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了中國禪宗的日本禪宗，不僅遠比古代傳入日本列島的佛教更爲成熟，更爲深入與廣泛，而且也更富有哲學意味。禪宗傳入日本後，被衍生出萬般新意，朝着民衆化、社會化、藝能化的方向發展，從而發展爲東方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甚至認爲，日本藝術乃至整個日本文化都發源於禪學。他的此番言論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禪學對日本文化的深刻影響。此外，禪宗重直覺，是一種非邏輯的思維，這正與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及文化相契合，這也是禪宗在日本産生強大滲透力及廣泛影響的重要原因所在。
四、禪宗與日本武士道
禪宗在傳到日本之後，與舊佛教念佛讀經的做法相比，更加注重實踐，其修行的主要方式之一即坐禪。它認爲衹要持之以恒坐禪冥想，即能消除妄念，獲得頓悟。除了坐禪之外，禪宗還以“作務”爲主要修行方式。所謂“作務”即砍柴、燒水、打掃、種田、修整園林等，亦即以勞動作爲最佳的精神修煉方式。
禪宗在日本經歷了一個融合消化的過程之後，纔逐漸被日本民衆所接受。日本建久三年（1192），鐮倉幕府建立，從此日本正式建入了中世紀封建社會。在日本的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出現了貴族與武士的區别。平安後期，朝廷勢力式微，甚至喪失了維持地方治安的能力，莊園領主之間爭奪土地的鬥爭也日趨激烈。隨着莊園制的擴大，階級矛值也在進一步加劇。爲了保衛和擴大自己的領地，莊園的領主建立起了私人的武裝力量。與此同時，寺院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也擁有了自己的私人武裝。而國司、郡司爲了加強地方上的治安，也更要加強武裝力量。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莊民被武裝了起來，成爲脫離農業生産、以戰鬥爲業的武士，從而産生了武士階級。十一世紀以後，又逐漸形成了超越莊園範圍的地區性武士集團。在衆多的武士集團首領中，勢力最強的是源氏和平氏。源氏和平氏兩大集團进行了長期的抗爭。終於在十二世紀末，日本首先出現了以源賴朝爲首的關東武士集團。這個武士集團所建立的中央政權即鐮倉幕府。十四世紀前期，室町幕府又取代了鐮倉幕府。
從鐮倉時代起，武士成爲日本社會的統治階層，武士道的内容也大爲豐富和完善起來。鐮倉幕府的第一代將軍源賴朝（1147～1199）在開創幕府的爭戰中，爲獲得武士集團的永久支援，建立了御家人制度，他宣佈效忠自己的武士們爲“御家人”，御家人經濟上的一切權益受其保護，有功者除了擁有原來的土地外，還可以得到新的“恩給地”。源賴朝還設立了管理武士的專門機構——侍所，明確了源氏與武士之間相依爲命的主從關係。御家人多是地方豪強，最初以關東地區的地方豪強爲主體，幕府確立之後，御家人制度推廣到全國各地。
禪宗傳到日本之後，不僅受到普通百姓的普遍信賴，就連日本的皇室、貴族也纷纷參禪皈依。如後白河天皇、後鳥羽天皇、龜山天皇、伏見天皇、後伏見天皇和花園天皇等都剃髮爲僧，成爲佛門弟子，稱爲法皇。而日本的禪宗大師元菴普寧就曾接受了北條時賴（1227～1263）的皈依。北條時賴屢次就兀菴普寧修禪，到了弘長三年（1262），終於大徹大悟，在得到了普寧的认可後，鐮倉武士與禪宗結下了不解之緣。大休正念接受北條時宗的皈依，並于弘安元年（1278）冬自作請帖，派遣德詮、宗英二僧入宋，邀請禪宗大師無學祖元來日弘揚禪法。在皇室、貴族的大力推動下，禪宗在日本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廣。
貞永元年（1232）五月，在“評定衆”太田康連的主持下，由法橋圓全執筆，日本制定了武家第一部法典——《御成敗式目》（成敗：審判、懲罰之意；式目：法規。）。因此法典制定于貞永元年，故又稱《貞永式目》。這部法典和古代的《大寶律令》等法典有所不同，它是以武士的道德倫理爲原則，以封建領主和家臣的相互關係爲規範而制定的。制定《貞永式目》的目的正如主要制定者、鐮倉幕府第三代將軍北條泰時（1183～1242）所言：一是要“防止無視是非曲直，憑恃當事者的勢力強弱，而妄加裁決的事態”發生，實現“定裁判之體，不拘人之高下，裁決全部平等”。二是要教育御家人知法守法。“律令格式原是國家之法，然武家之中，全無知此者。不知法而犯罪，以不知法而審判，因而其裁決可謂五花八門，甚爲迷惘”，現在統一制定的《貞永式目》，“雖文盲之輩，也能背記”。三是要“捨非賞直，安定庶民”，以期實現“仆忠主，子孝父，妻從夫”（參見《北條泰時函劄》，轉引自大久保利謙等編《從史料看日本的發展》中世編第131～132頁，吉川弘文館1963年版。）。
