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畫的傳來及對它的接受，早在鐮倉時代就已開始。在北條時宗開創的圓覺寺塔頭——佛日菴中，早在十四世紀初就收藏有數十幅宋元畫，範圍涉及頂相、道釋、花鳥、山水等，其中包括有牧溪的猿、李迪的虎、宋徽宗的龍虎等。此外，從當時的禪僧語錄、詩文集、官方記載可以推測，建仁、南禪、建長等主要禪寺及官方的寺内裝飾等都大量地使用了宋元畫。
隨着日本漢文學的發達，日本的美術界還出現了以中國唐宋名詩爲題的詩軸畫，如大阪藤田美術館收藏的《柴門新月圖》，便是以杜甫名句“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一句的意境畫出的。後來的雪舟等揚將宋元水墨畫的傳統完全融合於日本畫之中，使日本畫作爲一種純粹藝術而獨立出来。雪舟的作品有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的《秋冬山水圖》以及現藏京都國立博物館的《山水長卷》，都是根據宋元畫式樣創作而成。雪舟早年入相國寺，從春林周藤參禪，跟周文學畫，宋元畫的傳統对雪舟的藝術之路影响很大。
宋元畫對佛畫、繪卷物産生了较大影響。托磨勝賀於建久二年（1191）繪製的教王護國寺十二天像屏風中的水墨畫筆法，圓伊于正安元年（1299）繪製的《一遍上人繪卷》等繪畫，都有宋畫的筆法和俯瞰式構圖法。此外，《東征傳繪卷》、《玄奘三藏繪卷》、《法人上人繪卷》等鐮倉時代繪卷物畫中出現了水墨障屏畫，可以稱爲“繪中畫”。由鐮倉時代所特有的表現形式所具有的共同特徵可以看出，在鐮倉時代的現實生活中，漢畫樣式的障屏畫確實已經存在了。
七、日本式茶會的流行及茶道
茶葉最早産於中國，早在上古時代，中華民族的祖先就把茶作爲飲料，“茶之爲飲，發乎神農”。此外，人們還把它作藥用，作菜肴。商代還把茶作爲祭祀品和貢品。《世說新語》、《搜神記》等典籍中都有關於茶的記載。由此可見，飲茶習慣同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一樣源遠流長。唐代名士陸羽（733？～803）酷愛茶事，他走訪了不少産茶地區，用了十年之功，終於在大曆十年（776）完成了中國第一部内容豐富的茶學著作《茶經》。該書論述了飲茶的種種好處，並把飲茶看成是一種文化的象徵。書中全面地總結了茶的歷史、功用、種植、採制、茶技、茶品等，爲中國茶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基礎。陸羽也因此而被奉爲“茶神”、“茶聖”。中日兩國的茶文化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大約在六世紀前後，茶葉傳入日本。當時日本把茶當作藥來使用，範圍僅限於一部分貴族和僧侶。
《日本書紀》卷二十四嵯峨天皇弘仁六年（815）四月癸亥（22日）條記載：
（嵯峨天皇）幸近江國滋賀韓崎（今日本滋賀縣大津市唐崎，琵琶湖西岸），便過崇福寺。大僧都（僧官）永忠、護命法師等，率衆僧奉迎於門外。皇帝降輿，升堂禮佛。更過梵釋寺，停輿賦詩。皇太弟（即後來的淳和天皇）及群臣奉和者衆。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
