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入日本的中國曆法，除了《元嘉曆》、《儀鳳曆》之外，還有《大衍曆》、《五紀曆》、《宣明曆》、《符天曆》、《授時曆》、《大統曆》等，這些曆法的東傳經緯大多可考，唯《元嘉曆》和《儀鳳曆》傳入日本的歷史已無可考。
中國曆法傳入日本之後，日本對曆法非常重視，設置專門的機構進行曆法研究。到了平安中期，日本的曆法制定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中國的水準。神宗元豐元年（1078）十二月，爲了使宋朝的曆法更精確，神宗詔司天監搜集日本、遼國和高麗的曆書來進行核對，參考各曆的異同，結果證實日本、遼國之曆與宋朝使用的《宣明曆》相符，而高麗的曆法則與《宣明曆》稍有岀入（參見蔡毅編譯《中國文化在日本》之“中國曆術在日本”（作者：王勇），中華書局2002年版。）。此時日本的曆法幾乎與宋朝的曆法並駕齊驅了。
從以上的幾個事例可以看岀，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總是雙向的。雖然中國文化向日本輸岀是主流，但是從宋朝開始，日本文化也開始向中國進行“逆輸岀”，並且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平安時期日本精巧的工藝品等傳入中國，並爲宋人所好，便是這方面極好的證明。
§§§第三節日本文化吸收宋代文化
的若干啓示唐代中日文化的交流達到了高峰，當時唐代文化作爲一種先進的異質文化，在傳入日本之後，經過初傳、發展、吸攝和融合，在異國歷史文化、習俗的培植和澆灌下，不斷地生長發育，最終成爲了日本民族歷史中一枝璀璨的花朵。
日本的全部歷史，可以說是一部卓有成效地吸收外來先進文化的歷史。在千百年這樣的歷史發展中，日本人養成了能够對一切優秀外來文化兼容並包的習慣，他們能從中自由地取其所需，從而形成自己民族的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他們不大考慮原外來文化體系的整體性，不去管各種外來文化體系之間的矛盾衝突，也不顧忌對自己原有文化的否定。這種心理特徵使日本人對外來文化的攝取具有特别強的能力。
如果說唐代文化是以一種主動的姿態輸入日本，而日本也是以主動的姿態接受唐代文化的話，那麽到了宋代，情況則大不相同了。此時的日本正視現實，發奮圖強，發揚取長補短、兼收並蓄、有目的地學習宋代文化中的先進東西的優良傳統。
日本人的這種優良傳統是在當時國内外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逐步形成的。由於日本古代歷史的後進性，日本必須向先進的鄰邦——中國學習，以改變自己的落後面貌。縱觀日本的歷史可以看出，每當歷史進入關鍵時刻，日本總是通過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和攝取，從一個落後的社會階段躍入一個先進的社會階段，追趕先進的歷史潮流。當中國已進入奴隸社會，並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日本還處於原始社會。但是，由於日本接受了中國先進的生産力——水稻、銅器和鐵器，使日本社會從繩紋文化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躍入了彌生文化的金石並用時代，出現了日本國家的雛形——邪馬台國。接着，日本又從中國接受秦漢的封建文化，並建立了大和國，從而形成了大和民族的統一國家。隨着社會和歷史的發展，大和奴隸制國家嚴重地束縛了日本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於是聖德太子（575～622）以中國爲模式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以天皇爲中心的中央集權制來挽救日本的社會危機，終於由以舒明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626～671）和中臣鐮足（614～669）爲代表的新興勢力發動政變，實行“大化改新”，頒佈了一系列的法令和制度，建立了以隋唐爲模式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在聖德太子制定的《憲法十七條》中，儒家思想已顯示岀了優越的地位，這部憲法還兼容了法、墨、道、佛思想，以適應日本國情爲準繩，而不管這些思想本來是如何相異、如何對立的。《憲法十七條》奠定了大化改新的基礎。大化改新之後，隨着中國文化的大規模移植，儒家思想被貫注於政治之中而被大力推廣。與此同時，中國的儒家經典也成爲了日本各級學校的教科書，祭祀孔子的祭奠之禮也越來越隆重。作爲儒學開山鼻祖的孔子，不僅在中國而且在日本也被看成是聖人。日本在隋唐文化的影響下，從此進入了早期的封建社會。到了奈良時代，日本全面攝取先進的中華文化，先後制定了《大寶律令》、《養老律令》等律令。雖然這些律令大都模仿唐律或完全抄自唐律，但《大寶律令》的頒佈，標誌着大化改新的基本完成，而更爲完備的《養老律令》的頒佈，則標誌着日本建成了以唐朝爲模式的律令制國家。在此後一千餘年的歷史中，日本學習、吸吮着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不斷发展，逐步改良，進而形成了日本獨特的民族文化。
到八世紀時，以班田制和租庸調制爲基礎的政治制度已阻礙了生産力的發展。到了十二世紀末期，這種政治制度遂被莊園制所代替。莊園制的确立，意味着日本律令制政治的瓦解。繼之而來的是以農奴制經濟爲基礎的貴族政治。以農奴制經濟爲基礎的貴族政治的建立，標誌着日本文化已從唐代文化的模式中脫胎出來，建立了自己的“國風文化”。日本的封建化是以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模式進行的，當它脫離中國的文化模式而獨立創造自己的社會和文化時，標誌着日本的封建化已經完成。從此，日本從以自由農民爲主要生産力的早期封建社會進入了以農奴爲主的中期封建社會。至此，日本民族正式開始崛起於世界的東方，其在文化上的發展已與中國持平，在某些方面甚至還开始對中國進行文化逆輸出。日本中期的封建社會，爲建立適應本國社會的文化，先後從中國的宋、元兩朝攝取以禪宗爲主的中國文化，逐渐成爲武士文化的骨幹。對其他有利於日本的東西，日本也在努力吸收，但是這種吸收已不像唐朝那樣全盤吸收，而是有選擇地根據日本的實際情況進行吸收。十六世紀後半期，日本從長期的戰亂中走向統一，迎來了後期的封建社會——江戶時代。此時，日本以中國的儒學（朱子學）爲社會的思想基礎，從中國攝取明末清初的文化，從而使自己的幕藩體制更加完善。
