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打算自己率部北援，”拜表即行“.但是，这段时间常到他营中晤谈的张芾却力加劝阻，说：”专为统兵大臣则可拜表入卫，兼为两江总督，则有守土之责，又值皖南败坏之际，未可弃此而他行。“曾国藩听了，认为”其言有至理“.但是他又不愿遵令派鲍超北上，使这位”骁勇之将“成为胜保部下的一员，因此，他在九月初六日（10月19日）的复奏中说，鲍超部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趱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殊恐缓不济急“,又说，鲍超”究非致远之才，兵勇未必乐从，邻饷尤难应手“,把一道”圣旨“挡回去了。然而，这位”抱道君子“,对待”勤王“这样封建主义的大是大非，究竟不敢等闲视之。他在给弟弟国荃的信中，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篇：”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必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令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根本倘拔，则南服如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庶民岂肯完粮？商旅岂肯抽厘？州县将士岂敢听号令？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怡讥于百世。“这个时候，他想的是，他的湘军，他的江西、两湖基地，他的粮饷厘金，他本人以及他曾氏一家的命运，与清朝廷这个”根本“的命运何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何等不可分割。
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于九月初六日提出了一个办法：奏请皇帝于他自己与胡林翼二人中，派一人带兵北上，在得批复后再行起程。这个很有心计的”主意系希庵所定“,而与曾国藩的”初计相符“.当时，李续宜带勇四营自江北赴援徽州，在祁门住了十多天。曾国藩欣然接受李续宜定出的这个主意，是因为他计算得很清楚：”夷氛去京二十余里，安危之机当在八九月内“,也就是说，在八月或九月间，京城的安危问题早就有了眉目，解决了；而清廷对他们请求勤王的奏折的态度，根据当时驿站的速度，”计十月初七八可奉谕旨“,届时，谕旨便是个马后炮了。因此，他和胡林翼既可博得”勤王“之名，而又无需”勤王“之实。
当然，他们也估计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即英法联军与清军在京畿处于胶着态度，战争旷日持久，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叫”犹豫相持“,那就很可能朝廷会真的叫他或胡林翼带兵北上，故他在上奏的当天，就在信中提醒胡林翼说：”惟如此入奏，谕旨派出之后，即不可少有濡滞。“曾国藩自己确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他与胡林翼及其他湘军大员反复商量，对他们中一个走后的安徽战场作了详细的部署，甚至对军事统帅人员的调动也作好了安排，并写了《北援八议》。
曾国藩北援的直接目的，主要不是去抗击英法侵略者。他”神魂震越，中夜涕零“的是，咸丰帝逃到了热河，他在日记中写道：”念唐皇幸蜀、金宗迁蔡之事，不幸身见之，身为大臣，愧愤不能自己。“他之所以定计亲自北援，是认为”君父之难，义无反顾。“虽然”勤王“与抗击侵略者是一件事，或者说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但是曾国藩当时考虑的侧重点绝不是要去”制夷“,他一再强调，”此次北行，专言君臣之大义“,”北援专以明臣子之义“.”主辱臣死，分所当然耳“.又说：”入援本难，若但明奔问官守之义，不求补救全局之策，则尚不甚难“.所以，他明知”此行不过明臣子义，毫不裨于时局“,但仍认为，”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当他从恩秋航的信中知道和议已成，侵略者已退出北京，咸丰帝已可以回到京都时，立即表示”差可忭慰“.至于京都大遭劫洗，他轻描淡写地说：”圆明园虽被焚毁，京城尚未大伤。“对于新的辱国丧权的《北京条约》，这年十一月他始见到，”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加难堪。“这才表示了对侵略者的不满与对国家的忧虑。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同时并存的时候，曾国藩始终坚持把矛头指向太平军。他在给朋僚的书信中一再提出：不可因北援而”掣动南北两岸之全局“,”南服两湖、三江战守各事，仍不可不竭力支持“,”安庆决计不撤围，江西决计宜保守“.他说：”大抵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三湖三省，势也。吾辈但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亦不甚悖于理。“他口里说的是”理“,而内心大力在谋画的却是”势“,即保住自己的这点军事力量，保住自己的这块地盘，保住自己的来之不易的顶戴。十月初四日，曾国藩听说和议已成，立即兴高采烈地说：”九月初六日请派带兵入卫一疏，殆必不准，从此可一意图东南之事！“同一天的日记，更按捺不住轻松的心情，写道：”旬日，寸心扰扰无定，因恐须带兵北上入卫，又须进规皖吴，兵力难分也。今接奉此旨[指鲍超不必北上之旨],可专心南服之事矣。“
据载，拒绝鲍超军北上”勤王“,是李鸿章的主意，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任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当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
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鼎、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李鸿章署理江督时，虽然他励精图治，但因地位不稳，时间较短，成效甚微。他受命刚满五个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顾山陕门户，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用心险恶。从军事上说，时值捻军主力从安徽转进河南，向西运动，而曾国藩则侧重东路，无力西顾，清廷拟调李鸿章督带号称洋枪精整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备加剿捻“,以防止捻军和西北回民义军联合抗清。从政治上说，”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岂能让曾、李久居？清廷阴谋一石二鸟；通过独立于湘淮集团的吴棠夺取李鸿章手中的两江地方实权，又可利用淮系李鸿章牵制湘系曾国藩，以防”内轻外重“.曾国藩、李鸿章看穿清廷用心，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曾国藩接奉廷寄，认为”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他未经与李鸿章协商，就上疏抗争，声言”目下贼势趋重东路“,清军”自当以全力专顾东路“,”谕旨饬李鸿章视师河洛，该处现无可剿之贼，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臣今所倚以办贼者，全赖淮勇诸军，供其指麾，李鸿章若果入洛，亦岂具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挟以西行，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认为李宗羲”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习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滔“,难胜其职。李鸿章接奉廷寄后，也”反复筹思，似难尽妥“.