《貞永式目》共有五十一條，較之《養老律令》簡明得多。但因過於簡單，不可能解決當時極其複雜的形形色色的法律問題，於是以後幕府又制定了一系列“式目追加”，對《貞永式目》的具體實施做了許多具體規定和補充。《貞永式目》的内容涉及意識形態、行政、民事、刑事、訴訟等各個方面，全篇貫穿的是封建統治階級以法治國的思想。《貞永式目》明確地規定了守護地頭等家臣的身份和任務，各級武士都要嚴守崗位，絕對忠於自己的主人，樹立封建秩序和等級制度，進而實現中國儒家所倡導的“三綱五常”思想。因爲當初儒學即朱子學是依附於禪宗而傳到日本的，而《貞永式目》又是在禪宗的直接影響下産生的，可見這部法典與禪宗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禪宗在日本之所以受到武士們的歡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禪宗的教義符合武士們的心理。禪宗強調主觀能動性，認爲心即是佛，主張簡單樸素，摒棄一切繁瑣的理論和儀式，通過沉思靜坐來和大自然混爲一體。以廝殺爲職業的武士要使自己的意志鍛煉得像铜牆鐵壁那樣堅定不移，坐禪是一種最好的辦法，所以當時武士紛紛參禪，把參禪當做了鍛煉自己意志的一種手段。在坐禪中，不僅要求武士們嚴格進行自我約束，鍛煉自我克制的精神和堅強不屈的性格，還要做到心如木石，達到“兀兀如愚”、“如聾如啞”的内無一物、外無所求的境界。這種极端的克己主義精神正適合武士們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狀態。同時，禪宗修行的目的主要是打破生死之牢關，臨危不懼，即使遇到大事也能够做到從容行事，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都能做到绝不動搖自己的信心。這一點對武士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對武士們堅定自己的信念，提高個人的心理素質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鐮倉幕府北條氏的第五代執政北條時賴，曾就學於京都的禪僧和中國南宋去日的禪師們，熱心研究禪理，深得禪之奧義。北條時賴去世時年僅三十七歲，他臨死前身披袈裟坐禪，並平靜地賦辭世詩一首：“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打碎，大道坦然。”南宋寶祐五年（1257），當元朝的軍隊南下時，無學祖元正在溫州能仁寺的佛堂中坐禪。元兵將刀架在祖元的脖子上，他不僅能做到絲毫不動神色，而且還口占一偈，表達了自己從容鎮定的精神狀態。無學祖元這種打破生死牢關的修養工夫也正是日本武士所需要效法的，他爲日本武士起到了楷模的作用。弘安之役時，當日本軍隊被忽必烈的蒙古大軍打敗時，北條時宗的情緒極爲沮喪，無學祖元便以禪宗的精神開導安慰他，並寫“莫煩惱”三字相贈。在無學祖元的鼓勵下，北條時宗用自己的鮮血抄寫《金剛經》和《圓覺經》，表現了十足的武士道精神。當蒙古大軍大舉入侵，日本面臨滅頂之災時，日本的武士們能從容地與元軍作戰，從容地平息如此大難，修禪之功的確在精神上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北條時宗打退了蒙古大軍入侵後，深得日本人的崇敬。
日本禪宗的祖師榮西兩次入宋，他回到日本後，提出“興禪護國論”；其弟子道元從宋朝學禪後，回到日本又提出“興聖護國論”。兩位大師的觀點，使得與政治本無關係的禪宗在傳到日本後帶上了極爲濃厚的忠君愛國思想。從榮西作於建久九年（1198）的《興禪護國論》的題目來看，他認爲興禪就是爲了護國，而護國則必須興禪，興禪的目的是爲了愛國安民，也就是要體現中國儒家的“忠恕”、“仁民”，要求臣民忠於自己的君王，愛自己的國家。
圓爾辨圓在《聖一國師語錄》呈藤原兼經的信中說：“五月花開無根樹，一陣香風天地寬。天地寬兮春萬國，家門昌兮民物安。”（大久保道舟：《日本文化史叢考》第111頁，東京誠信書房1977年版。）他認爲禪法興隆後日本便會岀現天地廣大、國泰民安的社會局面。圓爾辨圓又把禪宗和政治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
