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雁冰是1920年12月初接手《小说月报》主编工作的，为保证新《小说月报》能按期出刊，这一年年底和第二年初这段时间就得全力以赴，而这段时间恰好又进入农历的岁末，所以沈雁冰决定不回乌镇过年了。
离家在外读书、工作这么多年，年年春节都是要回家过的。这次算个例外，沈雁冰提前写信告诉了母亲。他没料到母亲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他马上找好房子，她们婆媳二人搬来上海住。
原来，陈爱珠心里还记挂着年初时生出的那个疑虑呢。虽然沈雁冰当时的复信暂时打消了她心中的不安，但毕竟没有明问起儿子有没有结交女朋友之类的事，现在儿子说过年都不回家了，主编一个刊物就真能忙成这个样子吗？她心里开始打鼓，那份被打消的不安，不但重新涌起，而且更强烈了。
沈雁冰接到这封家信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母亲从来没有用过这样严厉的语气和他讲话，必须马上解决搬家问题。可这正是他夜以继日忙得不可开交之时，根本抽不出身去找房子，只好仍托付福生去找。
孔德沚这时已怀孕了，找的房子要能安顿一家三代人住，至少也要有三间正房。在商务编译所所在的宝山路附近，要找到这样一处房子还真不容易，福生找了十多天也没有结果。急着要办的事，急切之中却又办不成，沈雁冰也无可奈何，只好再拖一拖。母亲这个年恐怕过得多少会有几分不愉快，没办法，沈雁冰只能在心里感到内疚。
过完年不久，已经是1921年的2月底，福生终于为他在宝山路鸿兴坊找到一处一楼一底带过街楼的房子。沈雁冰看了这处房子非常满意，过街楼那一间两面有窗，光线充足，空气流通，夏天也凉快，就决定租下。但原住的房客要他出一笔150多元的“顶费”，才肯出让。这笔“顶费”是原房客住进来时花去的装修费、电灯电线费等。
他搬出了，要新房客付一部分钱也是合理的，但这个房客索要的“顶费”超出合理价六七倍。沈雁冰虽然觉得太贵，但是这个带过街楼的房子特别中意，而且母亲那里催得紧，他咬咬牙如数付了这笔“顶费”。
沈雁冰这边把租下的房子略事整理，添置必要的家具，乌镇那边母亲已经收拾停当，携孔德沚启程了。
婆媳二人是乘内河小火轮赴上海的，沈雁冰请福生和他一起去戴生昌码头接船，以便帮助照看行李。母亲和德沚这一次搬家是真打算把家安在上海了，带的行李雇了两辆黄包车才装下。
一走进鸿兴坊的新家，陈爱珠顾不上坐下喘口气，先里里外外看了一遍房子，她对这处房子的格局、大小都还满意，儿子新添置的几件家具也觉得可心，看到儿子房间的一只书橱里光是外文书籍就足足有两三百本，她释然一笑道：
“怪不得你的薪水不够花，还要写文章赚外快，这些洋书很贵吧？”
沈雁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知道母亲打消了疑虑，于是回答道：
“书贵贱倒不是主要的，做学问写文章需要学习参考的书，贵也得自己购置，主要还是国外新书多，不及时翻阅，脑子里边的东西就会落伍。好在我的薪水又增加了，因为作《小说月报》的主编，今年1月开始，我的月薪增加到100元。”
“每月有百元收入，这个小家庭的开销自然是尽够了，也够你买书的花费，平时不要再开夜车，少写点文章，保养身体要紧。”陈爱珠嘱咐罢儿子，又转向孔德沚说：
“德沚，你来上海了，德鸿的日常起居你就要多操心了。以后每天晚上监督着德鸿，不要让他看书写文章。”
孔德沚点头称是，进屋去收拾行李。
母亲、妻子都搬在一起住，沈雁冰的意思是雇一个女仆料理家务，但母亲坚持自己下厨房。儿子工作繁重，儿媳有孕在身，她要让他们吃好，怕女仆做的饭菜不可口，所以只雇了一个年轻能干的女仆专管洗衣买菜。当年管理一个大家都能有条不紊、得心应手的陈爱珠，调理这样一个小家简直易如反掌。孔德沚不久就进入爱国女校的文科去读书，家里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她做。
爱国女校不是正规的中学，但程度比一般的中学稍微高一点。孔德沚虽然几进几出学校门，但在家里跟着婆婆学习，已经达到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所以进入爱国女校后，功课还能勉强跟上，毕竟选的是文科。
上海的女校到底不比乡村小镇的女校那样散淡，每天功课安排得很紧。这所学校离鸿兴坊又很远，孔德沚每天一大早去上课，中午赶回来吃午饭，放下筷子匆匆忙忙又得赶去上下午的课，傍晚6时以后才能回家。这样紧张的生活，孔德沚从来没有经历过，每天吃罢晚饭后，疲惫就已传遍全身，唯一想做的事是倒头睡去。
沈雁冰还是按照过去在家里的习惯，晚饭后陪母亲聊聊天，排解一下母亲一天操心家务的劳累，这是沈家良好的家教养成的习惯。孔德沚也一起陪着谈天说地，但一过了9点就接连不断地打起呵欠来。
婆婆体谅儿媳读书的辛苦，就催着儿子、儿媳早早睡觉。
爬格子、做学问的人哪里早睡得了，熬夜熬成习惯，都熬成夜猫子了。沈雁冰一进他们的房间，就打发孔德沚先睡去，他自己伏身在书桌前看书写文章。孔德沚是头一落枕头，就呼呼进入梦乡，全然忘记婆婆叮嘱监督丈夫的话。沈雁冰每晚都要午夜以后才就寝，这中间，孔德沚有时懵懵懂懂醒来一次，看见屋内灯光闪亮，会含含糊糊地问上一句：“你还没睡？”然后便转过头去又进入沉睡中。
5月底的一天，沈雁冰从《小说月报》编辑部下班回家，意外地见到弟弟泽民正在母亲房间里。他心里好生奇怪：此时是学校里期末考试的前夕，功课正紧张着，泽民怎么跑到上海来？恐怕为春天来信时提到的那件事？他正待讯问泽民，母亲却先开口说道：