中華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對日本的文學、樂舞、書法、繪畫、史學、建築、民俗、禮儀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滲透。日本社會對中華文化的理解也大都是以唐代文化爲標準的。中華文化輸出到日本，不是一種恩惠，而應該看成是先進國家的責任；日本接受中華的文化，應當看作是日本的一種權利，而不應忌諱爲缺點。現代文化是世界性的，它由許多文明民族累積交流而成。吸收外來的文化，最重要的在於選擇、消化，日本民族在這方面做出了極好的表率。他們模仿中國的教育制度而不取道教，更不取科舉制；抄襲唐朝的法律典章制度，但強調天皇的萬世一系，而对中國封建社會的王朝更迭和宦官制度則棄之不取；效法宋明有序的社會禮俗，而不學婦女纏足等陋習。這些都是日本民族的明智之舉。
日本民族是一個輕思辯而重實用的民族，其注重實用的特長經過思想上的昇華，形成了自己民族特有的藝術。例如插花、茶道以及能、歌舞伎等，都生動地體現出日本人重視實際生活的精神特質。特别是茶道，茶本是從中國傳入日本的，但喝茶的習慣卻迅速遍及日本全國，並由此産生了所謂“茶道”，“於一抹茶煙，心觀世相；于一陣松風，身遊塵外。斗室即天地，方丈的壺天即是深山大川。一幅之書、一莖之花，盡有含蓄，盡有趣好，由是而淨化身心，嘗到人生藝術的境地。能如是者，無論如何除了日本的茶道是求不到的”（小泉八雲：《日本與日本人》第11頁，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
在陶瓷、漆器、造紙、印刷、紡織、鑄造等工藝方面，日本在唐朝時大都學習中國。由於他們不斷鑽研和進取，到了德川幕府後期，日本的這些工藝幾乎可与中國並驾齊驅；而蒔繪、造紙等工藝，已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譽。此外，如日本吸收中國的儒教和禪宗而使武士有勇知方；由中華傳統武術而發明柔道；由白居易的《長恨歌》短篇故事而産生紫式部的《源氏物語》長篇小說……所有這些，日本皆近於消化並加以發揚。當然，唐代文化、宋代文化乃至於中華文化在日本歷史的發展和現代化的進程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以及如何發揮作用，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從日本古代的歷史可以看出，日本封建社會化的完成與中國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中日兩國的文化關係較爲接近，但也有許多截然不同的地方，大至民族精神，小至飲食習慣，都存在着諸多的差異。當然，中日兩國文化也有許多共同之處：都是農耕民族，都受儒教的影響和佛教的熏陶，都使用漢字；都使用天干、地支、二十四節氣，甚至連許多傳統節日也一樣。這些主要是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日本就是通過對中國文化的攝取而建成一個封建國家的。日本接受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雖然這種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日本已發生了變異，但是，日本並没有直接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産生現代化。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學進入日本，與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在内的日本傳統文化相結合，纔推動了其現代化進程。而大力發展商品經濟、逐步實行政治民主化、高度重視科學技術與教育，纔是日本由資源貧乏的落後國家變成工業化強國的基本原因。日本民族有許多長處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們的古代没有類似中國的四大發明，近代也没有像牛頓、愛迪生那樣的大科學家，但其現代科學技術卻不亞於世界上任何國家。他們的封建社會起步比我們晚了上千年，但通過“大化改新”並向中國學習，日本縮短了與中國的差距；他們的近代社會比歐洲國家晚上百年，但通過“明治維新”並向西方學習，日本很快又趕上了西方，跨入了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日本是怎樣使各種不同文化巧妙地融爲一體，他們是怎樣使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發展成爲經濟大國的？凡此種種都值得我們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和討論。當然，日本現代化的進程也是極爲曲折和複雜的。當聰明的日本人發現了西方工業文明的某些弊端之後，及時將經過改造的東方文明（包括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某些因素作爲調節劑注入到日本社會的機體中，對日本現代化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外國民族文化是觀察本民族文化的一面鏡子，我們通過研究外國民族文化，尤其是研究深受中華文化影響但卻與中華文化相異發展的日本文化，無疑對進一步認識我們中華文化，对分清哪些是精髓、哪些是糟粕、哪些需要發揚光大、哪些需要進一步改進是很有意義的。闡述宋代文化向外發展的歷史及中日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影響，可以堅定我們對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的信心；而審视日本運用、消化宋代文化的成就，也可給我們建設和創新現代文化以更多的有益的啓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