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那条大街的便道上，默默看着身边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大街拐弯处，一排又一排卖菜的、卖煎饼果子的摊贩在大声吆喝着叫卖。他们身后的墙上挂着一条横幅，上写着：
“下岗不气馁，大不了从头再来！”
我暗暗为他们叫好。不过我想：给我们做大饼的那位老工人一家人，可能不会去摆小摊卖菜，他们一定住在周围这些高楼大厦里，一定过着无比幸福美满的生活，说不定那位老先生这会儿正坐在哪辆豪华奔驰轿车里，悠闲自在地从我面前经过呢！
（十）
天刚蒙蒙亮，大街上空无一人，四下死一样的沉寂，走在其中，让人一阵阵胆寒。偶尔，不知什么地方突然传出一两声有气无力的犬吠，更让人毛骨悚然。
朦胧中，瞥见远远地胡同口处一个小小身影匆匆掠过，我知道，那一定是和我一样去上早校的同学。
天气冷得很，我抄着手，缩着脖，急急忙忙朝前走。
穿过这条大街往南拐，进入另一条大街，走十几分钟后向东，走不了多远就到我们学校了。总共的路程要走三十几分钟。
每天上早校和上晚自习，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走过去，又沿着这条路线走回来。夏天和秋天还好，冬天和春天就麻烦了。那两个季节天短，天亮得晚黑得早。而且那年月，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没精神，太阳一落山就钻进了被窝。街上没有路灯，黑乎乎的街道空空荡荡。家里穷，买不起手电筒，只好深一脚浅一脚慌慌张张地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有时候，正走着，忽然被软软乎乎的什么东西绊倒，爬起来一看，见是一个人躺在地上，吓得“哇”一声大叫，撒腿就跑。绊倒我的是个什么人呢？是死人还是活人？不知道。魂儿早吓掉一半，哪还有心思管他是死是活呢！
有时候，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人在大街中央一摇三晃地走，胳膊不住地舞来舞去。借着微弱的晨光，远远望去，会觉得那人似天上跳舞的神仙下凡。然而，走到跟前一看，才知道是一个衣衫褴褛脏兮兮的疯子。疯子见有人走近，就张牙舞爪地扑来，吓得我魂飞魄散，跑回学校进了教室，我的心还在“咕咚咕咚”直跳。
有一回，那是深冬的一个早晨，刚下过雪，地上一片雪白。有了雪光，天也不觉得那么黑了。踩着深深的新雪走着，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声响时轻时重，时快时慢，清脆明快，悦耳动听，似一首优美的乐曲。
突然，响起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那急促的敲门声中，夹杂着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嘶哑的呼喊：“开门，快开门！救救我！救救我！”
那声音，在这隆冬的黑乎乎的死一样沉寂的早晨，愈发显得无比巨大，震耳欲聋。
我马上躲到一棵大树后面。只见公安局大门口一个女人在拼命地撞门。那女人衣衫不整，披头散发，在她偶尔回头的一霎那，我看见她满脸是血。
我猛然一惊，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害怕，浑身不住地发抖。
那女人还在不住地敲门呐喊，后来就开始用头撞门。可还没撞几下就软软地倒下，嘴里仍然不断地嘶哑地呼喊着，声音却越来越小。
我蓦然明白，不能继续呆在这里，必须马上离开。鼓足勇气，迈开沉重的双腿，踏着深雪，急忙往学校里奔去。跑过大街的时候蔑见，皑皑白雪上，一滴滴鲜红，似乎从远处曲曲弯弯延伸过来，直指公安局门口。
慌慌张张跑进学校，坐在课桌旁半天，我那颗惊恐的心还在扑扑猛跳。
也许是那时候还太小，社会上的事听说的不多；也许是那个年代信息流通和传播不像现在那么广，那么快。因此，事后直到如今，我也没弄清楚那天清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我知道，从那以后，无论是上早校，还是上晚自习，我再也不敢从那条大街走过。
（十一）
上课的钟声已经敲响了很长时间，授课老师还没来，看来这堂课又要自习了。
教室里悄无声息，同学们都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没人看书，也没人吵闹，估计大家都在蓄养精神。
正是节粮度荒最要紧的年月。老师和同学们或许还包括全国人民，都已经勒紧腰带坚持了快两年了。开始那些日子，“以瓜菜代粮”填肚子还能顶得住，到后来，瓜菜吃光了，菜根、野菜，连能吃的树叶也都吃光了，人们的生存遇到了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日子里，一个个面黄肌瘦，走路都一摇三晃，谁还有精神去做事情呢？我们班来上课的同学一天天减少，不少同学退学，有的即便没有退学，也已经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学校无奈，决定动员一部分岁数大一点儿的同学提前毕业。消息一传出，呼拉拉站出一大批同学，他们从老师手里接过毕业证，匆匆忙忙回村谋生去了。