無學祖元把禪宗的精神内涵進一步引申擴大。他不僅提出了“愛國安民”的觀點，甚至還用儒家的口吻說：“事母盡孝，事君盡忠，事民牧惠，參禪悟宗。”（古田紹欽：《日本的禪思想》第160頁，講談社1980年版。）進一步把參禪與忠孝仁愛結合起來。
榮西、祖元、圓爾辨圓等人的禪宗思想對日本武士道的形成及發展有着極大的影響。
日本的武士道是隨着日本武士階層社會地位的提高而出現的一種倫理道德觀念，經平安時期醞釀，到鐮倉時代轉为武家時代的統治思想。其内容散見於《吾妻鏡》等史書及《平安物語》等軍記、史談之中。這種道德觀同宮廷貴族的思想有所不同，它是以中世紀家長制（“惣領制”）爲中心的一種主從之間的道德規範。這種道德規範最早是由平安時代構成武士團的家長和“家子”、“郎黨”之間，通過主君恩賜家臣以封地和所謂的身份，家臣則對主君矢志忠節的權利義務關係産生的。幕府時代，在鐮倉將軍、執政同御家人之間，這種觀念有了進一步的約束性，主從關係比父子、夫婦關係更爲重要，武士們如果違反了這種關係，就会被認爲不是真正的武士，要受到嚴厲的責罰。
武士道是日本武士的道德規範和生活禮儀，也是日本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一種特有精神。武士道在平安時代隨着武士的形成而逐漸産生，到武家開始執掌政權的鐮倉時代，纔逐漸興盛和發展起來。在江戶時代，武士道吸收儒家倫理道德思想而理論化，其影響深入日本社會各階層，與神道一樣，成为日本國民的一種深層文化心理。
一般認爲，武士的道德行爲規範就是“武士道”。然而，在鐮倉和室町時代還未曾出現武士道這一說法，它最初被稱爲“武者之習”、“兵之道”或“弓矢之道”。形成“武士道”的說法，是江戶時代的事。武士道一語，是戰國時代（1467～1568）纔出現的。“武者之習”或“武士道”的思想來源，與日本神道、佛教等都有着密切的關係。它們對“武士道”的影響程度，雖因時代而異，但就大體趨勢來看，儒學的影響是與日俱增的。武士集團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集團，其内部最重要的人際關係，一是主從關係，二是家族關係。規範這兩種關係的道德觀念，便是對主君的“忠”和親長的“孝”。“忠”與“孝”都是來自中國儒學的概念。但是，在日本武士的心目中，“忠”與“孝”的内涵，以及對兩者關係的認識，都與中國儒學中的“忠”、“孝”不盡相同。就“忠”的道德概念而言，中國的原始儒學認爲，君臣關係不衹是臣下單方面的絕對忠誠義務，“忠”是有條件的。孔子雖主張“臣事君以忠”，但是要有一个前提，即“君使臣以禮”（《論語·八佾》。）。孟子也有過類似這样的論述（關於這方面的論述，參見《孟子·離婁下》。）。也就是說，原始儒家認爲，臣對君的“忠”是以“禮”和“道”爲前提條件的。直到漢代儒學大師董仲舒提出“三綱”理論，臣對君的“忠”纔變成了無條件的。在日本武士的主從關係中，最初，臣屬對主君的“忠”也不是臣下單方面的絕對忠誠義務，不過它不是以“禮”和“道”爲前提條件，而是以主君的“恩”爲交換條件。主君要給臣下恩顧與保護，其中最重要的恩顧是給予臣下領地或承認其已有的領地權。作爲代價，臣下必須在戰時或平時對主君承擔種種義務，其中最主要的是爲主君戰鬥乃至獻出自己的生命。由於主君與武士間的主從關係常常是世代相襲的，因而在物質利益之外，也逐漸形成了情的關係。爲主君之“情”而獻身的精神，實際上是由有條件的“忠”向無條件的絕對“忠”演變的先兆和橋樑。當“忠”與“孝”發生矛盾時，武士們的道德關所強調的是爲主君獻身、重名譽、重禮儀、明身份的道德規範。武士道的核心内容就是以這種家臣對主君的“忠節”爲核心的思想，它要求武士具有武勇輕生、愛名尚義的精神，養成重視禮儀修養、節約寡欲、以清廉自許、鄙視平安貴族優柔文弱的習氣。武士道是根據儒學樹立起來的思想體系，其思想要素是信義、勤儉、廉恥、博愛，這些内容都來源於中國儒家的“德目”。而對這方面的培訓，則又借助於佛家唯心主義說教的力量。如淨土宗否定現世、鼓吹欣求彼岸樂土的思想，對培養家臣爲主君效死的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實踐禪宗的所謂極嚴肅的修業做法，有助於武士進行認真習武和勇敢殺伐的訓練。武士道中的主從觀念非常強。“入萬死而不顧一生，悉爲將軍棄命。”“君以禮遇臣，臣以忠爲君盡心，在軍陣救君之危，在太平之時不計賞禄，侍奉無二。”以上所言都是源賴義的部下效忠的話，從中亦可看出當時的武士盡忠盡節的風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