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的男友成为嫌疑对象。当时他正在跟我学小提琴，因出于师徒关系，我曾坦诚地问过他：到底跟该女知青发生过性关系没有，发生过什么过激冲突没有？他都断然否定。我轻信了他，并告诉他只要没有这些事，他女友的死就和他没有太大的关系。并帮他写过一篇《辩白书》（因为他只是小学毕业）。没想到幼稚的我的这些单纯的做法，竟成为证据，最后使我成为李肃仁所炮制的反革命强奸凶杀集团的首犯。
原来，自杀事件正好给对知识青年怀着刻骨仇恨、伺机寻找专政对象而苦于找不到证据的李肃仁带来了绝好的借口。在那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黑白颠倒，混淆视听的年代里，他利用这件当事人已死，相关人物在他的淫威之下为明哲保身，只有嫁祸他人的有利条件，把这件本来与我毫无关系的简单自杀事件，硬是屈打成了多名知青参与的勒死女知青罗某的反革命强奸凶杀集团案。
从这事件可看出李肃仁的丑陋、卑劣、残忍的本性。他可以无视当事人女知青的《绝命书》，诬陷是我教她写的；他可以无视当时普格县公安局的第一次座谈会的调查结论，诬陷该会是我组织的人员参加（实际是农场各方面的人员都参加了的）。他没有任何证据，完全是用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完成了自己杜撰的故事。
我与他无怨无仇，过去并不认识。他的目的就是镇压知识青年，想用无辜知青的鲜血染红自己，以显示自己的政绩，达到升官的目的。
1970年元旦之夜，当时农场的知青自发聚在一起联欢唱歌，迎接新的一年。活动在高潮时，我正在拉小提琴，李肃仁就冲进来煞有介事地说：普格的反革命分子在暴动！然后又到了他的办公室，给拖木沟区政府打电话：农场的反革命知青在造反，请派武装民兵来镇压！紧接着他组织了一批打手冲进了知青联欢会场，挥舞着棍棒、绳索对手无寸铁的知青进行肆无忌惮的毒打和捆绑。荷枪实弹的区武装民兵也来了……这就是震惊普格的“一·一反革命事件”。有十多名知青被抓进了他私设的集中营-集训队。我也在“一·一事件”里作为重犯被抓进了集训队。
为了蒙蔽广大不知情的群众和欺骗相关的专政机关，李肃仁把我制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反革命强奸凶杀集团的首犯，指使其打手对坚决不肯就范的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我经常长时间被迫跪碎瓦片、反吊在门框上毒打、打肋部，左肋被打断两根，为了自疗，我只能喝自己的尿。不准吃饭，不准睡觉地接受审讯，天天都是鼻青脸肿。晚上睡觉也戴着私制的刑具背铐……集训队另有一人被李肃仁诬陷成盗窃犯遭受到残酷的毒打，他不堪忍受罪名和暴虐，上吊自杀了。这一件事，也被李肃仁加以利用，说是我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叫他自杀的，以此来威胁“革委会”。对我又是一顿批斗和毒打。我真是叫天天不应，身体和心灵遭到了空前的重创，我真想用死来解脱这些痛苦。我找过一位朋友，请他帮我找一瓶农药……但遭到了拒绝。我知道他是为我好，相信总有一天能澄清事实。
李肃仁又利用一些年幼无知的小知青写大字报制造舆论，并在他的导演下举行各种侮辱人格的批斗会，要我承认如何杀死罗某。面对莫须有的罪行，年轻而无辜的我怎会承认？
李肃仁深知，没有我这个首犯的招供，反革命强奸凶杀集团的故事就无法成立，也就无法达到他的目的。既然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圈套。李肃仁自己写了一张纸条：今晚查清罗某不是自杀、是他杀，是龚联宇、袁某、孙某将其勒死后制造的假现场；查清他们是怎么密谋杀人……然后李肃仁又指使一位女知青趁打扫审讯室的时候，做出同情我的样子，将这个纸条揉成团扔在我的脚边。当时他们正在逼我写怎么杀死罗某的交代，我看见纸团就拾了起来，展开一看就明白了，这明明就是给我下的一个不得不钻的诱供圈套。我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自己的清白要维护，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和在经受着无止境的灭绝人性的刑讯逼供的小环境里，我还能挺得过来吗？我不承认就很有可能被打死；承认了，还有可能暂时缓一缓。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按照纸条上的诱供方向交代了。
同时，我也深知那张诱供纸条将可能是最终还我们清白，并能够证明是李肃仁有意迫害我的重要证据。因此我必须设法保住它。但要怎样才能保得住呢？在那个黑白颠倒、毫无法纪的年代里，在我这个当事人身陷囹圄、没有自由、得不到清白而旁观者胆小怕事、不明就里又无法信任的情况下，一个孤立无援的受害知青能保住这张诱供纸条吗？
我真不知该怎么办！
第二天早晨，集训队“犯人”在放风入厕时我碰见了同是集训队“犯人”的胡义迁（也是被李肃仁迫害的知青），他责问我：“你怎么会干那种事？”我说：“我是清白的。”看到周围没有打手：“这就是他们陷害我的证据！”把纸条塞给了胡义迁并告诉他：“请帮我保存好，这就是我的命！”