李鸿章之所以拒绝视师河洛，是因为捻军主力业已挥师东指，同时担心”一军两帅，牵制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对饷源重地两江实权的控制。为此，他致函曾国藩，先后提出两种应付方法。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恳请曾国藩对于两江的人事安排”熟筹密陈“.他认为倘若自己视师河洛，吴棠必争江督一席，而吴棠”满腹牢骚，用人行政必多变局“.吴棠早年曾有德于贫穷未达的叶赫那拉氏家庭，因而慈禧垂帘听政后，”圣眷颇隆“.李鸿章虽然恭维吴棠为”天子知名淮海吏“,是自己的”金石至交“,但考虑到吴棠既是慈禧亲信，又被曾国藩贬抑，因而从派系利益出发，反对吴棠署理江督。他借助别人之口，道出自己的心声，建议调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大臣，而以丁日昌任苏藩，或调李瀚章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李瀚章是他的胞兄，丁日昌”洋务既熟“,又与淮军”息息相关“.在他看来，只有他们才能稳定东南大局。他劝告曾国藩在择人问题上，”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十六日他再次致函曾国藩表示最好是维持现状，否则就彼此对调。曾国藩既然早有”决不回任“的表示，如今就只好主张维持现状了。因而，李鸿章便于十月初复奏，婉转要挟清廷，说视师河洛，有”兵难远分，饷难专恃，军火难常接济三端“.清廷鉴于曾、李的这种态度，不敢强制，只得下谕允准。
还有一件发生在同治三年，当时湘军攻占金陵还不到四个月，曾国藩突然于十月十三日接到初八日的一道上谕：”现在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蒇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军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稍迟缓。“同一道上谕还说：”江南甫经肃清，所有抚辑地方一切事宜，切须妥为筹办。即着李鸿章前赴江宁，暂署总督篆务；曾国藩俟李鸿章到后，即行交待启程。“在此之前，新捻军在皖、豫、鄂辗转苦战，声势大张，闪灼着天京失陷后的耀眼光芒。九月，捻军围清将成大吉部于蕲北，大将石清吉阵亡。”疲倦殊甚“的曾国藩已遵旨派出刘连捷部赴援，交官文调度。他认为，这样做或许可以将朝廷的指令敷衍过去，谁知又来了这么一道新上谕。这使他”竟夕不能成寐“.他的幕僚赵烈文也惊呼此事”殊咄咄可怪“.第二天，曾国藩给九弟写信说：”少泉三月内可到。余交卸后，拟即力陈精力已衰，请解兵权。实则不愿赴楚界，更不愿赴他处矣。“
果然，曾国藩于这月二十二日连发一折一片，诉说自己”才力竭蹶，不堪肩荷艰巨，曾于元年八月、十月、二年四月三次具奏，本年三月又因手足抽挈，请假调理。“自度”蒲柳早衰，万难再胜重任“.因说：”一俟皖鄂肃清，臣即专疏吁恳天恩，请开各缺“:在一些经手事件未清理之前，”拟择滨江僻县驻所，力疾经营，不敢稍涉疏懈“.曾国藩婉转地向朝廷表达了”不愿赴楚界，更不愿赴他处“的心意。
除了摆出”蒲柳早衰“这层理由外，曾国藩进一步用自贬的方式以求不赴前敌。他说：”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三日，臣俱未亲临救援。本年屡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落到这最后一句：”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
曾国藩确是一个写文章的高手，很懂得起承转合的奥妙，奏折写道”未必有益“时，用”而“字轻轻一转，淡淡地说出：”与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他话中带刺，讽笑两个钦差大臣萃于四百里之内，大军云集，却不能制压捻军；同时，他的话虽说得婉转，实际意思却是不愿与僧格林沁、官文两位蒙、满贵族共事。这才是曾国藩抗旨不应的真正的内心世界。
清政府鞭长莫及，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只得以”蕲北之围已解，战况转好“为由，于十月二十九日谕令”曾国藩即可无庸赴安庆，亦无须交卸督篆，仍驻扎金陵，妥筹调度。“并且叫他”不得遽萌功成身退之志，用副厚望。“
曾国藩在官场中的精明还表现在他的激流勇退。晚年的曾国藩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做官，可又不能不做；他想上疏请辞，可语气又不能太硬，可语气不硬，又怎么获得恩准，万一战事又起，他不也还是被征召吗？前后不能，进退两难，怎么办呢？
曾国藩为什么不愿做官，他有三条理由：一是”督抚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攻挫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名声。“二是自己”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三是他认为”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于是他上疏告病求退休，李鸿章听说后写信告诉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然免不了被皇上征召，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曾国藩觉得他学生的这些话都切中事理，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决计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大祸大谤。如果遇上小小的凶咎，我也只将听之任之。“
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也陈述了不能逃避的看法：
”我们兄弟蒙受国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终究不能退藏避事，也只好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将祸福毁誉置之度外，坦坦荡荡，行法俟命而已。“
曾国藩只求能将自己闲置起来，不进不退，不露不藏，这样既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李鸿章之所以不愿曾国藩退休，不就是怕失去他老师这一靠山吗？）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的晚节和清誉，又可增加自己的体恤皇上的名声。真是一箭数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