“老二今天上午就到上海了，跟我纠缠个不休，说是要退学。这一下午我也想好了，既然泽民对河海工程没有了兴趣，勉强学下去，没有意思，也未必学得好，我已经同意他退学。”
沈雁冰听母亲一说，觉得非常意外。春天的时候，泽民曾来信，说他思想变动很大，对于研究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因而，对于桥梁建筑、公路工程的课程就越来越感觉枯燥乏味，在课堂上甚至完全听不进老师讲课，他想退学，改学政治。泽民这时距完成学业毕业，只剩下半年时间了，沈雁冰劝他无论如何先毕了业，再考虑学政治的问题也不晚。后来又劝他可以退一步，一面读书，一面参加校外的一些政治活动，总之是要拿到毕业证书。兄弟俩之间的这些来往信件，沈雁冰都让母亲看了，也请母亲去信劝说泽民，阻止他中途退学，母亲为此也写了信。此后泽民没再提及退学的事。
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沈雁冰就发现弟弟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他正与孙毓修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为商务印书馆拟出版的《四部丛刊》选合适的善本，常同泽民见面。他感觉泽民是受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他们一见面，泽民就大谈政治，发表他对各种政治问题的见解，还谈论文学，他已经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这两个话题，兄弟两个谈起来是很投机的，泽民只是没有哥哥那样持中、稳健，对什么问题的看法都更激进一些。但沈雁冰还是有点担心，不是因为泽民的激进，而是担心他因此影响学业。他提醒泽民说，母亲的愿望是要他学好水利工程，因为父亲的遗愿自己已经不能完成，只有靠他了。他要求泽民不要让政治和文学的兴趣超过对于学业的兴趣，影响到课程的学习，辜负父母的殷切期望。泽民也表示同意，他在学校里各科的学习成绩都是冒尖的，沈雁冰知道这一点。
然而，不久以后，也就是1919年11月1日，沈泽民就与同学张闻天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少年中国学会是由李大钊等人在五四运动以后发起成立的，总会设在北京，参加这个学会的有许多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因为参加政治活动太多，使泽民没有精力去读书了呢？
想到这里，沈雁冰还是用劝说的口吻对泽民说道：“对政治有兴趣，从事社会活动，也要有个立身之处。马上就拿到手的毕业证书你放弃不要，离开学校怎么找一份工作呢？”
“我同意泽民过几天到日本去半工半读。”母亲在一旁插话说。
这更让沈雁冰没有想到，问泽民说：“为什么想到要去日本？”
“我想要更好地学习了解社会主义学说。”沈泽民回答道，“国内英文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很难买到，而日文的却很多。我去日本可以半工半读，就是为了专门学习日语以便研究社会主义学说。”他还告诉母亲和哥哥，张闻天也和他一起退学，相约一起到日本去。张闻天已经先期回家，可以搞到一笔钱，大概再过两三天就能来上海和他会合。
沈雁冰想到母亲既然已经做了决定，泽民又是这样坚持，自己也是无可奈何的，便不再说什么。
母亲这时又对沈雁冰说：“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国读书，半工半读怕也不容易，而且会分散精力。我已经给了泽民1000元，这是原来留着给他结婚用的。我想，他现在准备干革命，又没订过婚，谁知将来会找个什么样的女人。即便将来有中意的女人结婚，料想也不要花什么钱，不像你当初是订了婚的。倒不如现在给了他，了却我一桩心事。”
沈雁冰点点头，心想：母亲到底豁达，拿得起，放得下。泽民这么件大事，可能关系到他今后一生的路怎么走，母亲说决定，当即就决定了，没有一点拖泥带水。其实泽民做出这样的选择，何尝不是学了自己的样子呢？自己却还在那里顾虑重重。虽说作为兄长，应该为弟弟想得周全一些，多为母亲分担生活压力，但泽民毕竟是早已有了自己主见的成年人，还是母亲的考虑恰如其分。
见两个儿子都不再说什么，母亲笑着叹了口气说：“你们父亲的遗愿是要你们兄弟二人都学理工。如今可倒好，一个搞了文学，一个工科学了四年，马上文凭到手了，又不肯学下去，还要退学。这世界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你们父亲何曾料得到！我如今这样干，你们父亲在天若是有知，大概会怪我的。”
沈雁冰兄弟两个见母亲的话语中带出几分感慨，便一齐安慰她。
母亲却笑道：
“不用你们安慰。我想得开，不然也不会同意你们选择的路。人世间的事总要变的，你们今后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你们走的路是对的。我也不怕你们父亲怪罪我，他如果活在世上，说不定也会走这条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