《日本書紀》是記錄桓武天皇延曆十一年（792）至仁明天皇天長十年（833）間史實的敕撰日本正史。嵯峨天皇（786～842）是平安時代的第三代天皇，他積極吸收唐代文化，並身體力行，在儀禮、服裝、飲食等各個方面，倡導“唐風”。大僧都永忠（743～816）曾在唐朝留學三十年，養成了飲茶的習慣。在這樣的氛圍中，嵯峨天皇在梵釋寺飲用了永忠的茶。這是日本現存最早的明確記載了年月日的飲茶記事。
平安時期，有關茶的記載已散見於《淩雲集》、《文華秀麗集》、《性靈集》等日本典籍中。在《淩雲集》所收錄的漢詩中，嵯峨天皇作于弘仁五年（814）的《夏日左大將軍藤冬嗣閒居院》詩有“吟詩不厭搗香茗，乘興偏宜聽雅彈”之句。《文華秀麗集》所收錄的皇太弟（即後來的淳和天皇）《夏日左大將軍藤冬朝臣閑院納涼探得閑字應制一首》詩中也有“避景追風長松下，提琴搗茗老梧間”之句。可見飲茶已在上流社會流行開了，飲茶開始成爲日本的一種社會風氣。後來，唐風文化開始向“國風文化”轉移，飲茶之風曾一度衰落，詩文中幾乎再也找不到關於飲茶的描寫。
到了中國的兩宋之時，飲茶之風盛行。日僧榮西自中土帶回茶種之後，初種植於肥前的背振山（今日本佐賀、福岡縣境）的靈仙寺，後又分給恵明上人（1173～1232），移植於畿内山城的栂尾山（今日本京都市右京區）上。後來，栂尾山成爲了日本第一産茶地，再逐漸普及到宇治（今日本京都府宇治市）及日本各地。建曆元年（1211），榮西在他七十一歲時撰寫了日本最早的茶書《吃茶養生記》二卷。該書以養生爲主題，講述了茶的種種養生功效。此書與北宋蔡襄的《茶錄》、宋徽宗趙佶的《大觀茶論》風格迥異，充分反映了榮西對飲茶的獨特認識和在中國飲茶的切身體驗。《吃茶養生記》是用中國古代文言寫成的，其序云：
茶也，養生之仙藥，延齡之妙術也。山谷生之，其地神靈也。人倫采之，其人長命也。天竺唐土同貴重之，我朝日本昔嗜愛之。從昔以來，自國他國俱尚之，今更可捐乎？……伏惟天選萬象，以造人貴也。人保一期，以守命賢也。其保一期之根源，在養生。其示養生之術計，可安五臟（肝肺心脾腎也）。五臟中心臟王乎？心臟建立之風，吃茶是妙術也。
榮西的《吃茶養生記》還記錄了製茶的一些方法，其“五臟和合門”的“明調樣”一章云：
見宋朝焙茶樣，朝採即蒸，即焙之。……焙棚敷紙，紙不焦，許誘火入，不緩不急，終夜不眠。夜内焙上，盛好瓶，以竹葉堅閉，則經年歲而不損矣。
以上内容詳細記述了宋代的製茶法。檢宋代茶書《大觀茶論》、《北苑茶論》等，其中有“龍團鳳餅”等名目，製作方法是把蒸好的茶葉榨乾，放進盆裏碾碎，做成塊狀保存。這種“龍團鳳餅”專供皇帝以下的宮内以及部分高官飲用。而《吃茶養生記》所描述的则是一般百姓的飲品。上面的引文，並没有點明製成的茶是塊狀還是葉狀，但根據《吃茶養生記》“遣除鬼魅門”的“服桑葉法”中提到的“末如茶法”，可知上面引文所說的不是茶葉，而是搗成粉末狀，然後飲用的末茶。現在日本茶道使用的抹茶（即末茶），有人認爲就是榮西從南宋傳來的。
宋代的茶，一般如《宋會要輯稿》第一三五冊食貨二九所說：
食貨志茶色號，凡片茶、龍鳳（二號其充貢）的乳、白乳……
凡散茶。上中上號（以上廬州）……茗茶、末散茶、屑茶（以上池州）。末茶、粗茶（以上饒州）……散（並杭州、蘇州、湖州、婺州、處州、衢州、溫州）……第二號、第三號（明州）。末等（台州）……