我们班的同学l第一个报名，上了不到一年就高小毕业，他或许觉得很划算，或许正急着想离开这沉闷而无奈的地方。然而，我却很羡慕他，觉得他有了自由，有了四处寻觅草根、野菜、树叶的时间，有了为自己、为家人求得生存而无拘无束奔波的机会。后来我当兵的时候，遇到他的三弟弟，他可能只有十六七岁，可他虚报了岁数，同我一起入伍。他凭着我和他哥哥做过同学，一到部队就开始跟我耍赖，今天他缠着我帮他写信，明天又“偷”走我的牙刷牙膏。不过这家伙挺聪明，听说后来在部队混了个团长，这会儿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他的哥哥——我的那个同学——改革开放以后，发了，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大款。此为后话，不提。
当时的那些日子，老师不来给我们上课，同学们并没有多少怨言，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不过，这确实也不能全怨她。她单身住在我们教室隔壁那间简陋的教学办公室里，几个老师一个房间，又办公又住人，还要生火做饭，况且，我们老师从上年秋天就已大腹便便，今年开春就生了个娃娃，此后仍然住在那间几个人同住的办公室里。那种艰难，那种无奈，可想而知。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隔壁房间里一有婴儿哇哇地哭声传出，不管讲到哪儿，老师扭头就走，回屋里照顾她的小宝宝去了，我们也就开始了自习。
这个娃娃来的也不是时候，正赶上节粮度荒。起初，哇哇地哭声并不那么勤，到后来就哭声不断。我们在教室里静静地听着，慢慢地在那哭声中，时时隐约听到女人低声的压抑不住的抽泣。
为了我们的功课，老师总能请到其他老师帮她代课。有时是语文老师代数学课，有时是数学老师带语文课。有一次从文化馆请来一位写大字的老师代课，听说县人民礼堂的大匾出自这位老师之手。可他写的字也太大了点儿，整整一块黑板只能写下他的两三个字。同学们听他讲课，只顾看字、识字，谁也没听清他讲什么。有一次是老师十几岁的表妹来代课，也许是缺乏自信，黑板上的粉笔字写得特别小，坐在第一排的都看不清。但同学们还是认真地听讲，大家可能觉得，有人讲课总比没人讲课好一些吧。可是，坐在后排的一位同学突然冒出一句话，说：“请老师把字写大一点儿，后边一点儿都看不见。”老师的表妹一下子满脸通红，随即捂着脸跑出教室，走了。从那以后，就很难再请到代课老师，同学们也就只能自习了。
说是自习，其实也没人能学得进去。除了饥饿难耐和毫无精神之外，没有老师讲课，课本上那些东西谁能看得懂呢？又有谁是无师自通之徒呢？
那年，我没考上中学，我们班没有一个人考上中学。
（十二）
小学毕业没考上中学，就有人给父母出主意，让我去上班，说是既能给家里挣钱，又能解决我的就业问题。
有一天，父亲领我去了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院子挺大，房子挺多，但座座房子破旧低矮，处处收拾得却干净整洁。
屋子里出来一个人，忙跟父亲打招呼，看样子他们挺熟。那天，母亲专门给我换了新衣服，仔细地梳头洗脸。那时候我还不满十三岁，个子不高，而且挺瘦小，但一经打扮，估计也便有点儿人模狗样的了。
那人看了看我，笑了笑，又胡乱问了我几个问题，便跟父亲说话去了。
回来的路上，父亲挺高兴，不住地夸我。父亲很少当面夸人，我心里也美滋滋的。
然而，当父母亲说明不让我再上学而让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不干了。原来白天去的那个地方是县委大院，他们让我去县委办公室当公务员（实际应该叫勤务员）。父亲说，人家看上你了，有多少人争着去还去不了呢。上了班还可以慢慢学习文化，两不耽误。父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道理讲了一遍又一遍，我硬是不听。最终还是父母亲让了步，我又回到学校补习功课。
然而，我心里十分明白家里的困境，暗暗下定决心，想办法为家里挣钱出力。
一次偶然机会，有人介绍我在假期去棉油厂打工。那是一个卖苦力的活儿。介绍人怕我吃不消，一个劲儿问我行不行。我忙挺直胸脯，赶紧表态，生怕人家不愿要我。
其实，打工的活儿并不太累。几名老师傅把从乡下收来的土布，一匹匹检验挑选出来，分等级堆放；几位女师傅把检出来的一匹匹土布整理出来码好，而后打包——一定数量的土布垛整齐放在一起，用麻布包好，拿一根粗绳捆住，为了捆紧，要用大锤砸实——我的工作就是抡大锤砸布包。
开始几天兴致很高，大锤抡得溜圆，师傅们个个高兴，说是雇来了一个好劳力。可是，没过几天我就有点蔫儿了。胳膊肿胀，两腿酸疼，晚上睡觉翻不过身来。第二天抡大锤，前半个多钟头必须咬紧牙关，直到胳膊腿儿发了热，浑身的疼痛才能缓解，大锤才能轮圆。
不过，我终于坚持下来了，而且，胳膊腿儿再疼，我也始终不告诉任何人。
师傅们很高兴，为他们的工作效率的提高；父母亲也很高兴，为每月我给家里增加了十几元的收入；我也很高兴，为我能够继续上学读书。
第二年，我考上了中学，那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
2007年大雪收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