊天，散步，性交，出现障碍，痛苦分手，等等，而事实上“我”并不在场。
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不在场”有可能演变为日本式的Hikigomori（家里蹲）。也就是说，身体健康的男人女人，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门，也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我个人的情况，没恶化到那种程度。即使在最分裂、最压抑的那些年，我还是不肯放弃生活、交往、恋爱。但最后一个环节，我躲不过去。不论哪一位女朋友，或早或晚，都会在乎这件事。生理上的高潮，我可以达到。不过，在最关键的几秒钟里，我没办法也不愿意注视她的身体，尤其不能看她的眼睛。
后来，我知道自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归根到底，从内心深处，我看出自己不是东西。身上有一股气味，自己都能闻到。在我进入单细胞状态之后，中国有人写了无数行朦胧诗，后来便是中国的经济起飞……有趣的历史与我擦肩而过。
90年代初的旧金山，出过两部电影。导演是菲利普·考夫曼，一部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另一部叫《亨利与琼恩》。当时大伙儿都说好酷、好前卫，真性感、真卖座！反共的捷克医生托马斯，每天在布拉格古堡里和不同的酷女人做爱。还有美国来的文学大叔，戴着诗人的圆片眼镜，去巴黎晒酷，并展示他高超的性爱技巧。每到男女主角脱衣亲吻的关键时刻，便播放激情浪漫的亢奋爵士；男主角胸肌爆爆，女主角乳房光光，像一段刻意造型的现代芭蕾。这两部电影走红的那年，我的单细胞状态也攀上嶙峋萧索的黑暗顶峰。那时我没去过欧洲，于是看不清几个简单事实：两部片子都不能反映20世纪的欧洲，只是浓缩聚焦美国小镇中产阶级的甜蜜想象。导演本人是玩“欧洲范儿”的美国犹太人，他和“愿意让自己感觉特欧洲”的美国酷青年一道，剪出来一段陶醉自我的遐想共振。更为致命的问题是：一个被改装和剪接的想象之“场”，在性爱的湿润幻觉中注入微妙的心理转基因。被笼罩在这种幻觉里的童稚男孩，始终无法懂得真东西应该是什么样，以及他自己的身上又缺了什么。
2010年夏天，从莫斯科来的卡特琳对我说：“完美性爱是最高的境界，为之愿意舍弃一切。”我寻觅半生的苦涩真理，被一个没读过几本书的小女孩，轻轻松松就说了出来。此事足以证明，女孩比大男人更懂得“在场”的含义。
那段不堪回首的单细胞岁月，让我体会到另一种监狱。它无须高墙、电网和囚室，也没有清晰的罪名或刑期。无数男人女人，没有外力强迫，自动自愿退回一种返婴状态。四面八方响着激情摇滚，震耳欲聋，周而复始，不厌其烦，如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亨利与琼恩》中伴随男星女星极品做爱的那种。他们不以为自己是牢里的犯人。
我40岁以后遇到的那次真爱，或许结局凄惨，但我告别了单细胞生命，成为一个男人。唯有她真心拥抱了一个最凄惨、孤独的我。她走后，我死了一次。世界变为透明的水晶，罩在冰冷、纤细的蓝光下。封冻已久的记忆，忽然融化。长长的绿皮火车，从山洞里穿出，驶向丰饶的田野。
变成单细胞的不止我一人。无人能够逃脱时代，男性正在消失。
我的爷爷是一个男人，他坚实，刚韧，顶天立地。造就男人的是泥土、女性和制度，但不是唯物主义的那种“制度”。事实上，男女两性的基本特征都在消退。如果真心爱过，贴近过一颗燃烧的心，就不会忽略这个恐怖事实。孩子会习惯任何一种氛围，他察觉不到有任何反常。在母亲、姐妹、男女同龄者的细密熏染下，男孩子一天天长成他最后的样子。
2000年夏末，在加州读中学的俄罗斯女孩达莎，为我录制了苏联国歌。听到那曲子，我觉得自己不会白活。一个遥远、壮阔、苍凉的声音，召唤、等候着我。有过那么一片土地，那里没有华尔街，没有投机商，没有好莱坞的破歌破明星和纽约、旧金山的酷白人，大家一样有房住、有工作、有美好的爱情。我也晓得，后来这些变成了扯淡。在圣彼得堡的上空，有一种特殊的颜色。1917年的大革命，戴了唯物主义的红帽子，但是发射出宗教和末世的蓝光。这亦是单细胞者的救赎之光。从那光泽和歌声里，我闻到雪地和森林的湿润、旷野的率真和神秘，以及内心复活的遥远希望。
四
苏联骤然解体已经21年了，其间种种是非、内幕、来龙去脉，有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每一场战争或革命，都有直接的导火线，也有更为复杂的深层背景。多数人会同意一件事：爱不需要任何理由。对俄罗斯的土地和天空，我是一见钟情。爱屋及乌，或是爱乌及屋，都不重要。相关的历史资料，还有文学、社会报道等等，我都有兴趣，也尽力浏览。关于1991年的解体，我提一个自己的观点：人们不爱苏联了！就是这么简单。爱是不可以强求的。