我于1970年4月被关进了凉山州普格县公安局看守所，成了一名等待枪决的死刑犯。离开了李肃仁暗无天日的统治，我理所当然地否认了强加在我身上的罪行。我一再提起申诉，凭着各种证据等待着时机，并揭露李肃仁残害知青、制造冤案的种种伎俩，让世人看清这一切的本来面目。公安机关也把那张胡义迁偷偷藏起来的诱供纸条从厕所墙缝里挖了出来。（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成都知青胡义迁，他不但没有用这纸条去邀功请赏，还为证据的保护尽了自己的力量和道义，为这件冤案顺利澄清创造了条件。）随着“十年浩劫”进入尾声，国家法制开始恢复，定罪开始注重证据。我被关押了四年多，于1974年7月和其他被冤枉的知青们终于得到平反，无罪释放，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安排工作。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也由一个意气风发的小青年变成华发满头的老人，在每天逗着孙儿怡享天年之余偶尔也会想起那人生沉沦、法度全毁、人权被践踏的可怕年代，深感一个安宁、和谐、法制健全的社会对每个人都是多么重要啊！
作者简介
龚联宇，男。1965年成都七中高中毕业后在知青训练班学习，1966年2月下乡。
1974年在凉山州昭觉工作，1986年在凉山州有色金属公司工作。199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退休。
误入“主战场”
何隆华
1970年9月的大巴山，又开始阴雨绵绵，挖完红苕就该忙着种小春了。生产队派我下山去背化肥，在场上碰到一同插队的知青江志胜。他说：“我们去公社革委会请赵文书喝一顿酒，再请他给出张证明，跟我一道去看看我哥，行吗？”我说：“你哥在哪里？”他说：“在广元煤矿，我妈妈写信来叫我去看看他。”
我一下兴奋起来，早就听说广元煤矿是国营大煤矿，我俩去一定能蹭到几顿饱饭，兴许还能吃上肉。连日里在阴雨天挖红苕，腰酸背痛的还真想出去走一走。于是想方设法搞了一斤酒，提起去找公社文书赵世荣。赵在酒精和肉麻的讨好话、恭维话作用下，大笔一挥，“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等等。下面是：“兹有我公社革命知识青年江某某、何某某因事前往广元煤矿，请沿途准予食宿，特此证明”云云。落款南江县正直区胜利公社革命委员会，上面盖上一个鲜红的印章。我俩欢跳着跑回生产队去请假，信签纸写的证明不敢放在衣袋里，一直捧在手上，生怕弄花了上面鲜红的神圣印章。
背着干粮步行九十多里山路到了东凡，摸出证明走进东凡公社供销社小旅店，旅店管理员仔细分辨证明上的印章后，在证明上批上“已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店住宿”并盖上旅店的章，才给我们登记。四角钱住一晚上的床位是供两人合睡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俩按计划在东凡至旺苍的公路上选择了一处坡陡弯急的地方埋伏下来，一边抖落身上的虱子，一边等候过路的货车。终于，一辆从东凡开往旺苍的货车来了，赶紧尾随而追，在汽车爬坡减速时翻身而上，上车后立即躲进车厢两旁驾驶员反光镜看不见的死角里。数小时后，汽车快到旺苍县城了，我俩跳车赶快逃跑，被驾驶员抓住是要挨黑打的。接着就趁夜幕爬小火车，和一群盲流一起半夜扭开车门，钻进停在车站运耕牛的车厢里，忍受着牛粪的熏陶和耕牛的挤压。天快亮了，盲流告诉我们：如果火车头挂旺苍方向的车厢就赶快跳车，挂广元方向可以悄悄地不要动。经过小火车一天的颠簸，我们终于和耕牛一起抵达广元。
当我们在广元火车站下面的河边洗干净脸、整理好衣服，一脸从容地跨进国营广元快活煤矿的大门时，天色已经晚了。在接待室坐了一会，一位穿军装的干部匆忙赶来，看了看我们放在桌子上盖着鲜红印章的证明，客客气气地把我俩带到矿部招待所。干部说：你们先到澡堂洗澡，我去食堂为你们安排伙食。我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进澡堂，在空畅的澡堂里，热水哗哗地冲去淤积多年的猥琐与自卑。我和江志胜互相打闹着，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洗完澡，在食堂吃着热腾腾的菜饭和久违的猪肉，接着又躺在招待所干净、柔和、温暖的被盖里，我俩感慨得辗转难眠，当一名国企职工竟然是如此幸福。
第二天吃早饭时，干部又来核对我们要找的人的姓名。他到矿部去查了人事档案告知我们要找的人在七中队，并安排生活车送我们到了七中队。在七中队办公室，几名干部仔细研究了我们的证明后，进里屋去抱出一大堆档案来翻阅，一个干部突然神色严厉地喝道：“江志胜，你和王复生到底是什么关系？”江说：“他是我哥呀！”“什么！你们两个为什么冒充外调干部？”我说：“我们没有哇！”“你们知不知道王复生是改造对象，人民的敌人！”