榮西入宋，足達於上述地名中的杭州、明州（寧波市）、台州（天台縣）。台州條作“末等”，可能是“末茶”之誤，如果這個推斷能够成立，那麽榮西所說的“宋朝焙茶樣”，就可以看作是他把台州的末茶傳到日本，成爲後來日本抹茶的前身。此處上引《宋會要輯稿》記事的“末散茶、屑茶（以上池州）”、“末茶……（以上饒州）”，有的也可以認爲是粉末茶，但它們都屬於散茶。因爲宋代茶分爲片茶和散茶兩大類，没有末茶。而日本現在的抹茶的製法，也還是先蒸後乾燥，再剔除亂莖雜葉，放入石臼搗成粉末，和《吃茶養生記》所說的方法相去並不太遠。
建寶二年（1214）二月四日，將軍源實朝嗜酒成癖，戒除無術，榮西獻茶一盞及“所譽茶德之書《吃茶養生記》”作爲良藥，使源實朝感佩不已。《吃茶養生記》一書認爲，茶是仙藥，吃茶既能養生益壽，又能解渴提神。實朝吃茶後很有效驗，其影響逐漸傳開了，一般武士也開始吃茶。茶對武士階層的浸染，即由此發端。過去吃茶僅限於公卿貴族，現在則普遍流行開來，並形成了“茶道”，即研究以茶會來修養身心以及進行社交禮儀的一種學問。
在禪宗的各個流派中，榮西傳來的是臨濟禪。此外，道元（1200～1253）于貞應元年（1222）入宋，在天台寺留學，又傳來了曹洞禪。曹洞禪特别重視寺内生活的“清規”。宗頤的《禪苑清規》（北宋崇寧二年\[1103\]序）卷一“赴茶湯”一節，詳細記述了作爲院門特有的飲茶禮儀。在道元的《永平清規》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如“辨道法”中有“吃茶吃湯”；“赴粥飯法”中有“大坐茶湯”；“永平寺知事清規”中則有“新到茶湯特爲”等語。其具體情況雖然不詳，但從上述《禪苑清規》之文，可以想見其大致端倪。另外，京都建仁寺每年四月二十四日爲開山始祖榮西生日舉行的“四頭茶會”，也殘留着古代禪苑茶禮的濃重投影。這些清規裏體現的禪院飲茶儀禮，因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1522～1591）的參禪而得到發揚光大，從而確立了日本茶道的基礎。在千利休之前創立佗茶湯的村田珠光（1423？～1503）也曾參禪而受禪旨認可，其茶道當然也少不了禪宗的印記。其他如蘭溪道隆（1213～1278）、無學祖元（1226～1286）等由南宋來日的禪僧，對臨濟宗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貢獻，當時南宋的茶藝也可能由他們言傳身教而廣爲流行。更值得大書一筆的是日僧南浦紹明（1235～1308）于南宋開慶元年（1259）入宋，在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今浙江餘杭）隨虛堂智愚學法，從徑山寺帶回一張臺子，他後來把這張臺子交給了天龍寺（今日本京都市嵯峨）的夢窗疏石（1275～1351）被用於點茶，日本的茶式由此而得到確定。
中國邀請賓客款待品茶之風傳到日本後，又有了新的發展，在煮茶技術、款待儀式及茶室佈置方面都很講究，形成了有别於中國的日本式茶會，即許多人聚集在一起喝茶兼作種種餘興。這種茶會最初在禪林流行，後來逐漸擴大領域，到日本南北朝時便在與禪宗關係最密切的武士階層流行了起來。日本式茶會的内容雖然流行於日本國内，但卻極富中國風味，尤其具有禪宗的風趣。日本式茶會的一般程式是，賓客到場之後，先由主人請進客廳，端岀點心飲用。