“不爱这个国家了”，这话很重，很难说出口，哪怕用很轻的声音，只对自己说。它像尖利的鱼刺，生锈的刀片。但是生活和历史，会把这话摆在每个人面前，在恰当的时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2012年12月，依照近年固定下来的周期、频率和规模，美国东岸一个小镇又发生枪击案件。这一回，打死20多个六七岁的男孩女孩和几位老师。不能说我对此事无动于衷，我爱孩子和动物，心也是肉长的，但确实感到毫不意外。孩子们死了，官员和专家又要开始叽叽喳喳、这个那个地讨论。当然只是个案，美国人还是很幸福、很伟大的——他们一定都会这么说。
苏联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东正教、大草原、群星一般灿烂的小说诗歌、欧洲大战、列宁、克格勃，等等；是非成败，错综复杂。美国也有自己的故事。事实上，每个民族的历史、身份感和语言方式，都包含外人难以洞悉的深层逻辑，也可以称为“共享的精神能量”。它缓缓流淌，犹如弯曲的长河，混浊、幽深；从潜潜暗流中，时而溅出血色的浪花。从一个比较熟悉的水面上，很难揣测清楚另一条陌生河流的颜色和形状。所以，中国的故事、苏联的故事、美国的故事，各自源流深长，或许也暗藏杀机。相互之间，未必有多少可比性。
2000年年底，我下了最后决心，一定走出美国，去发掘更广阔的内心空间。是的，我觉得在美国很不自由，陷在一个纠结、分裂而又特别肤浅的中美二重奏里边，尤其不自由。当时我尚未摆脱比较严重的生存困境，还有感情困境。通通置之不顾了。感谢上苍，给了我最后那点行动的勇气，让我起死回生。
我没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只是清清楚楚觉得，继续那样在美国待下去，我会萎缩、破碎、沉沦。而且，因为性格偏执好胜，有极大可能会彻底变成一个疯子。或许还不至于买把冲锋枪上街“突突”陌生人，可能只是每天坐在图书馆自言自语，或者同几个相似的老疯子一道自言自语，但是距离“突突”的境界，不会很远。我没做过更科学的问卷调查，但是可以扶着一本《圣经》向天作证：在1999年秋天的旧金山，有过两位基本上正常、和善的成年人（一男一女，互不相识，国籍不同，30多岁），向我表达过类似想法（真想拎把枪上街，“突突”了丫挺的）。当然，他们是在开玩笑。无论如何，倘若在这样的场合，还不适合使用Что-тоне так这个短句，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情况能够适用。
所谓单细胞生存，指的是这么一种状况：无以言状、难以形容的疏离、绝望、僵冷、孤独，难以预料、偶尔突发的暴怒。使用俄罗斯或者中国的逻辑，比如改革新思维、古拉格群岛、和谐社会、经济起飞、公民议政等，都无法解释这种新情况。它不是政治苦恼、经济苦恼，而是我从血肉、骨髓中听到的嗡嗡低语，无面目、无神情、呆滞、恐怖的存在性苦恼。都要成疯子了，你给我学位？给我市场经济？美国3亿多人口，定期服用新款、旧款各种抗抑郁处方药的轻、重心理病患者，至少四分之一。近年来，服药者中增加了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甚至儿童，是父母遵照医嘱劝导或强制他们服用的。
几年之后，我彻底好了。一些可怕症状彻底消失。我没力气去回忆当时那些离奇感受，也很奇怪为何自己没及早抽身，却在那儿纠结挣扎，还自我分析了好多年。分析是没有用的，换一口空气，换一片天地，换一群人，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我的痊愈和爱有关，但不单指男女恋爱。我发现自己爱上了森林、落叶、极光、黄昏中的悬崖、小姑娘的脚踏车、德国车站卖的红色香肠、山坡上的木教堂、伦敦小巷深处的快餐店、哈瓦那西郊树林子里的艺术学院、肮脏的堤岸、灰色的大浪，当然，还有绿皮火车。俄罗斯总归是起点或者终点。它的残破、怪异、潮湿，夹杂着春风一般飘逸的宽阔、邈远和明朗。每次回到俄罗斯或乌克兰，总会从四面八方感受到某种神秘和无理性，如同曲调不明的音乐，在寒冷大气中冉冉流淌。没有什么经营管理学的专业词汇，可以准确界定那种融化的、自由自在的流动感。在南欧的葡萄牙、意大利，中欧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欧亚交界处的土耳其，中美洲的墨西哥，都会呼吸到各不相同、难以言表的空旷、回音和迷醉。唯一可信的结论是，那些无法界定的音响和气息，来源于某种隐匿天地间的神迹——这就是深层语言。每一块土地，都有不同的深层语言。政治变化只是一些大词，而听见深层语言，会让一个人懂得，在哪儿他会变成疯子、死人，在哪儿又能活回来。