我俩一下傻了，糊里糊涂地我们成为了阶级敌人的同伙。这时，我悄悄抬头才注意到墙上到处是“抗拒改造，死路一条”、“阶级斗争要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越抓越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杀气腾腾的标语。我们被带到房间的角落站着，面壁接受训话：
1．广元快活煤矿是省属军事管制劳改单位，阶级斗争主战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进来的；2．王复生是有现行的被镇压地主阶级狗崽子，他小时候吃江志胜母亲的奶是压榨、盘剥劳动人民，王与江家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该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到处乱跑，更不能与王接触，以免中毒，必须限时离开。我俩一下掉进了冰窖里，幸福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走得太突然。
我们空着肚子，垂头丧气地走在七中队到矿部的公路上，心里却在愁这几百里路，身无半文怎么能够回到生产队。走在我们前面的一个人慢吞吞地弯腰系鞋，当我们经过他身边时，他突然递给我们一个纸包，手指了一下公路对面的小树林，匆匆离去。我俩抬头看见树林里一个矿工打扮、瘦高英俊的青年在向我们招手，“那是我哥。”江说。打开纸包，里面是20块钱和一张写着“兄弟保重”四个字的纸条。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30年悠悠离去。历经人生的坎坷和沧桑，这段经历我本早已淡忘。一天，江志胜在楼下喊：“老何，我哥回来了！”我向门口迎去，未见其人已闻其声。“砰、砰、砰”是金属与地板的猛烈撞击声。打开门，只见江志胜扶着一个满头白发，满脸沧桑，拄着一根铁拐棍的瘸腿老人进来。“你还认识他吗？他是王复生！”江向我介绍。“哪个王复生？”我莫名其妙。“1970年我们去广元煤矿-”我恍然大悟，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瘸腿老汉就是当年那个英俊小伙。“你的腿？”我指着他的下面。他摇摇头，“在里面，这种事太平常了，你现在看到的好多了，我在地上爬了一年多，总算活出来了……”
在他哥俩的摆谈中，我才弄明白，原来江志胜的母亲是王的奶妈。王的父亲在广安因地主身份被镇压，母亲病故，失去双亲后，江志胜的母亲把王当成自己的儿子带到重庆。初中毕业后，王在重庆港务局参加了工作。从小在江家长大的王一直把江家当自己的家，把江的母亲当自己的母亲，把江家的弟妹当自己的弟妹。不料“文革”中，港务局清理阶级队伍，原本是朝天门码头理货调度员的王，被查出其生父是广安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加上他本人不满港务局里造反队干扰生产，被造反派诬陷。批斗之后，军代表一张条子，就被送到了广元快活煤矿。
江家的兄妹都长大成人，结婚后分开外住，陪伴九旬高龄的母亲共度残生的竟是六十开外仍然独身的瘸腿养子王复生。中国人半个世纪后才开始修补与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和亲情。梦醒之后不该再有噩梦。
作者简介
请见《南江纪事》后的作者简介。
迟到的鞠躬
张崇实
20世纪60年代初，我跨入省城长沙火车站附近的一所初级中学，开始了自己的中学学习生活。
我清晰地记得教俄语的是一位小个子、面容姣好的女性-文老师。
文老师您还记得吗？第一堂课在自我介绍后您就开始给我们教字母发音。
当时，座位紧靠着教室门边的我，嘴里有一下没一下地附和着大伙，眼睛却盯着门外，饶有兴趣地望着不远处墙根前一对正在对眼争斗的大红冠子公鸡。
“张崇实同学，请你发一下好吗？”不知什么时候，您站到了我的座位前。
第一节课就被老师以这样一种方式给记住了，我感到十分害怕与尴尬，脸一下就红了个透，嗫嚅着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卷起舌头，用舌尖轻轻抵着软腭，抬高舌根部位，用力送气……”
朝外瞥了一眼，您顺手将教室门轻轻地掩上后，笑容可掬地鼓励我：“别紧张，试试看。”
望着您诚挚而又慈祥的笑容，我轻松下来依次照做，蓦然，感觉舌尖在一股气流的冲击下发出一阵颤动，仿佛有一台小型发动机在口腔中轻轻轰鸣：“嘞……”
“好，再来一次。”在您鼓励下，我如法炮制，再次用力，舌尖又一次颤动并发出悦耳的声音。课堂上掌声响起一片，我感觉脸有点火辣辣的。
课后，您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轻柔地对我说：“一般俄语初学者发音时，在前面往往都不自觉地带有一个短短的“D”音，看来你还是有一定的语言天赋和悟性，只要认真学习，反复练习，终将会有所成就。”没有批评与指责，只有鼓励与开导，您亲切的语气恰似一位老师妈妈。
由于自小耳濡目染熟练运用方块汉字，对于像蝌蚪和蚯蚓形状、干瘪单调的俄文单词，班上的同学大都提不起兴趣；于是一种“我是中国人，不愿学外文，英雄交白卷，好汉打零分”的奇谈怪论在班级中悄悄地浸淫滋蔓，学习氛围缺乏，学习效果和成绩可想而知。