“點心”一詞原是禪宗用語，爲兩次飯食之間爲了安定心神所吃的少量食品，其種類有水晶包子、水晶紅羮等羮湯類和乳餅、茶麻餅、捲餅等餅類，以及餛飩、素麵、冷麵等麵類。賓主之間相互推勸，形式與中國的會餐差不多。在這些羮湯、餅、麵用完之後，再用果盆端上龍眼、荔枝、蘋果、棗、柿、桔等。吃完點心後，賓主或在窗邊休息或在園中漫步，然後便進行點茶。點茶的儀式是由主人之子按次序給每一位賓客獻茶。點完茶之後，爲了助興還要進行一種叫做“四種十服茶”的品茶遊戲。這種遊戲的方法是，主人沏各種茶讓賓客品嘗，讓他們猜測是本茶（栂尾山産的茶）或非本茶（栂尾山之外地區産的茶），並以此來決定勝負。“四種十服茶”即是用三種不同的茶各泡四服，先飲每種的一服，然後剩下三種共九服，另外又叫作客的飲一服，一般共十服，沏了試飲，猜測茶的産地。這種鬥茶方式是模仿宋元的鬥茶而來的，到十四世紀的吉野時代（1336～1392）（指日本從後醍醐天皇延元元年（1336）至後小松天皇元中九年（1392）间以吉野爲政治中心的時代。）尤爲流行。後來，“鬥茶”逐漸與日本風土、習慣結合，並受和歌合賽、歌連會等日本傳統遊藝的影響，茶器、茶室、茶會都帶上了日本的特色。
鬥茶有一定的儀式，這些儀式又與禪林的日常茶飯禮式結合，以突出固定的茶儀，形成武家禮法，這樣就産生出了日本式茶道。室町中期，將軍的近侍藝術師能阿彌，設計出一套客廳的茶具及各種飾物，並規定了武家的茶禮，由此上流社會開始出現正規的茶道。
在品茶遊戲完畢之後便開始飲宴，並輔以歌舞助興。這種茶會就是後來的“茶之湯”。茶之湯的茶客較少，陳設也不豪華，多以清雅爲樂。在足利義政時代（指室町時代末期足利義政擔任幕府將軍這一段時期。）（1449～1473），日本的吃茶風氣極爲盛行。而在應仁之亂（指從後上御門天皇應仁元年（1467）至文明七年（1477），幕府内部以武將山名宗全（1404～1473）和細川勝元（1430～1473）爲首的兩大對立集團圍繞幕府將軍的繼承人問題所發生的武裝衝突。）（1467～1477）後，古城京都地區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公卿和僧侶都離開京都向地方分散，因而吃茶之風也逐漸波及地方。在許多名刹、公私邸宅、文物化爲灰燼後，京都、奈良等地仍然是日本茶師的故鄉。當時失意的僧人們把社會看成穢土，號召人們“厭離穢土，欣求淨土”。在這種思想影響下，很多貴族文人離家出走，或隱居山林，或流浪荒野，在深山野外建造草菴，過着隱逸的生活，創作所謂“草菴文學”，以抒發他們思古之幽情，排遣胸中的積憤。這種文學色調陰鬱，文風“幽玄”。鐮倉初期的文壇領袖、貴族出身的藤原俊成在他的一首短歌中寫道：“夜色籠郊野，秋風刺骨深草裏，鵪鶉聲。”充分體現了“幽玄”理念的實質，具有“寂”的風情和“幽寂”的氣氛，歌中“深草裏”的典故，正暗示出作者對失去的“理想鄉”的眷戀，既幽寂又玄妙。茶道也吸收了文學中的這種風氣。日本的茶道把這一時期的村田珠光奉爲始祖，經武野紹鷗等人的傳承和完善，最後由千利休集大成，確立了日本正宗茶道。
村田珠光把文學中的審美意識引進“茶湯”中，使“清寂”之美得到廣泛的傳播。他喜歡幽暗的色彩、恬淡的心境，認爲茶道应该始終保持恬淡。千利休的審美意識與他們一脈相承，他厭惡貪圖華美的風氣，把質樸、恬淡當作人生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