2001年9月，发生飞机撞大楼的恐怖事件。之后10年，美国在各方面飞速坠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将全部希望寄予美国，从经济复兴到文化皈依，显得多么可笑。10年中，某一种特定视野和话语自我爆炸、悬空、虚拟化，终至于枯萎、缩小。当今美国一般地方性报纸电视，根本就是废纸噪音。即便是《纽约时报》，也未必就比《环球时报》给人更多的阅读快感。过去20年，美国的基金会也捧出了几个本土作家，他们专精于晦涩难懂的语言游戏，虽然读者寥寥，但是能够捕获具有自闭倾向的一小群中年追星者。在更广阔的大众市场上，粗鄙恶俗的巨潮如山洪暴发、势不可当。到了2012年，绝大多数美国书店关门大吉。还保留阅读习惯的，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极低。而美国的评论家、旅行家、摄影家、专栏作家和教授们，对于本国城市社区、娱乐休闲、男女恋爱、媒体读物中明白无误的贫乏趋势，保持奇怪的集体沉默。
1978年，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发表过一个讲演，过了34年，重读一遍，还是有点意思。那时他已经点出了大众传媒的隐蔽洗脑，也不客气地直言西方文化整体萎缩，集体人格趋向于猥琐、焦虑、平庸。可贵的是，作为流亡者的他，有勇气坦率承认，当代西方不能成为日后苏联转型的理想范本。
时至今日，前东欧异议者群体在人格上的坚韧、丰满与虔诚，仍然让我震惊并肃然起敬。而历史从日后演变中接二连三甩到他们墓碑上一记又一记沉闷的耳光，也真是足够酸楚、残忍、黑色幽默的。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失去了一段毕生难忘的酸楚爱恋，也觉得自己终于长大。作为一个成年男性，出于好奇，也为了测验新长的皮肉还有免疫能力，我又拎着包回到美国。之后断断续续，一直住到今天。在那儿已经、正在并将要发生的一切，都不出我的意料，除了下坠的速度。
心里边出了问题，不再说人话，爱的能量发生错乱，爱的制度停止运转。历史上别无先例，因为美国已达到人类顶峰，剩下的全是细节。
今日北美新大陆，不论东南西北，总归是那么一副表情、一套面孔：单薄、浮夸、自负、弱智。美国将自己变成了一段启示录，一片《旧约》中的圣地，脱离地球的诺亚方舟。老欧洲的文明和历史，早已从它视野中消失；老欧洲的情感和沧桑，亦从心中抹去。
总而言之，我没力气慢慢去解释后现代主义的各套理论，用无数把纤细然而锋利的手术刀，拆解一切既往的符号、语言和人类自我身份。推而广之，就是消解、拆散一切精神和审美符号，取消它们的绝对性。过去30年，西方各种文化力量唯一达成了的目标，就是在自己内部，尤其在美国，拆解、废弃了传统性别角色，还有传统男女爱情。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成百上千种新的主义实验，什么吸大麻主义、摇滚乐主义、同性恋主义，不一而足。真正留存下来的，靠左边的是女权加同性恋，靠右边的是“市场万能”的新自由经济学。两种东西延展、妥协，内化到无数人身上，形成神经质一般的自恋、纵欲，又无时无刻紧张、孤独的病态组合。此乃当代西方俯拾皆是的典型个性，遍及男女老少、庙堂街头；个个如此，久而久之，显得分外无助、无聊。二三十年一晃而过，人都老了。强悍和尊贵，作为人生品格，不再属于今日西方。贫富极度悬殊，文化精神生活虚假凋敝，日常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极度规整、刻板、隔绝、孤寂的国度——这是今日的真实美国。无限度物质扩张被提炼为一种新的集体共同身份，除了大众娱乐语言、心理咨询语言，还有技术、数字和管理语言之外，在人与人之间，似乎再没别的交流形式。
1991年“自由”的胜利，意味着人类的一大部分彻底臣服于这种生活方式。一切历史文化、共同情感，全部归纳为标准化、程序化的经营对象。看似五光十色，事实上荒芜心灵、摧毁环境，让千百万人围着一个荒谬、虚幻、永不可达的目标，终生苦难行军，任劳任怨，不发怨言。
索尔仁尼琴毕生思索俄罗斯灵魂的内在实质，以我的俄文水平和阅读能力，没资格就此话题多说什么。显然，主导解体后俄罗斯进程的，不是他推崇的传统东正教精神。不论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以我的个人经验，没觉得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整体处处招人讨厌。对于若干其他族群，则无法如此乐观。
10年中，我稀里糊涂走过的路——英国、德国、东欧、俄罗斯、东亚，恰好是马克思学说在欧亚大陆的传播路线。冥冥之中的安排如此奇妙，让我惊叹。从思想上追随这条路线，完全不是我的初衷。我这代人注定了还要见证天翻地覆的改变。我没找到新的理论，但是听到断断续续、逐渐远去的歌声。爱不会死亡，而理论像枯败的树叶，在生与死的广阔田野上，被吹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